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滕泰说:所有质疑“给老百姓发钱、提高社保来促消费”,却执意埋头搞投资的观念,都是陈旧的决策思维。
这句话,点透了当下经济的核心症结:我们是不是还在用上一轮发展阶段的办法,应对早已全然不同的全新阶段?
很多人一谈中国经济,就习惯性归咎于外部环境,怪出口疲软、外需下滑。但滕泰的判断恰恰相反:中国当下的问题,从来不是外需不足,而是内需严重偏弱。今年我国的实际贸易顺差创下新高,外需的表现其实并不差,真正拖住经济复苏脚步的,是长期低迷的消费。
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投资,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投资率长期维持在40%—45%,而全球平均水平,比我们低了15—20个百分点;对应的,我国的消费率仅在56%左右,反观欧美国家,消费率普遍在70%—80%之间。
这种差距,绝非一年两年的短期偏差,而是长期发展观念和政策取向,共同造成的结构性扭曲。
在快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的阶段,“要想富,先修路”的大规模投资模式,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高速投资的阶段,已经彻底过去了。
美国就是最典型的经验与教训。二战前美国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就是大举扩大投资,修桥、修路、修机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在当时产能不足、基建匮乏的阶段,完全契合发展需求。可到了60年代美国经济再度衰退时,却没有继续大搞投资——因为彼时的美国,投资已经过剩,再盲目加码,边际效应会变得极低,甚至毫无意义。
当时的总统约翰逊推出“伟大社会计划”,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反贫困等民生领域,这是一次与发展阶段高度匹配的精准政策转向。
回看我们自己,2020年特殊时期,中国经济能实现正增长,但其中81%的增长动力都来自投资拉动,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反而为负。彼时看来,确实稳住了经济增长,但两年之后,后遗症就集中显现:投进房地产的钱,变成了过剩的库存房源;投进制造业的厂房与设备,变成了过剩产能;投下去的部分基建项目,如同修了没车跑的路,只增账面数据,难有实际效益。
这正是滕泰反复提到的核心观点:靠投资刺激需求,注定是有后遗症的。而到了2025年,这份后遗症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前11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负2.6%,这大概率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出现投资负增长。如果此时还执意靠投资托底经济,最终的结果只会和2020年如出一辙:当期的数据好看了,可几年之后,经济发展的包袱会更重、前路会更难。
这里滕泰给出了一组极具说服力的关键数据对比,一针见血:
同样是1块钱的财政资金,拿去搞投资,乘数效应不到1.06;但如果把这1块钱用来提振消费,对城市居民的乘数效应能达到3倍以上,对农村居民更是高达5倍以上。
简单来说:1万亿资金发给老百姓,能撬动3万亿甚至更多的经济内循环;可1万亿拿去搞低效投资,最终撬动的经济增量最多只有1.06万亿。而且投资的收益是局部的,修在哪里,效益就局限在哪里;但消费完全不同,14亿老百姓只要敢花钱、愿花钱,整个经济的毛细血管,都能被彻底盘活。
关于促消费,滕泰的观点直白又透彻:促消费,绝对不能惦记老百姓口袋里现有的钱。
真正的破局之道,从来不是挖空心思“刺激”老百姓多花钱,而是做好核心的两件事:把原本用于低效、无效投资的几万亿资金,把原本用于生产补贴、出口补贴的上万亿资金,逐步转化为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补贴;把社保体系筑牢、做实,让老百姓卸下后顾之忧,从根本上拥有消费的底气。
他还用了一句非常形象的话总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意思就是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监管做好监管该做的事,企业做好产品与创新,政府做好民生兜底与保障。只要做到这些,老百姓自然能稳步增收、安稳生活,手里有收入、心里有保障,根本不用刻意引导,自然而然就知道该怎么花钱,消费的活力也会随之而来。
当然,滕泰也强调,这绝非否定过去的发展模式。在居民收入不高、社会产能不足的阶段,少消费、多投资,积攒家底、夯实基础,本就是最理性的选择。
但如今的现实是:投资过剩、产能过剩早已成为常态,这种过剩甚至开始反过来压制居民消费、制约经济循环,让整个经济的运转越来越吃力。
所以,当下我们着力提升消费,本质上早已不是为了“再拉一把GDP”,而是为了矫正失衡的经济结构,让中国经济回归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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