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多么离奇的谎，都有一个专属于它的市场

关于仇英《江南春》图卷的真伪和流转情况，我此前陆续写过八千字（南博没错，只是事够蹊跷、身处名山利海，一旦竞心腾起，是要火烧功德林的、有些谜团，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但是，还有不少疑问没探究清楚。

周末查阅过大量资料，产生五个新见解，索性又写一篇。

全文11400字，料很足，可以收藏+关注，空闲时慢看细品。

见解1：陆挺收藏的不是顾文彬看过的那件

目前已知的、相似度极高的江南春卷，有四件。

庞增和捐给南博的虚斋旧藏，姑且称之为：庞本。

目前，庞本没有图像资料。只有找到神秘的“顾客”，我们才能一睹其真容。

艺兰斋收藏的仇英《江南春》图卷，与嘉德春拍预展的仇英《江南春并吴门名贤题咏》是同一件藏品，姑且称之为：陆本。

陆本有嘉德春拍的高清推介图。

现藏于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的绢本唐寅《 水村行旅图》，姑且称之为：绢本。

绢本只是画卷，没有题跋。

2015年朵云轩秋拍195.5万成交的陆恢《江南春》手卷，只临摹了仇英的图卷，没有临摹引首和题跋。

2018年嘉德秋拍139万成交的《马晋临仇英江南春图》，把仇英的图、引首和题跋全都临摹了一遍，并在题跋后写了一篇小作文，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壬戌冬十月，伯逸马晋临于南浔”。

四件放在一起，能看出不少区别。

其中，有一处非常关键的不同：人物骑白马的，只有绢本。

顾文彬的《过云楼书画记》，如此介绍“仇十洲江南春卷”：

前明正、嘉间，吾吴诸名士追和云林《江南春词》三十八家，袁永之编辑成帙，乾隆《江南通志》所录《江南春词集》是也。此卷即当时十洲为永之补图者。淡设色，略以青绿朱粉点缀，而山明水秀，柳软杏娇翠阁一重，红楼十丈，童子扫花而拥篲，蛮奴担榼而穿堤，以及白马青丝，寻芳陌上，乌篷画舫，载酒船头，真有“堤外画船堤上马”意境。意十洲见衡山是图足以颉颃唐贤，故力避窠臼，与之競爽，足为仇画第一。卷首陈雨泉书“江南佳丽”四字。后有石田、衡山、雅宜、酉室十家和词，皆见《江南春词集》。集所无者，惟黄姬水、张伯起两家，安得朱兰嵎重为楷录也！

与《虚斋名画录》的粗泛描述（“明仇实夫江南春图卷：图纸本设色，亭台楼阁，松竹溪山，柳暗花明，两人策骑，一奴担榼于后，高八寸七分，长三尺六寸三分。”）相比，顾文彬的描述可谓是极为精细，也更有参考价值。

青绿竹粉、翠阁、红楼……如此注意细节的顾文彬，应该不会随便说“白马青丝”。

无一人骑白马的陆本，应该不是顾文彬看到过的“仇十洲江南春卷”。

至于陆本是不是虚斋旧藏的“明仇实夫江南春图卷”，就不好说了。

毕竟，庞增和捐给南博的那件，是赝品。

此前的文章身处名山利海，一旦竞心腾起，是要火烧功德林的，已有论说，欲知其详，烦请移步。其中要点：

1961年的三位鉴定专家中，张珩是南浔张家后人，张静江是其叔祖父，庞莱臣是其太舅公；谢稚柳熟悉仇英画作（上海文管会向庞家征集古画时，谢稚柳曾三次代表文管会到庞家看画，征购过两批书画，其中就有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仇英《柳下眠琴图》）。

他们都可能在1961年前见过庞本，鉴定意见比较可信。

张珩是20岁就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鉴定委员的文博大家，郑振铎为其编撰《韫辉斋所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启功对其高山仰止。谁若仍有疑问，推荐翻阅学习张珩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和《怎样鉴定书画》。

旁逸一笔：

徐莺博士论文《虚斋书画收藏的儒家传承与现代转型》第101页：

注98：张增熙(1875—1922)，字弁群，号槎客。南浔四象张宝善的长子，张静江的长兄，张葱玉的父亲。早年曾在通运公司参与经营。

实际上，张增熙是张家东号，张葱玉为张家西号，张增熙是张葱玉的叔祖父。

徐莺错的离谱。

见解2：陆本不可能购自江苏文物总店

陆挺的夫人丁蔚文，2006年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上发表过一篇只有两页半的文章《仇英<江南春>卷考辨》。

