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深秋,襄城县双庙乡的赵福申把玩着一只巴掌大的杨木匣,木匣里静静躺着一支“彩蝶”牌卷烟。卷烟纸已微微发黄,却被锡纸紧紧包裹,丝毫不见霉斑。家里人问他何时才能拆封,他仍摇头:“不能动,这是咱家的脸面。”
这件“宝贝”要追溯到一九五八年立秋后的那几天。华北平原刚送走一场透雨,空气里带着潮润的泥土味儿。大炼钢铁的口号写满了乡村墙壁,但此刻更惹人注目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翠绿烟田。襄城烟叶向来以油润、筋脉细闻名省内外,老烟民随口能报出十几种味道。也正因如此,北京方面早早划出了视察路线,河南省委反复推敲——这片土地值得最高领导人亲自看看。
八月七日拂晓,专列在许昌东南的岔路口缓缓停下。车门开启时,蒸汽尚未散尽,随行记者忙着调好胶片。毛主席步下车梯,抬头看了看刚露出地平线的朝阳,随口一句:“下地去!”当地干部本以为他会优先听汇报,没想到走的竟是最“土”的路子。
大伙陪着主席乘上黑色华沙,半小时后到郝庄村那块十二亩的丰产田。烟株已有一人多高,叶子折射着晨光,入口处竖着“亩产××斤”的三角牌。主席蹲下身,掰着指头同许昌专署的王延太核算去年的产量。算到一半,他停顿了一下,笑道:“数字说得挺亮,要是真能收这么多,社员的口袋才算鼓起来。”
露水浸湿裤脚,泥巴糊了鞋面,他却兴致勃勃地摸着叶脉,还喊记者:“别光拍我,拍它们,庄稼才是主角。”拍照声此起彼伏,社员们则围得水泄不通。主席忽然指着随行的襄城地委书记刘熙民问:“认得他吗?”“刘书记!”人群齐声。听到回话,主席眯眼点头:“能让人叫出名字,不易啊。”
转往后梁庄途中,车窗外立着一座彩绘拱门,上方标着“跃进门”三字。刘熙民解释那是全县比学赶帮超的展示栏,主席表态:“比就比,要有账本,别糊弄。”声音不高,却让车厢里人心里一紧。
九点光景,一行人来到“二茬烟”试验田。主茎旁再生的枝芽比母株还旺,刘熙民汇报说亩均可增收两成。主席听完打趣:“闺女赛过娘,得好好疼。”随行人员被逗乐,却不敢笑出声太大。
烟株看得差不多,老人家摸兜掏出“彩蝶”,抽出一支递给身边几位干部。“我戒了”“我也不抽”——没人接,场面一时有些尴尬。他晃了晃手指,自嘲说:“天天和烟打交道,还怕它?”说罢给自己点上,吐出第一口烟雾,眯眼望向一望无际的“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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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布棚下,他边抽烟边喝井水,仍不断向闻讯赶来的群众招手致意。正说着话,几名扎着红花的小学生怯生生递上画满算式的练习本。他翻了几页,轻轻在一个男孩头上摸了摸:“书念得通透,日后有大用。”又转身同随行人员交代:“孩子们的劲头要护着,他们才是将来建设的顶梁柱。”
十一点多,烈日直射。主席指着远处一排红砖高房子问那是不是烤烟房。当地干部劝他别进去,房内温度高得吓人。他却摇手,迈步进去。紧闭的门一开,热浪扑面。几分钟后,他汗透衣背地走出,“色泽不错,方法可推广。”话音平稳,却听得出满意。
正准备返程时,一名社员捧着一捆刚出炉的烤烟,憨厚地说:“请首长尝尝咱自家的味道。”主席摆手:“心意到了就好。”可众人七嘴八舌劝他收下,他只得将烟叶交给贴身警卫李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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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人群里钻出身材黝黑的赵福申,手里举着个三十来斤的大西瓜。“主席,这是自家地里摘的,您尝尝。”他声音有些发抖。主席接过西瓜,拍了拍,清脆响声直透人心,“好瓜!谢谢你呀。”随即,从怀里抽出最后一支“彩蝶”递过去,“留着,辛苦了。”
赵福申双手接过,愣在当场,“这……这烟我舍不得抽。”他把烟揣进怀里,一路护回家,又亲手做了木匣锁好。从那天起,家里逢年过节祭祖,他必把小木匣摆在香案一角,告诉子孙:“这是毛主席给的。”
襄城之行结束后不久,京报刊出大幅图片:大片烟田绿浪翻涌,配文写道“河南襄城,烟叶丰收在望”。照片上有一行小字——“主席指示:实事求是,保护农民积极性。”对远在乡间的赵福申来说,他更关心木匣里的那支烟是否完好。他没进过北京城,却觉得自己的心早已被那一句“好瓜”带到了天安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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