2011年，李文祥的事迹感动全国，成为楷模，事后他却说：我后悔了

1962年6月，黄河故道上吹来一股白腥腥的热浪，盐碱地在日光下泛着惨白。北街村稻改队的三十多个汉子弯着腰，一点点把秧苗插进没过脚腕的泥水。为首的人满脸黝黑，双臂布满老茧，他就是三十七岁的李文祥。村民们不知道，眼前这个“拼命三郎”曾在济南城墙下推着炸药车冲锋，也不知道他的口袋里装着二等功、一等功和“华东野战军特等爆破班”的奖状。

时间往回拨到1925年春，他出生在河南濮阳范县的一个小村。五岁丧母，十岁要饭，十四岁辗转奔赴八路军驻地却被婉拒。两年后阴差阳错进了石友三部，直到一次溃败才“认准”了八路军。从那天起，他把满腔的恨意全部倾向侵略者。

1947年夏，他被编入华东野战军十纵二十九师八十五团，专职爆破。二十三岁那年，济南战役打到最焦灼处，永镇门连夜火光通亮。团长喊：“党员站出来！”他不是党员，却仍并肩站到最前排。深夜里，几十斤炸药轰塌了城墙，也轰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枚二等功。

淮海、渡江、上海，每一仗火线都能看到他。徐州外围，他把炸药塞进敌坦克履带；长江北岸，他在开船之前递上入党申请书；上海外滩，他假装中弹倒地，突然起身扔进暗堡一包黑火药。那一年，他刚满二十四岁。

1955年授衔，李文祥是少尉副连长，驻守福建平潭岛，天天练渡海。可形势骤变，战机不再。1956年春，国家号召军队干部支援地方建设，他第一个报名。脱下军装的那天，他请画师画下自己胸前的满排勋章，然后把画像卷好，悄悄锁进箱底。

福建第三建筑公司需要保卫干事，他去了。领导看他干劲足，想提拔他当厂长，他摆手：“我字不多，还是让小伙子顶吧。”四十岁以前，他已经把“当领导”的机会推掉三次。

三年自然灾害后，中央提出“精简下放”，李文祥没迟疑。许多人私下议论：堂堂十八级转业干部，为啥偏要回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老家？他只说一句：“缺人。”妻子陈宝珍没再问，卷起铺盖跟着上路。走前，他和妻子约法三章：不谈立功，不向组织伸手，不给国家添麻烦。

回乡第一晚，两口子睡在破庙里。第二天清晨，他蹲在盐碱地边，捧一把发白的土，喃喃道：“先把这碱味儿治了。”凭在南方见过的黄水稻，他决心试水。没机具，就人挖；缺渠道，就手刨。稻改队硬生生在半个寒暑挖开一条四公里引黄渠。

1964年秋，北街村第一次收获水稻，亩产翻番，公粮交完仍有富余。老人们抬着米袋子笑得合不拢嘴，这才知道当年“外地回来的李书记”是条真汉子。可李文祥只领了一小袋碎米留作种子，其他悉数分给了没粮的邻里。

早年战场上的勇猛，后来体现在基建。他组织修路，拉石灰，搬水泥，把村道修到省道边。等到村里人家家盖新屋，他家三间瓦房却拖到1983年才竣工。有人劝他：“老李，也该享享福。”他摆手笑：“能睡觉，不漏雨就行。”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北街村推行，村民请他连任支书，他再度辞让：“年轻人能跑能写，我搭把手就够。”大字不多的他，自觉“官职”一年比一年小，但干活的力气一分未减。

1980年代末，女儿李金英上中学，学费拮据，她想辍学赚钱。李文祥沉默许久，只说：“书要念，可劲念。”但学费终究难筹。女儿偷偷退学去卖咸菜，他嘴上不责怪，只每天站在村口接她回家。一到过年，家里买不起肉，他便把从外边挣来的白馒头留给闺女。

2005年冬，李金英替父亲拿着复员证去民政局领了补助。李文祥回来得知，火气上头：“做人要有良心，不能多要一分。”妻子急了：“国家政策允许！”老人愣了半晌，才放下声调：“以后这样的事，先跟我商量。”

2011年1月4日，省委书记卢展工突然出现在北街村。卢展工指着堂屋那幅旧画像，轻声问能否看看实物。李文祥拄着拐杖，取出尘封半个世纪的小布包。展开时，满桌金灿灿的功勋章刺得所有人睁不开眼。卢展工感叹：“老英雄，这可了不得！”消息第二天登上报纸，全国轰动。

媒体铺天盖地而来，慰问品一车又一车。对镜头他笑得拘谨，私下却说了一句：“要早知道那天来的是卢书记，我就不会把那包东西拿出来。”记者追问：“那您打算留到什么时候？”他淡淡回答：“进坟的时候再带走。”

这句话并非矫情。李文祥觉得，功劳属于战友，属于过去。他担心喧哗，担心麻烦，更担心自己破了当年定下的“三不”规矩。可历史的光无法一直蒙尘，62年的隐姓埋名，在那一刻被揭开。

随后几年，地方政府按照政策提高了优抚待遇，他一开始总是推辞，工作人员一次次劝，他才勉强签字。拿到钱，他第一件事是给村小学修了围墙，还给农田拉了一条排涝渠。有人问他干嘛不留点养老，他笑：“我有地，有炕，有老伴，够了。”

李文祥今年已经九十八岁。北街村的老水渠依旧清水潺潺，稻田翻浪。每逢秋收，总有人提着新米到他家门口，老人只尝一口，就挪给邻居孩子。黄昏里，墙上那幅佩戴满身勋章的画像仍旧泛黄，而小布包静静躺在箱底，没有再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