这篇文章，读起来很像推介仇英《江南春》图卷的软文，没什么学术性。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开篇颇具传奇性色彩的讲述，尤其是段末的“阑尾”。

艺兰斋收藏的《江南春》卷，得于庞氏后人。

一篇考辨文章，有必要交代藏品的来路吗？

阑尾是盲肠进化的痕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是隔壁王二。

到了2009年，也许是意识到从郑振铎“非要不可”的虚斋旧藏到艺兰斋的镇馆之宝，需要跨越一道“天堑”，丁蔚文硕士论文《仇英<江南春>考辨》自问自答：

一件周总理指示，国家文物局局长“非要不可”的藏品，又怎会流转到艺兰斋呢？原来，……

然后开始填坑，且力道很大。

亮点仍是最后一句：

杨仁恺、陈佩秋在艺兰斋看了《江南春》卷后感慨说，“这么好的东西，也只能捐给国家了。”

庞莱臣1949年去世前，将藏画分成三份由其后人继藏，这些藏品的流向有三个部分，其中一房藏品被上海博物馆初建时收购，另一后人庞增和，1997年在苏州去世， “文革”抄家的藏品，落实政策时，他全部捐给了苏州市博物馆，另一房收藏的大部分到了美国。艺兰斋收藏的《江南春》卷，得于庞氏后人。

论文第4页如是说：

艺兰斋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从庞莱臣后人手中直接收藏。

论文第44页如是说：

庞莱臣另一后人庞增和， “文革”中藏品全部被造反派抄走，运动后落实政策时，庞增和捐献了这批“虚斋”藏画，沈周《落花诗意图卷》现藏南京博物院。考《江南春图卷》应为庞增和所藏。《江南春图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流转到艺兰斋收藏。

始终未提及庞增和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一事，究竟是一无所知？还是装作不知？

第4页说庞增和把返还的藏品“全部捐给了苏州市博物馆”，与事实相符。但在第44页又说一句“沈周《落花诗意图卷》现藏南京博物院”，到底是几个意思呢？

第44页说“考《江南春图卷》应为庞增和所藏”，尤其令人费解。既然知道《江南春图卷》是庞增和所藏，还会不知道自己得自哪位庞氏后人之手吗？

这些问题，陆挺夫妇都需要作答。

艺兰斋里的仇英《江南春》图卷，需要陆挺夫妇的答案。

到了2010年，江苏《现代快报》的文章《艺兰斋珍宝探秘：所藏<江南春>郑振铎未得》讲了一个非常离谱的“答案”。

文章不再说“得于庞氏后人”，换上了更隐晦的表述：“后被艺兰斋收藏”。

然而实际上，收到来信后，徐森玉并没有照办。因为庞莱臣辞世后，他的收藏已经分为三支。其中，仇英的《江南春》归了在苏州的女儿。后被艺兰斋收藏。

不过，说“仇英的《江南春》归了在苏州的女儿”，实在太过于冒失。

首先，庞莱臣没有女儿。

其次，庞莱臣八十岁时口述遗嘱，由其侄女婿樊伯炎抄写为《赠与契约》，把所藏书画做了分配。

“今将所存各件悉数赠予秉礼、增和、增祥三人。”

再次，庞莱臣生前的古画分配方案，非常细致。

樊愉的文章《先严樊伯炎与庞虚斋》（中华书局《掌故·第四集》）有详细记述：

关于分配方案，庞莱臣生前早已编好目录，在一份总目上注明全部古画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其嗣子庞维谨、长孙庞增和与次孙庞增祥各得一组，保留甲字一组作为他们三个继承人的共有物。其孙女庞惠玉因是领养不为继承人，没有得一份。庞维谨此前已住别处，长孙庞增和自幼由庞莱臣最后一位续弦贺氏带大，随居苏州，次孙庞增祥同他的嫡母金氏与其姊庞惠玉居于成都路旧宅。

