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南京鼓楼区有一家著名的舞厅——“仙乐门”。
“仙乐门”的头牌舞女,名叫史红瑛。
她最红的时候,南京城里的达官贵人对她趋之若鹜,甘愿一掷千金博美人一笑。
但是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史红瑛已经年老色衰,门庭冷落,最终也逃不过过气的命运。
好在,她当红的时候攒了一大笔钱,即使不做舞女,下半辈子也可以衣食无忧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1950年的元旦,史红瑛被人发现意外猝死在了一家旅馆里。
而她的离奇死亡,也牵出了建国初期一段惊心动魄的敌特斗争故事......
01 遗失的纸条
新中国成立后,南京“仙乐门”舞厅的生意大不如前。
1949年12月31日,元旦前夕,来跳舞的人比平常多些,一直到凌晨两点才送走了最后一批舞客。
散场后,舞厅老板任芝贵和账房张先生按照惯例给舞女结算当天的收入。
此时,杂役老李突然偶来,把一张折叠纸条递给任芝贵,说是自己在沙发下面扫出来的。
任老板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莲花,我很珍惜以前的时光,不知可否重温一回?鑫于即日。”
任芝贵纳闷了,“仙乐门”没有叫莲花的舞女啊。
此时,领班白小玫刚好也在旁边。
她笑着说:“您不知道,史姐的乳名就是莲花。”
原来这张字条是留给史红瑛的。
任芝贵这才明白过来。
此时的史红瑛早已经不在舞厅了,任老板就将字条交给一个名叫宋静芬的舞女,请她带去给史红瑛。
宋静芬跟史红瑛住得很近,就是一条巷子的对面邻居。
她回到家后,已经是凌晨三点,寻思史红瑛肯定已经睡熟了,还是明早再交纸条好了。
宋静芬的丈夫老罗原是国民党刑警,解放后丢了工作,在长江客运码头当保安。
老罗见妻子这么晚回来,下厨给她做夜宵,谁知手忙脚乱中,菜刀居然划破了手指。宋静芬见状,连忙找出碘酒、纱布给丈夫消毒包扎。
等到一通忙活后,两个人都困意袭来,眼皮子都撑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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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罗随便收拾了一下桌子,准备上床睡觉。
可是等他看到桌上的纸条,却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叫:“咦?”
原来,宋静芬刚才手忙脚乱,将碘酒不慎滴在了带回来给史红瑛的纸条上。
经过碘酒的浸泡,纸条空白处竟然显现出淡蓝色的字迹。
老罗是个老刑警,知道碘酒可以让用秘密药水写的文字显行。
他当下取过一支新的棉球棒,蘸了碘酒,轻轻擦拭纸条的其他空白处。
等到整段文字出现后,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上面写着:“所报方案经报请上峰审议,认为可以一试。所需经费、器材,筹措后照数拨给”。
宋静芬也意识到了不对。
彼时正值解放初期,针对敌特分子的斗争如火如荼,每个人脑袋里都紧绷着那根弦。
老罗和宋静芬也顾不上天黑风大,直奔附近的白下公安分局。
事关重大。
次日一早,分局的领导立刻聚在一起对纸条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这张纸条很有可能是敌特分子留在“仙乐门”的。
当天上午十点,鼓楼分局组建专案组,副局长齐明德担任组长,此外还有侯健坤、齐明德、徐冬生等老刑警参与。
就在齐明德几人轮流传阅纸条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仙乐门”昨晚闹小偷了。
侯健坤说:“只怕此举跟那张纸条有关系呢,咱们去看看。”
02 凌晨窃案
“仙乐门”窃案发生在元旦凌晨。
天窗玻璃被打碎,窗框上留下了清晰的绳索的勒痕,估计案犯是打碎天窗玻璃后,把绳索系在窗框上进入现场的,作案后又抓着绳索攀爬而出。
小偷在账房、休息区、洗手间都留下了脚印。从脚印判断,这是一个身高在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间的男子,较瘦。
据任老板介绍,大约上百万现金(旧币)被窃,由此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一起以劫财为目的的入室盗窃案。
但是对于专案组侦查员来说,其想法就不同了。他们觉得昨晚的盗窃有点太巧了,背后似乎还有不为人知的隐情。
侦查员徐冬生在舞厅绕了一圈,结果在厨房里发现了一个倒在地上的垃圾桶,旁边还散落了一些杂物。
他叫来杂役老李询问,可老李说自己昨晚收拾厨房的时候,垃圾桶还是好好的,也没有东西掉出来。
徐冬生灵光一现:难道小偷曾进入厨房,试图从垃圾桶里找到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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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那张纸条!
