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文 | 大何

最近几天各种APP都给我推送2025年的年终盘点，用大数据给我安排的明明白白，才蓦然发现2025年已经没剩几天了。

不知道大家这一年都过得如何？年初制定的计划都有实现吗？

知乎上有人邀我聊聊对南方周末 2026 年新年献词的看法，我翻了翻，内容偏鸡汤，倒没什么特别想说的。

但如果让我许一个新年愿望，我想来得实在些：祝愿大家明年的收入都能再上一个台阶。

这并非空泛的祝福，前不久财政部的会议也明确提到，要促进居民就业增收，通过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这恰恰戳中了当下很多人的核心诉求。

很多人把 “居民增收” 当成纯粹的经济问题，觉得症结无非是经济增长放缓、发展效率不够高。

但如果往深处想就会发现，这件事的根源，其实藏在政治经济学的底层逻辑里。

让大多数人的收入持续增长，绝不是简单地涨工资、发补贴就能实现的。

它意味着我们要重新设计经济增长成果的传导路径，改变社会资金的流动方向；

要调整现有的财富分配格局，直面 “谁先受益、谁多受益” 的敏感问题；

要触及财政的核心逻辑，明确资金的来源与优先使用方向；

甚至要重塑我们对资产的认知，让房子、土地、金融工具这些东西，承担起新的社会功能。

最终，它还指向了风险的分担机制 —— 那些原本由家庭独自承担的养老、医疗、失业等重担，能不能更多地纳入国家保障体系？

这些变化，没有一项是单纯的技术调整，每一项都牵扯到既有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

而我们的困境也正在于此：如果利益格局不变，增收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可一旦真的要调整格局，所面临的阻力又会无声却巨大。

再加上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背景，让这件事的推进变得更加艰难。

在经济高增长的年代，很多矛盾其实都被掩盖了。

蛋糕在不断做大，即便分配不够均衡，你多拿一点的同时，我也能分到一杯羹，冲突自然就暂时搁置了。

可一旦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增收” 就几乎必然会演变成一场存量博弈。

蛋糕的大小基本固定，一方想多获得一些，另一方就不得不做出让步。

这时，“为百姓增加收入” 就不再是一句温和的口号，而是变成了必须明确回答 “谁来买单” 的艰难抉择。

要理解这个难题，或许我们应该先回到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当我们说 “收入” 时，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很多人觉得收入低，首先想到的是工资数字，但实际上，真正影响生活质量的，是几种收入与几种支出相互角力后，最终剩下的那点可自由支配的钱。

我们可以把每个家庭都看作一张无形的资产负债表。

收入端，主要有四个部分：

一是工资，靠付出时间和技能换来的报酬；

二是经营所得，比如开店、做项目的收益；

三是财产性收入，来自房租、股权等资产的回报；

四是转移性收入，比如养老金、医保报销、各类补贴 —— 这笔钱是从公共部门转移到个人手中的。

支出端，则是压在人们身上的几座大山。

最表面的是日常消费，衣食住行这类开销，多少还有压缩的余地；

往下一层是住房支出，不管是房贷月供还是房租，都像一台精准的抽水机，每月固定抽走现金流中最刚性的一部分；

再往下是教育和医疗开销，这些费用难以预测，却在持续侵蚀家庭的积蓄；

最底层的，是为了应对未知风险而准备的 “安全垫”—— 养老、失业、大病或意外，这些忧虑始终悬在人们心头。

搞清楚了这些，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增收会这么难。

症结在于，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收入的增长是缓慢的爬坡，而不少支出却是刚性的，几乎没有压缩的空间。

哪怕工资不涨，房贷要还、孩子要上学、父母要看病 —— 这些大额支出，根本不是靠省吃俭用就能抵消的。

所以，当普通人说 “想多赚点钱” 时，背后的渴望往往不是一夜暴富，而是对一种可预期生活的向往：

希望通过努力，能大致规划自己的未来；即使遇到挫折，家庭的根基也不会瞬间崩塌；孩子的成长、父母的晚年、自己的健康，不必完全交给运气。

本质上，人们对增收的诉求，落到实处就是两句朴素的话：日子可以好好规划，努力不是白费。

从这个角度来看，增收其实有两条并行的路径。一条是名义增收，也就是账面上的数字变大：工资涨了，生意变好了。

另一条是实际增收，也就是生活的硬性成本下降：房贷压力减轻了，教育医疗的开销可控了，养老、失业等风险有了制度托底。

前者是 “多拿到一点”，后者是 “少被掏走一点，少一点恐惧”。

人们真正的获得感，恰恰来自两者的合力 —— 手中可自由支配、敢于用来消费的钱变多了。

可现实是，这两条路都布满了荆棘。

名义收入的增长，会碰到企业利润和财政能力的边界；实际收入的提升，则会触动资产体系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固有惯性。