仇英《江南春》卷名列《虚斋名画录》，属于1909年之前收入虚斋的古画，庞莱臣生前编目时不可能略过。1959年向南博捐赠的是庞增和，仇英《江南春》卷自然是庞莱臣编目时已经分配给庞增和，绝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归了谁。

公开宣传“归了在苏州的女儿”，太过于儿戏。

在文物商店捡到漏，属于凭本事挣钱，完全没必要扯谎。

如果是购自江苏文物总店的话，如此乱扯无异是画虎类犬，节外生枝‌。

有鉴于此，我认为陆本应该别有来路。

与其盯着南博，不如看看别处。

旁逸一笔：

无论多么离奇的谎，都有专属于它的市场。

传记作家郑重，不仅信了，还把它写进了《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徐森玉》：

庞莱臣所藏的这六件书画，其中仇英《江南春图》卷已经归其女儿所有。20世纪90年代从苏州散出，为金陵新一代收藏家陆挺所得，现藏在他的芝兰斋。笔者曾在芝兰斋获观，前有陈鎏题写引首“江南佳丽”，卷后有沈周、文徵明、王宠、文彭、王彀祥、文嘉、黄姬水诸家题跋。

很显然，郑重也曾是艺兰斋的座上宾。

见解3：郑振铎没有“强征”，徐森玉无需“照办”

1953年郑振铎写给徐森玉的信，如今都快成钉在仇英《江南春》图卷上的价签了。

但是，1987年版《郑振铎先生书信集》没有收录，1998年版《郑振铎全集》没有收录，2016年版《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没有收录，2008年版《郑振铎年谱》也不见其踪迹。

为了一探究竟，我把《周恩来年谱》和影印版《<徐森玉年谱>手稿》都翻了。影印版手稿啊，一页一页翻起来，很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感觉。

“动手动脚找东西”，既没找到与“周总理指示”有关的线索，也没有找到这封信。

所幸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翻进丁蔚文论文的附录，直接撞见了郑振铎致徐森玉信的全文。

对艺兰斋来说，这的确是一封“好信”。

若只是粗读，难免会被陆挺一方不断重复的郑振铎“非要不可”、“态度强硬”、“强行征收”和徐森玉“没有照办”之类的说辞误导。

只有弄清当时的情形，才能不受人惑，才能弄明白郑振铎为何要致信徐森玉，为何要求樊伯炎细查后给个答复。

从晚清到民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大量私家藏品不断南下，上海聚集了大量文物。解放后，上海文管会承担的文物征购工作非常繁重。

郑重撰写的《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徐森玉》，收录有郑振铎置徐森玉信的图像（可惜未附郑振铎所说的“二十三件”的目录），对这段旧事做了记述。

解放初期，收藏家的境况不佳，特别是“三反”、“五反”运动，收藏家受到冲击，急需用钱，大量的文物要脱手。徐森玉向陈毅市长提出，要求政府拨款收购，这样才不会亏待收藏家。在征集收购文物时，徐森玉要求文物征集人员本着“价格公平，不要压价”、“不要乘人之危而压价收购，收购的价格要公平合理”的精神。这样，徐森玉主持的上海市文管会代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天津博物馆、辽宁博物馆收购了大量文物。包括为文化部收购刘体智的一万多片甲骨、唐代古琴“大、小忽雷”，为故宫博物院收购龚心钊收藏的战国和秦汉古印，为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收购大批明清书画。

徐森玉主持的上海市文管会代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天津博物馆、辽宁博物馆收购了大量文物。

但是呢，杨宽（历史学家，《战国史》和《西周史》的作者，曾任上海文管会主任秘书、副主任和上博副馆长）提出好的文物要留在上海、由上博收藏，上海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

《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徐森玉》： 诸如外地文物机构来上海收购文物，首先要向上海博物馆报到，收购的文物要向上海博物馆登记，要经过上海博物馆鉴定。如果是上海博物馆需要的，要扣留，上海博物馆不需要的才能运走。

后来，“许多好东西流向北京”，上海方面又加码要求凡是在上海购买的文物都要进行检查，引起了郑振铎的不满。

《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徐森玉》： 上海博物馆虽然提出了如此要求，但是北京市场收购人员审定文物的眼光比上海好，有些东西，上海人看假，北京人看是真的，而且确实是真的。上海没有办法，既然是假的，只好放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好东西流向北京。后来，上海看这样下去，好的文物都流走了，上海博物馆又提出，假的东西也得检查，凡是在上海买的都要检查。这样引起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不满。