专案组推测:有人以舞客身份进入“仙乐门”,想把纸条交给舞厅里的某个人,但是不知为何纸条掉到了沙发底下。这个人在离开“仙乐门”后方才发现,只好采取“入室盗窃”的手段潜入“仙乐门”。
那么他想找的人是谁呢?
难道就是纸条上写的“莲花”史红瑛吗?
还是随手写了个名字而已?
为什么纸条没有成功送出去呢?
就在这时,任老板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12月31日晚上,“仙乐门”只有史红瑛没来上班。
专案组决定立刻前往位于尚书里的史红瑛寓所。
可是到了以后,他们才发现史红瑛不在家。
邻居彭嫂说,史小姐早上从外面回来,买了鱼肉和冬笋、白菜等,说是晚上准备在家请客。
但是过了一会儿,彭嫂就看见她匆匆忙忙叫了一辆人力拉车,又离开了家。
据彭嫂回忆,那辆拉车是城里最大的“富贵车行”的。
专案组马不停蹄赶到了“富贵车行”,请老板在众车夫中调查一下,有没有今天中午在尚书里拉过一个美貌的女子。
下午四点,车行老板打来电话,说确实有个车夫在尚书里拉过一个女顾客,当时将她送到了中华路“大德旅馆”。
齐明德率人赶到“大德旅馆”。
据茶房介绍,今天早上九点左右,有个瘦高个儿男子拿着“仙乐门”的介绍信,为史红瑛办理了入住登记,但是史红瑛本人是十一点才来的,就住在201房间。
侦查员跟着茶房上楼去到201,结果敲了半天门还无人回应。
齐明德意识到情况不妙,果断破门而入,结果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可怕的场景:史红瑛斜倚在双人沙发扶手上,低垂着脑袋,垂下一头乌黑油亮的长发,隐隐约约露出青灰色的脸庞。
她已经死了!
03 舞女猝死
法医匆匆赶到,根据初步勘验,确认史红瑛系中毒而死。
房间里遗留的热水瓶、茶杯都被侦查员带走,送往市局进行技术鉴定,最后在茶杯的残茶中发现了剧毒成分。
根据法医解剖、现场勘查、旅馆茶房的证言,齐明德大致还原了案情:
上午9点,一男子持“仙乐门”的证明前往“大德旅馆”给史红瑛订了一个房间,并提出要去房间看看,于是茶房领其上楼。
男子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拿起茶几上的茶叶筒,打开闻闻,说这茶不好。茶房赶紧抱歉,小旅馆只有种茶叶。
男子说没关系,我自己给史小姐准备了好茶叶,然后从身上掏出一个小小的茶叶纸盒放在茶几上。
男子离开后,史红瑛坐着人力拉车来到旅馆,入住201房间,泡了一杯茶,然后被毒死了。
齐明德的这番推理一说出来,大家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当晚,专案组立刻去尚书里史红瑛家搜查。
史红瑛,家里收拾得清清爽爽,搜了一圈,只发现了半本盖着“仙乐门”公章的空白证明,没有可以和案件联系起来的东西。
众人失望而归,回到了分局,再次召开案情讨论会。
经过一晚上的分析,专案组决定从两个方面着手开展调查:一是凶手预订房间所使用的“仙乐门”的证明;二是调查凶手是通过什么方式通知史红瑛前往“大德旅馆”的。
次日,侦查员周永贵、蒋天飞负责去“仙乐门”查证明,任老板和账房张先生出面接待。
任老板说,抗战胜利后,他被“军统”逮捕,全靠史红瑛多方奔走营救。
他害怕以后再有什么事情需要史红瑛帮忙,就盖了一本空白证明给史红瑛,让她随时使用。
周永贵、蒋天飞暗忖,中年男子用来预订旅馆房间的证明,估计是之前从史红瑛家里拿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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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另一路的调查情况:侦查员先去了史红瑛买菜的菜场调查。那家菜场位于尚书里路口,是南京市一家比较有名的公共菜场。
史红瑛作为曾经的头牌舞女,在当地无人不知。
侦查员打听到了几个摊贩,但是没发现什么线索。
下午,专案组正为断了线索发愁时,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有个小偷自称元旦那天曾往史红瑛的衣袋里塞过一张小字条!
