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经济学家滕泰说：所有质疑“给老百姓发钱、提高社保来促消费”，却执意埋头搞投资的观念，都是陈旧的决策思维。
这句话，点透了当下经济的核心症结：我们是不是还在用上一轮发展阶段的办法，应对早已全然不同的全新阶段？
很多人一谈中国经济，就习惯性归咎于外部环境，怪出口疲软、外需下滑。但滕泰的判断恰恰相反：中国当下的问题，从来不是外需不足，而是内需严重偏弱。今年我国的实际贸易顺差创下新高，外需的表现其实并不差，真正拖住经济复苏脚步的，是长期低迷的消费。
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投资，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投资率长期维持在40%—45%，而全球平均水平，比我们低了15—20个百分点；对应的，我国的消费率仅在56%左右，反观欧美国家，消费率普遍在70%—80%之间。
这种差距，绝非一年两年的短期偏差，而是长期发展观念和政策取向，共同造成的结构性扭曲。
在快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的阶段，“要想富，先修路”的大规模投资模式，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高速投资的阶段，已经彻底过去了。
美国就是最典型的经验与教训。二战前美国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就是大举扩大投资，修桥、修路、修机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在当时产能不足、基建匮乏的阶段，完全契合发展需求。可到了60年代美国经济再度衰退时，却没有继续大搞投资——因为彼时的美国，投资已经过剩，再盲目加码，边际效应会变得极低，甚至毫无意义。
当时的总统约翰逊推出“伟大社会计划”，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反贫困等民生领域，这是一次与发展阶段高度匹配的精准政策转向。
回看我们自己，2020年特殊时期，中国经济能实现正增长，但其中81%的增长动力都来自投资拉动，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反而为负。彼时看来，确实稳住了经济增长，但两年之后，后遗症就集中显现：投进房地产的钱，变成了过剩的库存房源；投进制造业的厂房与设备，变成了过剩产能；投下去的部分基建项目，如同修了没车跑的路，只增账面数据，难有实际效益。
这正是滕泰反复提到的核心观点：靠投资刺激需求，注定是有后遗症的。而到了2025年，这份后遗症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前11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负2.6%，这大概率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出现投资负增长。如果此时还执意靠投资托底经济，最终的结果只会和2020年如出一辙：当期的数据好看了，可几年之后，经济发展的包袱会更重、前路会更难。
这里滕泰给出了一组极具说服力的关键数据对比，一针见血：
同样是1块钱的财政资金，拿去搞投资，乘数效应不到1.06；但如果把这1块钱用来提振消费，对城市居民的乘数效应能达到3倍以上，对农村居民更是高达5倍以上。
简单来说：1万亿资金发给老百姓，能撬动3万亿甚至更多的经济内循环；可1万亿拿去搞低效投资，最终撬动的经济增量最多只有1.06万亿。而且投资的收益是局部的，修在哪里，效益就局限在哪里；但消费完全不同，14亿老百姓只要敢花钱、愿花钱，整个经济的毛细血管，都能被彻底盘活。
关于促消费，滕泰的观点直白又透彻：促消费，绝对不能惦记老百姓口袋里现有的钱。
真正的破局之道，从来不是挖空心思“刺激”老百姓多花钱，而是做好核心的两件事：把原本用于低效、无效投资的几万亿资金，把原本用于生产补贴、出口补贴的上万亿资金，逐步转化为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补贴；把社保体系筑牢、做实，让老百姓卸下后顾之忧，从根本上拥有消费的底气。
他还用了一句非常形象的话总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意思就是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监管做好监管该做的事，企业做好产品与创新，政府做好民生兜底与保障。只要做到这些，老百姓自然能稳步增收、安稳生活，手里有收入、心里有保障，根本不用刻意引导，自然而然就知道该怎么花钱，消费的活力也会随之而来。
当然，滕泰也强调，这绝非否定过去的发展模式。在居民收入不高、社会产能不足的阶段，少消费、多投资，积攒家底、夯实基础，本就是最理性的选择。
但如今的现实是：投资过剩、产能过剩早已成为常态，这种过剩甚至开始反过来压制居民消费、制约经济循环，让整个经济的运转越来越吃力。
所以，当下我们着力提升消费，本质上早已不是为了“再拉一把GDP”，而是为了矫正失衡的经济结构，让中国经济回归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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