对上海的做法不满的，恐怕不止郑振铎一人。郑振铎未必公开表示过不满。

从信中两次“乞秘之”来看，郑振铎给徐森玉的信，是私信，并非公函。

另，南京博物院研究员赵启斌2017年发表在第1226期《美术报》的文章《乱世文华——庞莱臣“虚斋”》提到：

谢稚柳受文管会徐森玉委托，1951年先后两次从庞秉礼手中征购了一批历代名迹……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对庞莱臣旧藏名画的征集工作也非常重视，他曾要去庞莱臣的遗藏目录（文管会已经征集的都不在此目录之列）加以研究，他在写给上海文管会负责人徐森玉的信中说：庞氏画，我局在第二批单中，又挑选了23件，兹将目录附上：‘非要不可’单中，最主要者，且实际‘非要不可’者，不过…… ……庞莱臣去世前，曾将尚存的书画分为三份交由其后人收藏，上海博物馆初建时曾经购得一部分，南京博物院也曾经委托上海文管会从庞氏后人处征集购买了一部分，1958年至1963年，庞增和又将他所得藏品一部分（137件）捐献于南京博物院。

再划一遍重点：“文管会已经征集的都不在此目录之列”。

文物局征购虚斋旧藏，上海文管会交给郑局的庞莱臣遗藏目录居然是个删减版！

不过呢，上海文管会想把1951年征购到的虚斋精品留给襁褓中的亲儿子上博（1950年4月筹建，1952年12月开馆），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郑振铎在信中说“非要不可者”不过六件，又说“庞氏画，上海方面究竟挑选多少，我们亦无甚成见”。

这哪是“强行征购”，分明是向老友私下透底嘛。

只不过，北京方面仍需要有个说法。

所以，郑振铎在信中明确要求，由参与过庞莱臣遗藏分配的樊伯炎，在“细查”之后，给他一个答复。

据《先严樊伯炎与庞虚斋》记述，樊伯炎曾协助庞氏叔侄与上海文管会接洽，上海文管会的征购只涉及到庞莱臣四组遗藏中的三组。

没多久，上海已经改天换地。1950年，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及博物馆通过一个名叫张秉三的人介绍，向庞氏收购古画。受庞氏叔侄之托，先严协助他们与文管会接洽交涉，具体则由庞维谨一人代表全家，把原来保留共有的甲字号一组内的古画，及他自己所得的一组内的画，加上庞增祥所得的一组内的画让文管会选购，其中有部分珍品作为捐献。

从樊愉的记述来看，上海文管会的征购并没有涉及庞增和所得藏品。实则不然。

谢稚柳等人1951年征购的两批书画，确实主要是庞秉礼和庞增祥分得的部分。

1952年秋，徐森玉亲自到庞家看画。这一次，庞家把苏州庞增和的画也运到了上海，连同之前看过的，总计约600件，上海文管会从中选购了一些精品。

1952年12月，庞秉礼、庞增和、庞增祥三人联名把包括《莲塘乳鸭图》在内的一批文物，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到了1953年，上海方面不愿意看到好东西流出，北京方面又想继续征购明清书画，才有了郑振铎致徐森玉信。

注意，是征购，是要付钱的。

在信中，郑振铎明确提到“款”的问题。

估计，收购之举，在三两年之内，也就差不多可以告一结束矣。将来，既有款，也只能零星收购，万难有成批整家的旧藏可得了。

所谓的“款”，指的应该是预算，是征购文物的资金。

既然征购工作有预算，征购人员就得在预算约束内做出最佳决策。

北京方面没有征购到仇英《江南春》卷，原因肯定不是什么“徐森玉并没有照办”，而是征购人员得把征购资金花在更重要的文物上。

实际上，南博研究员赵启斌的文章《乱世文华——庞莱臣“虚斋”》就提到，庞莱臣收藏的40件五代至清代名画精品，有18件流入故宫博物院。

据《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书画卷》著录，为庞莱臣所收藏的五代至清代名画精品达40余件，这批都保存在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流入故宫博物院的有：赵孟頫《秀石疏林图》、曹知白《疏松幽岫》、柯九思《清秘阁墨竹图轴》、姚绶《秋江渔隐》、李士达《三驼图》、董其昌《赠稼轩山水图轴》、陈洪绶《梅石蛱蝶图卷》、杨文聪《仙人村坞》、王时敏《为吴世睿绘山水册》、髡残《层岩叠壑图》、龚贤《清凉还翠图》、吴历《拟吴镇夏山雨霁图》、文点《为于藩作山水图轴》、石涛《山水花卉册》等，共有18件。