04 塞纸条的小偷
“小偷”人都称“戴老四”,是个职业扒手。
元旦那天,他来到尚书里一带转悠,打算调个合适的地方下手。
转了一圈后,“戴老四”选中了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子作为目标。
他的扒窃功夫早已经炉火纯青,前后不过几秒钟的功夫,钱包就到手了,里面居然有20多万旧币。
有了钱的“戴老四”正准备大摇大摆走进饭店,忽然肩头被人轻轻拍了一下。
他转脸一看,不由得惊呆——竟是失主!
那汉子瘦而精悍,戴着鸭舌帽,眼神充满杀气。
戴老四心下有些慌了,可是“鸭舌帽”没有大声叫嚷,反而客气地说:“我请老哥吃碗面吧,这家的羊肉面不错。”
在饭店坐下以后,戴老四本想老老实实退还赃物。
谁知道鸭舌帽不仅不收,反而将一张折叠纸条放到戴老四面前,说:“我请老哥帮个忙,今天早上去一趟尚书里菜场,将这张字条塞进史红瑛史小姐的大衣口袋里。至于那个钱包,就作为你的报酬。”
戴老四这种职业扒手,自然认识舞厅的头牌舞女史红瑛。
他寻思,这活儿对于自己来说易如反掌,塞一张纸条换20万元,简直赚大发了。
很快,戴老四就在菜场遇到了来买菜的史红瑛,轻而易举就完成了任务。
但是他这个人有个坏毛病,喜欢大手大脚花钱,还爱吹牛。
发了财的戴老四当邀约了几个朋友喝酒。席间,他喝多了酒,就信口开河,把元旦当天发生的事情大吹特吹了一番。
那几个狐朋狗友中,有一个绰号“申胡子”的闲汉,平时也靠小偷小摸为生。
1月3号那天,“申胡子”因为偷自行车进了派出所。
考虑到他的多次盗窃历史,本来应该重判。
“申胡子”为了立功减刑,就把戴老四偷钱包的事情供了出来。
巧的是,当时负责做笔录的刑警老关每天都看公安内部的《敌情通报》。
老关知道元旦发生的“大德旅馆”命案,死者就是史红瑛,所以立刻汇报给了专案组。
专案组了解上述情况后,随即派员去找戴老四。
戴老四老老实实招认了一切。他说的和“申胡子”之前供述的大差不差,就是偷钱包后被失主利用,往史红瑛的口袋里塞了张字条。
至于那个失主叫什么,字条内容是什么,他一概不知。
虽然找到了凶手联系史红瑛的方式,但是线索到了这里又断了。
1月6日,专案组再次开会讨论,该从哪个方向寻找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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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周永贵提出了一个想法:“鸭舌帽”既然指派戴老四去菜场塞纸条,那显然是料准了史红瑛当天会出门买菜。那么他是如何知晓的呢?会不会和史红瑛元旦这天晚上要请客的事情有关?
顺着这个方向,专案组决定从史红瑛的人际关系下手。
史红瑛是苏北宝应人,早年来南京谋生,成了颇有名气的红舞女。
她发迹了以后,不少亲戚来南京巴结她。
史红瑛的伯父一家和堂兄一家,都在史红瑛的帮助下在南京落了户。
逢年过节,她和伯父、堂兄必会相聚。
于是,专案组决定将史红瑛的亲戚请来谈一谈,看看他们能否提供有效的线索。
05 船厂老板
1月8日下午,史红瑛的伯父、堂兄两家人齐聚分局。
据伯父说,元旦那晚,他们本来是打算在史红瑛的家里聚餐的,这是早就约好的。
可是谁也没想到,再见面时已经天人永隔。
至于聚会的消息,除了亲戚以外,史红瑛的邻居们也都知道。
对于到底是谁谋杀了史红瑛,史家人一点头绪都没有。
在谈话间,史红瑛的侄女晓洁提到了一件特殊的事情:
12月的一个星期日,晓洁来看望姑姑,谁知姑姑不在家。
晓洁本打算先回去,谁知走到解放路口时,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马路对面,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是史红瑛,还有一个四十来岁的胖男人,西装革履。
史红瑛和胖男人道别,说了一句:“那就这样吧,伊先生再见!”
