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张太雷英勇牺牲，多年后幼子惨遭酷刑，遗物只有两枚指甲

1941年，在江西上饶的一座集中营里，一个年轻人拖着病体，咬下了自己的两枚指甲，又小心拆下了一支钢笔的笔尖。

他把这些交给身边的战友，说：“如果能活着出去，请带回常州，给我母亲。”那年冬天特别冷，风吹在铁丝网上，发出细碎刺耳的声响。

这人叫张一阳，只有18岁。

他的父亲张太雷，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牺牲了。

广州起义时中弹身亡，年仅29岁。

那时候张一阳才四岁，正蹲在老家常州的院子里玩泥巴，谁也没跟他说，爸爸没了。

张太雷牺牲后，消息隔了一年才传到常州。

张家没有电话，靠的是人带口信。

陆静华听到噩耗的时候，整个人都瘫坐在地上。

她哭了整整一夜。

可第二天就站起来了。

她说：“不能倒，孩子还小。”那时候她只有三十多岁，带着两个孩子，靠做针线活和帮人洗衣裳维持生活。

日子很苦，但她从没让孩子饿着。

她特别坚持要让孩子读书。

连女儿也送去学堂，街坊都说她“疯了”，她只回了一句：“这是他爹生前的愿望。”

张一阳小时候不太爱说话，个子不高，但做事特别认真。

每天晚上，陆静华都会坐在油灯下，给孩子们讲他们父亲的故事。

说他年轻时在巴黎留学，回国后做地下工作，后来参加广州起义。

她讲得很慢，像怕孩子听不懂似的。

张一阳就那样坐着听，眼睛一动不动。

1937年，常州沦陷。

那年冬天特别冷，他们一家逃到西庙沟的亲戚家。

房子小，三口人挤在一个角落。

张一阳本来读到初中二年级，但战乱一来，学也上不成了。

他没跟家里说，自己偷偷跑去当学徒。

每天一早出去，天黑才回来，手上都是油污。

他做事勤快，话也不多。

别人问他：“你还想读书吗？”他只说：“等以后。”

可那时候，谁知道有没有以后。

1939年，新四军在江南一带活动越来越频繁。

某天晚上，有人敲门，是地下党的人。

他们找的就是张一阳，说他可以去部队。

他没犹豫，第二天就走了。

那年他16岁。

他到了新四军后，组织上知道他是张太雷的儿子，想安排他去宣传部，干些文书工作。

但他拒绝了。

他说：“我刚来，就该从头干起。”

姐姐张西蕾给他送行，送了他一支钢笔。

是她攒了两个月的钱买的。

她说：“你要记得，这支笔是写信、也可以记日记，但最重要的，是别忘了你爸是谁。”

张一阳点点头，没说话，把笔收进了军装内袋。

1940年底，局势越来越紧张。

皖南那边，国民党开始限制新四军的行动。

部队里决定，先把一些机关人员和女同志撤走。

姐姐想带弟弟一起走，怕他年纪小，万一遇到危险。

但张一阳不肯。

他说：“我不能走。”

张西蕾拗不过，只好先走。

她走的时候，回头看了弟弟一眼，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

新四军部队被围困，张一阳在突围中被俘。

之后被押送到江西上饶集中营。

上饶集中营条件极差。

木板床、稀饭、咸菜，冬天没有棉衣，晚上冷得睡不着。

很多人得病，张一阳也开始发高烧。

一连几天，都躺在角落里，几乎没动静。

敌人从一个叛徒嘴里得知他是张太雷的儿子，就开始劝降。

他们说：“签个字，我们就给你治病。”

他没答应，只是冷冷地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从那天起，他就被断了水断了饭。

身边的战友后来回忆说：“他最后几天，几乎没说话。

只是有一天，把钢笔拆了，又咬下了两枚指甲。

说，让我带回家。”

他死的时候，没有棺材。

几个人用草席把他裹了一下，埋在了集中营附近的荒地里。

没有标记，没有名字。

消息传回常州时，已经是两年后了。

陆静华收到的，只是一封信，还有那枚笔尖和两片指甲——用油纸包着，放在一个小布包里。

她没说话，拿着布包坐了一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