如果换成谁，只要有机会买到赵孟頫《秀石疏林图》时，都会放弃仇英的《江南春》图卷吧？

说得尖刻一点，仇英的《江南春》图卷只是古董，不是文物，不是“二希帖”，不值得大费周章。

郑振铎所说的“非要不可”，只是征购意向，不是征购目标。

最终一件都没征购到，并没人计较。

直到1959年，庞增和把仇英《江南春图卷》捐给南，给命运的齿轮上紧发条。

旁逸一笔：

六件“非要不可”的明代画作，沈周《落花诗意图》现藏于南博，仇英《梧竹草堂图轴》现藏于上博，陆治《瑶岛接香图轴》和文征明《张灵鹤听琴图卷》不知现藏何处，而仇英《蓬莱仙弈图卷》，跟《江南春图卷》一样有意思。

2017年的匡时春拍，仇英《蓬莱仙弈图》以8165万的价格成交。这件仇英《蓬莱仙弈图》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元代冷谦《蓬莱仙弈图卷》，在构图上惊人的一致，连歪脖子树都歪得像同卵双胞胎。

（上：冷谦《蓬莱仙弈图卷》；下：仇英《蓬莱仙弈图》）

不出所料的话，冷谦《蓬莱仙弈图卷》应该是庞莱臣卖给美国收藏大鳄查尔斯·朗·弗利尔的。

见解4：仇英江南春卷的流转路径有难解之谜

嘉德春拍对陆本流传情况的介绍，延用了艺兰斋的说法。

此卷一直是江南几位重要收藏家的庋藏：清代，由王氏“话雨楼”王楠、王鲲、王致望三代珍藏，期间经寓居楼中的金农过眼；后经“过云楼”顾文彬藏，著录于《过云楼书画记》中，称为“仇画第一”，传至其孙顾麟士后，转藏庞元济处，为“虚斋至精之品”。

这个说法，有很大的问题。

《陆恢<江南春>手卷》有费念慈、吴昌硕、郑文焯、云韶、朱孝臧、褚德彝和陆恢本人的题跋，其内容值得细究。

最晚题跋的褚德彝说，仇英江南春卷是“一时无二之作”、“极洞心骇目之观”，并说自己在1923年前的“数年前曾见之”。（庞本上也有褚德彝的题跋：“仇实父江南春图。虚斋秘笈，辛未（1931年）岁二月，褚德彝。”）

有明一代吴下画家如文氏叔侄、沈氏父子、子畏、孟晋之奇古，酉室、柽居之兼檀，芳风所扇各擅胜场。十洲于画为专精，当时谓其运笔时耳不闻鼓吹声，可谓能矣。江南春图更为一时无二之作，数年前曾见之，极洞心骇目之观。是卷用笔参酌南北，于原夲可云不差累黍，至于设色浑古，尤非时史所能梦见，洵杰构也。吴中画宛阗寂已将百年，得廉夫健笔，仇唐法乳绝而复续，吾将以是卷证之，倬章先生当亦首肯也。癸亥（1923年）三月，褚德彝。

最早题跋的费念慈说，仇英的江南春卷过去是“中江李氏旧藏名迹”，现在已被顾麟士收入过云楼。

仇实父江南春卷，中江李氏旧藏名迹也，今归鹤逸（顾麟士，顾滎之侄），此廉夫（陆恢）所临得意之作，南越尉佗何渠不若汉。鹿笙（顾滎，顾文彬之子）其善藏之，屺怀题。

中江李氏，即李鸿裔。（李鸿裔，1830年-1885年，字眉生，别号香严，晚号苏邻，四川中江人。）

吴昌硕的题跋，把陆恢的临作猛夸一通。

廉夫画工写兼到，曾为予画蔬果册十二叶，点色肥泛，枝叶间如盛晓露。识者谓：远胜于一水一石也。是卷用笔又极精细，草色行人古春宛在，变豪宕而刻露，虽十洲复生亦未能专美于前矣。鹿笙九兄真多宝翁哉，贺贺。癸卯（1903年）中秋前数日，安吉吴俊卿。

