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领土完整，北洋政府也做了最大的努力，这些事你知道吗？

晓晨说历史

2025-09-03 18:59

来自黑龙江

北洋时期的中国，历史像锯齿一般，在动荡与暂时的稳固之间来回摆动。人们提起这段时期，常常记得军阀混战、地方割据与社会动乱，但较少有人关注在边疆事务上，北洋政府其实投入了大量心力。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的沉默，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这段历史脍炙人口，但在更宽广的背景下，北洋政府在边疆问题上的抉择与努力，却往往被忽视。黑白分明的叙事之下，其实也存在一些耐人寻味的灰色地带——在权谋与混乱之间，他们确实做出过拼命的尝试：守住疆土，稳住边防。

故事从1912年开端。那一年，洮南知府察觉到乌泰王爷投奔外蒙古的苗头，第一时间上报。奉天都督赵尔巽并没有采取一味镇压的策略，而是先行派人安抚劝说。然而乌泰不买账，甚至怒摔酒杯，号召起兵，战事一触即发。他打着藏传佛教的旗号，联合蒙古贵族，三路分兵：中路由王府直出，左路绕葛根庙，右路则偷袭突泉，看似精心布阵，实则胜负难料。奉天派出的部队仅用一个月便将其击散，吉林与黑龙江的兵力也随即跟进。乌泰见势不妙，逃入俄国寻求庇护，最终在民国政府“既往不咎”的政策下灰溜溜地回国。1915年，他携子在北京认错。是软弱还是策略？北洋政府选择了容纳与归顺，而非赶尽杀绝，这既避免了局势恶化，也让人疑问：他们的手段究竟保护了谁？

与此同时，外蒙古局势复杂。喀尔喀四部谋求独立，所谓“外蒙皇帝”不断号召内蒙古响应，49旗中有35旗呼应。1913年，五路外蒙军发起“牛年之乱”，民国军队一度陷入狼狈。史料零碎，很多细节仅能在蒙文资料或《丑年之乱考》中寻到只言片语。到年末，外蒙军补给断绝，北洋军才得以反击，将敌人逐出，勉强守住内蒙古的大片土地。虽然地盘未能尽数收回，但至少保住了数十万平方公里。1916年，巴布扎布在战火中身亡，算是迟到的清算。胜败之间并不分明，但这已是当时的极限。

1919年，徐树铮成为关键人物。他性格刚烈，手段果决。面对外蒙局势，他率军快速进驻库伦，仅一周便迫使外蒙“总理”签署撤治文件，使外蒙古重新归属中央。大总统徐世昌批准这一成果，外蒙皇帝被软禁，权力光环迅速褪去，最终客死异乡。外蒙的军事首领惠斯列克·达木丁苏荣也落得囚禁致死的下场。强硬手段固然见效，却也带来反复无常的风险。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复杂的注脚：表面的胜利背后，往往伴随长期的隐患。

唐努乌梁海的故事更显曲折。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中国才得以着手收复此地。次年，民国派出东西两路大军，北上克复科布多及白军驻地，历经一年，终于将沙俄势力驱逐，七年失地重新归入版图。可惜，这块土地最终未能守住，后来仍划入他国。北洋政府的边防举措，更多是一种艰难支撑——赢得短暂喘息，却难敌大国角力。

呼伦贝尔的经历亦是一例。1912年，受俄国扶持，当地蒙古贵族试图独立，武装占领呼伦贝尔。中央劝说无果，只能加强军事。呼伦贝尔短暂独立，但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局势突变。靠山倒塌，支持力量崩解，1920年当地蒙古旗主动请求归并，呼伦贝尔得以重新纳入中央。这个收复过程几乎没有血腥，却展示了民意与形势的微妙互动。

总体而言，北洋政府面对的边疆问题，从未单纯取决于军事胜负，而是深深受制于外部格局与内部资源。有人说民国元年便已积弱，但也有人强调，至少北洋政府在边疆事务上守住了大部分国土。对乌泰叛乱的平定，对呼伦贝尔的收回，以及对外蒙与唐努乌梁海的反复争夺，都是既非全功、也非全败的过程。阿勒泰一线虽少有动荡，却也能见到北洋时期的巩固痕迹。

从1912年至1920年，北洋政府通过军事与政治手段收复或坚守的边疆面积累计约两百万平方公里。这一成就虽不完美，却直接关系到后续民族关系的稳定。史料如《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中国边界史地集》等，都对这些努力有所记载。尽管如此，边疆治理并非彻底成功，最终仍有失地。然而，如果简单以成败论英雄，难免失之偏颇。北洋政府在边疆的故事，更像是一部夹杂着拼命、妥协与现实考量的历史。它提醒我们：历史并非纯然黑白，而是充满折冲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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