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动弹不得的困局。

先看最直接的路径 —— 涨工资，为什么会这么难？

其实工资从来不是对辛苦劳动的奖赏，它是由劳动生产率、企业利润空间和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共同决定的。

现实往往是，即便生产率提升、蛋糕做大，最先分走红利的，常常是资本回报、资产升值、金融利差、平台佣金…… 等轮到工资这一环时，能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只要劳动者在薪酬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工资就容易被长期压在原地。

这背后有几层难以撼动的逻辑：

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惯性依然存在；

很多企业自身的利润本就微薄，既没有涨薪的能力，也缺乏涨薪的意愿；

更不用说，一些企业通过外包、劳务派遣等方式，将经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这时劳动者的工资，就成了吸收风险的缓冲垫 。 如果涨工资这条路走不通，那自己做生意、搞创业呢？

在上一轮经济周期里，创业曾是很多人改变命运的希望。

可如今，这条路却越发坎坷。

成本端，房租和平台抽成在不断侵蚀利润；

需求端，当人们开始捂紧钱袋，最先感受到寒意的就是街边的小店（（可以去B站看看“勇哥说餐饮”）。

鼓励更多人 “去试试创业”，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将系统层面的风险，分散给了那些渴望改变命运的个体，让他们用自己的积蓄，为整个经济的困境买单。

那靠资产升值来增收，可行吗？

当劳动回报追不上生活成本的上涨，人们自然会把希望寄托在资产上。

但对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核心资产就是房产。

这套房子，既是居住的必需品，又被人们寄予了财富增值的期待 —— 这种双重属性，

让它变成了一个陷阱：不买房，就得付租金帮别人供楼；买了房，又可能将家庭的未来，锁定在高杠杆的轨道上，每月收入的大头都要交给银行。

当资产价格不再单边上涨，这条路带来的焦虑，可能比财富还要多。

当市场的作用有限时，人们自然会寄望于国家。

通过财政再分配和公共服务的完善，来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这本是现代国家的责任。

但这条路同样不好走。

一方面，财政自身也面临着可持续性的压力；

另一方面，再分配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

国家本身不创造财富，只是财富分配的中介。

要让普通家庭多拿到一些，就必须让那些从高收入、资本利得、垄断利润中获益过多的群体，让渡出一部分利益。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博弈。

于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闭环形成了：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医疗、养老、教育等），让人们即便收入略有增加，也倾向于储蓄；居民消费疲软，又会导致企业收缩投资与招聘；就业和工资增长更加乏力，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的担忧……

说到底，“为百姓增加收入” 之所以如此艰难，并非因为我们缺少经济工具，而是因为它逼问了几个长久被我们回避的尖锐问题：

经济增长的红利，应该先惠及谁？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比例，该如何调整？资产的超额收益，是否应该让渡一部分，来换取更多人的安全感？风险，该在国家、市场与家庭之间，如何合理分担？

回避这些问题，增收就永远只是一句口号。

而直面这些问题，则必定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会觉得 “努力在贬值”。

不是努力本身没有意义，而是在你所创造的价值，流向自己口袋的途中，被层层截留了。

你新增的那点收入，追不上房租、学费、医疗账单的涨幅；你个人的奋斗，填补不了制度保障的缺口。

当然，指出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制造恐慌和焦虑，而是因为只有正视问题的根源，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口。

我始终相信，发现问题，是正视问题的第一步；而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前提。

这个出口，不在于某一项一招见效的政策，而在于一系列具体、细致，甚至可能有些枯燥的系统性改革。

最后，我想再许几个具体的新年愿望：

祝愿明年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城乡居民养老金标准，能进一步提高，为社会中的弱者遮风避雨；

祝愿明年的财政刺激，能继续加大对基本民生和社会福利的倾斜，切实降低每个人的生活支出；

祝愿未来的一年，希望更多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成果，能真正回归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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