吴昌硕的题跋，帮我们锚定一个时间点：1903年中秋前。由此推断，费念慈所说的“今归鹤逸”的时间，不会早于1885年，不会晚过1903年。

郑文焯的题跋说，他在李鸿裔家中见过仇英江南春卷的真本。

江南画师能事在摹古，其工妙往往乱真。自云壶化为异物，此艺当让廉夫出一头地。兹卷尤其精譔，细密处俱得古灋，匪时史一步一趋徒规规形迹者所可同日而语。至仇氏江南春卷真本，余曾于老友李香严几案间见之，匆匆于今已廿年矣。雅旧风流灵落殆尽，遭世离乱，清事阒然。今网师旧园（李鸿裔1868年辞官徙居网师园）所藏名迹强半散佚，读此临本感念昔游，题讫为之三叹。癸卯九日听雨沤园篝灯写记。北海郑文焯。

郑文焯说自己是二十年前看到的。吴昌硕的题跋是在1903年中秋前，郑文焯题跋在其后，应当是在1903年九月。（癸卯年癸卯月为1903年3月，郑文焯或是把“九月”误写为“九日”）由此推断，郑文焯看到仇英江南春卷的时间应该在1883年左右。

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顾麟士得到仇英江南春卷，应该是在李鸿裔1885年辞世前后。

但是，陆恢的题跋，信息量大到爆炸。

云林有江南春自度曲，石田和之。继此者文唐诸公再赓续咏，共得数十阕。争奇斗艳传重一时，而其间工绘事者复作图以纪之，故文征仲（文徵明）、仇实甫皆有所作也。文卷由汪氏入过云楼，仇卷由李氏归庞虚斋矣。当其在李氏时，艮庵先生（顾文彬）曾假以属恢俾临一过，今阅十余年矣。先生墓木苍然而风雅遗规世守勿替，盖亦有足多者，恢自维交谊已历三传，故于此卷详言之，至笔墨之微，区区不足言也。丙午（1906年）秋七月下旬，题奉鹿笙九兄大人正之，廉夫陆恢。

陆恢说的很明白，有不少人因为沈周等人的唱和而绘制江南春图，文徵明和仇英各有一卷，文徵明的江南春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文徵明的绢本青绿山水立轴江南春图）从汪氏（应是把话雨楼的王氏误写为汪氏）流转进顾家的过云楼，仇英的江南春卷从李鸿裔流转到庞莱臣。

陆恢的题跋时间为1906年七月下旬。李鸿裔殁于1885年。顾文彬（1811年-1889年）从李鸿裔处借来仇英江南春卷给陆恢临摹，应当在1885年李鸿裔辞世之前。1906年距离1985年有21年，虽与“十余年”略有出入，但勉强说得通，跟费念慈、郑文焯的题跋也能对上。

1889年，顾麟士与吴大澂在顾家怡园发起画社，吴昌硕，陆恢、费念慈、郑文焯都是画社成员。吴大澂1892年出任湖南巡抚后，陆恢成为其幕僚，直到1898年吴大澂被革职、永不叙用。此后，陆恢转投庞家，成为虚斋门客，为庞莱臣掌眼书画。

陆恢对顾氏和庞家的藏品知之甚详，题跋又是为顾文彬之子顾滎而写，他所说的“文卷由汪氏入过云楼，仇卷由李氏归庞虚斋”，应当是可信的。

但是，这一说法会引发很多疑问。

顾文彬1882年就把仇英江南春卷录进《过云楼书画记》，为何在1885年前还要向李鸿裔借？

费念慈说“今归鹤逸”，岂不是意味着顾文彬没有收藏过？

费念慈在1903年中秋之前说“今归鹤逸”，为什么陆恢在1906年7月下旬会说“仇卷由李氏归庞虚斋”？

如果费念慈说的没错，为什么在1909年出版的《虚斋名画录》中看不到顾文彬、顾麟士父子的印章？

如果是“仇卷由李氏归庞虚斋”，为何《虚斋名画录》中看不到李鸿裔的印章？

陆恢的题跋，信息量大到轰炸，轰掉了顾家两代人递藏仇英江南春卷的说辞，炸出了一直被埋没的史实：李鸿裔曾是仇英江南春卷的主人。也许，为了仇英江南春卷，顾麟士和庞莱臣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暗斗。

旁逸一笔：

在嘉德春拍的推介资料中，仇英《 江南春并吴门名贤题咏》的创作、收藏过程是这样的：

嘉德注意到了陆恢的《江南春》手卷，也注意到了顾滎，显示做过功课。但是，把顾滎塞进过云楼的款框，太草率；这图做的，很不严肃。

首先，顾滎虽是顾麟士的“鹿笙九叔”，但年龄比顾麟士小13岁。作为顾文彬侍妾浦氏所生的幼子，且卒年不详，顾滎应该没有做过过云楼的主人。

其次，居然打错三个人名。

把王彀（gòu）祥打成王毂（gǔ）祥，把袁袠（zhì）打成袁表，把顾滎（xíng）打成顾荦（luò），差评，必须差评！

另外，嘉德春拍的仇英《 江南春并吴门名贤题咏》上，有顾氏父子的四枚印章。

问题是，如果仇英《 江南春并吴门名贤题咏》是虚斋旧藏，这些印章是什么时候盖上去的呢？

见解5：庞莱臣不是没有故事的收藏家

最近读过的资料里，徐莺的博士论文《虚斋书画收藏的儒家传承与现代转型》最值得一读。

这篇长达350页的论文中，有一句话可以直接拿过来点题。

民国时期最巨大的古董出口网，应该是围绕张静江及其周边的人交织起来的一张姻亲网。

把许多国宝级文物贩卖至国外的卢芹斋，不是自学成才。把卢芹斋变成国际著名文物贩子C.T.Loo的，是张静江。

卢芹斋幼年丧父，小小年纪就进南浔张家做了仆人。张家大少爷张静江出任清廷驻法国商务参赞，卢芹斋跟着去了巴黎。

1903年，张静江在巴黎开设通运公司，经营茶叶丝绸，兼营古董。1905年认识孙中山后，张静江开始为同盟会提供活动经费，把古董生意做成了主业，一发不可收拾。

1908年，孙中山在河内主持起义，张静江两次电汇巨款支援，以至于通运公司周转困难。此后，张静江全情投入在革命事业上。1909年，张静江无心继续古董生意，卢芹斋就自立门户，带着张静江给他的一份客户名单，开办了来运公司。

1910年，张静江为了筹集资金，重新做起古董生意。于是，张静江的小舅子的姚叔来，变成了欧美古董圈的风云人物C.F.Yau。

到1916年前后，C.T.Loo的来远公司、C.F.Yau主持的通运公司和日本的山中会社已经是亚洲文物的三大主要供货商。

垄断上海古玩市场的，也是张静江身边人组成的关系网。

刘麟生在《燕居脞语》里曾说：

“五十年来，执申江古玩业之牛耳者，鼎足三人。一为管复初，代表来远公司。一为李文卿君，乃文源斋主人。一为游筱溪君，博远斋主人。至争雄于海外者，为来远公司及通运公司。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九年，为最盛时期。”

被刘麟生称为“博远斋主人”的游筱溪，属于张静江姻亲关系网中的狠角色。

这位游筱溪，生平年月不详，曾用名游小溪、尤小溪、刘小谦等。

1912年，游小溪在四马路望平街时报馆的隔壁，开过一家聚古斋，做文玩生意。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后，张静江从巴黎奔回上海。1913年5月，袁世凯手下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被刺杀。嫌疑人管复初、李文卿、尤小溪被逮捕。坊间传言，徐宝山被炸案是张静江一手策划。

1913年12月18日，管复初、李文卿、尤小溪被人保释。

1915年4月，游筱溪的聚古斋重新开张，并更名博远斋，从四马路搬到了牛庄路3号。博远斋的隔壁，就是牛庄路九号的庞公馆。

更有意思的是，庞莱臣1916年写信给美国古董大鳄弗利尔时，请他照顾游筱溪的生意，并让堂弟庞赞臣把游筱溪引见给弗利尔。此后，游筱溪就成了弗利尔的主要供货商。

很明显，游筱溪已经从张静江的马前卒，变成了庞莱臣的代理人。

早在1909年，《虚斋名画录》出版，庞莱臣坐稳了海上收藏界第一把交椅。同年，美国实业家查尔斯·朗·弗利尔来华收购古画。

1910年，弗利尔从端方手中买下巨然《长江万里图卷》后，得知此画上一任藏家是庞莱臣。1911年，弗利尔亲自登门拜访庞莱臣。此后，庞莱臣和弗利尔一直保持书信往来，直到弗利尔去世。

1915年，庞莱臣挑选了一批历代精品，去旧金山参加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这批精品共有名画100件（套）：60件立轴、29个手卷、13套册页，唐宋时期作品共11件，主体为元明清精品。其中有钱选的《草虫图》（现藏于美国底特律美术馆）、沈周的《东庄图册》（现藏于南京博物院）和仇英的《柳下眠琴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但是呢，虚斋藏品这次越洋过海，名为参展，实为卖货。

说庞莱臣悄悄卖货，可不是无端揣测。现存弗利尔美术馆的《虚斋名画目》中，每幅作品下都有价格。

弗利尔日记记载，1915年4月29日，庞赞臣在旧金山的Fairmont酒店与弗利尔先生见面，并把刚到纽约第五大道开设分号的卢芹斋介绍给弗利尔。弗利尔用16.5万美元买下了13幅藏品，其中有戴嵩名下的《牛图轴》和夏圭名下《柳荫待渡图》；梅耶姐妹用1000美元买下了李山名下的《风雪杉松图》和李公麟名下的《醉僧图》。

1915年5月5日，16.5万美元汇入上海来远公司。卢芹斋替张静江的老舅走了账。

1916年12月，庞赞臣到达纽约，下榻广场酒店。这次，庞赞臣携带了一本中英对照的珂罗版《唐五代宋元名画》图录，其中共70幅唐五代宋元古画，包括1961年被鉴定为赝品的宋赵光辅《双马图》。

弗利尔分两次购买了22幅，包括阎立本的《埽象图》、吴道子的《释迦佛像》、宋徽宗的《双安图》、李公麟名下的《蜀川图》和郭熙名下的《溪山秋霁图》22幅，一共花费27000美元。

正是这次会面，庞赞臣把游筱溪介绍给弗利尔认识。此后，庞赞臣从古画出洋贸易中退出，专注国内的实业，而游筱溪成了庞莱臣和弗利尔的古董生意往来的经办人。

1917年，游筱溪跟弗利尔的第一笔交易是5幅画，总价7500美元；第二笔交易是玉器、青铜、瓷器、16卷画和端方旧藏的高古玉，总价20000美元；第三笔交易是端方旧藏的周代玉戈，总价6000美元。

1918年，时局动荡打断了交易。

1919年5月，庞赞臣再次赴美，顺道拜访弗利尔，并带去一卷孔广陶旧藏倪瓒名下的《林溪清隐图》，弗利尔花1500美元买下。

1919年7月，150件古董运抵弗利尔美术馆，其中的61幅古画，由弗利尔和美术馆的人员打包买下56幅，梅耶姐妹买下5幅。61幅画共计48170美元，加上之前买下的玉器、瓷器和青铜等共计79680美元。

这是庞莱臣和弗利尔之间的最后一笔古董生意。

1919年9月，弗利尔去世。

1922年11月，博远斋从上海牛庄路3号搬离，游筱溪自立门户，成为博远斋真正的主人。

此后，庞莱臣的古画出洋生意转由通运公司经营，默尔夫人成为庞莱臣藏画的最大买家。

虚斋收藏的古画，经C.F.Yau之手，跨越太平洋，成为波士顿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处的收藏。

旁逸一笔：

出洋古画也不保真。

1910年，弗利尔第二次来华，购买过290幅作品。曾担任弗利尔美术馆助理策展人的中国美术史学家高居瀚认为，其中237幅元代或者更早期的绘画，应该是明代早期的作品。

再逸一笔：

在成为中国书画收藏大鳄之前，查尔斯·朗·弗利尔钟情于收藏日本。

1909年，弗利尔第一次来华，为筹建中的弗利尔美术馆寻宝，到北京琉璃厂收购古画。回国后，弗利尔说：

“此行来去匆匆，我对古老的中国只算是走马观花。但是，它印证了我以前从其他不同渠道获得的印象……与中国相比，日本仿佛只是一个仿真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