这条线索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因为侦查员之前也询问过舞厅的老板同事,从来没听她们提起史红瑛和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有交集。
可是,如何找到此人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从轿车下手。
那个年代,即使是南京这种大城市,开得起轿车的人也不多,比较容易查到车主。
侦查员再次把史晓洁请到了分局,让她辨认市面上常见的黑色轿车照片。晓洁看了一会,指着一张“福特1940”的照片说:“好像跟这辆有点儿像。”
根据交通处档案登记,南京一共有31辆“福特1940”,有一辆的车主名字叫尹世运。
于是侦查员断定:就是此人!
尹世运,四十岁,南京“西阳修船厂”老板,早年曾参加青帮。
他虽然是半个黑道人物,但是也有爱国情怀,曾为抗战出过不少力,还掩护过一些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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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尹世运的妻子王氏也死于肺结核,他从此过着单身生活。
9日下午,齐明德、徐冬生上门拜访了尹世运。尹世运一看有警察登门,心里就明白了大半。
他叹了一口气说:“是为史红瑛之事吧?”
“我们想听您谈谈跟史红瑛相识和交往的情况。”齐明德说。
据尹世运说,去年10月的一个周末,他参加好友的生日派对时偶然结识了史红瑛。
之后,两人渐渐开始交往。
史红瑛向尹世运透露说,自己已经准备离开“仙乐门”,另外去找一份工作。
尹世运想要介绍她来自己的船厂,没想到却传来了噩耗。
齐明德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出席史小姐的葬礼呢?”
尹世运说自己原本是想去送史红瑛的,可是就出门前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威胁他不准去参加葬礼。
尹世运也是混过江湖的,压根不把这种威胁放在心上,挂断电话就下楼了。
可是等他来到车前,却隔着车窗玻璃,看到方向盘上用绳子绑着一把手枪。
尹世运连忙叫来船厂的工人帮忙,拿出了手枪。好在枪里并没有子弹,估计是吓唬一下,并不是真的要他的性命。
尹世运这才反应过来,那通电话不是口头威胁这么简单,所以就没去参加葬礼。
这下轮到侦查员懵了。
为什么这个神秘电话不允许尹世运参加葬礼?
是害怕别人知道史红瑛的交际圈里有尹世运这么一个人吗?
尹世运自己也想不明白。
他和史红瑛的交往时间不长,顶多也就是个红颜知己,两人也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齐明德安慰他说:“你别着急,再好好想想,和史小姐从前相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
尹世运低头沉思了一会,突然抬起头来说:“有个事,不知道要不要紧。”
原来,尹世运和史红瑛最初相识,是在好友杨锦国四十岁的生日派对上。
他本不会跳舞,那天一个人坐在场边看,是史红瑛主动上前拉话,还带着他跳舞,两人才熟络起来的。
事后,尹世运曾和杨锦国提起此事,谁知杨锦国一脸纳闷地说自己根本不认识史红瑛,更没邀请她来参加派对。
当时尹世运没放在心上,只不过如今出了事,才觉得有点不对劲。
听完这番话,侦查员不由得开始怀疑,史红瑛是悄悄混进来的,目的可能是想结识尹世运。
那么,她的最终动机是什么?
06 司机立功
1月13日下午,专案组举行的案情分析会上,着重介绍了从尹世运这里挖到的线索。
众人都一致认为,很有必要追着这条线查下去。
就在此时,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传来——那个往轿车里放手枪的家伙被船厂工人抓住了,已经扭送分局!
立功的是尹世运的司机姜钰民。
史红瑛出殡那天,姜钰民本来在车子里等衣世运下来,但是中途有事离开了一会。
短短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居然有人在汽车的方向盘上放了一把枪!
这件事发生后,姜钰民就憋着一股劲儿要揪出幕后黑手。
他怀疑放枪的家伙肯定是本厂人员,否则时间不可能掐得那么准,也很容易引起怀疑。
于是,姜钰民让几个厂子里好哥们暗中调查,最后查到那天有一个名叫陆金典的油漆工曾被目睹鬼鬼祟祟车现在车子附近。
姜钰民是个胆大心细的人,直接叫了几个弟兄绑了陆金典,带到厂里的地下室,当场讯问。
陆金典挨了一通拳打脚踢,招认了放枪的事情。尹世运得知后,连忙报了警。
很快,陆金典被带到了分局。经过审问,他说出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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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金典是“保密局”在逃离南京前发展的潜伏特务,其上线就是史红瑛;史红瑛死后,由另一名叫“老铁”的男子担任其上线。在尹世运的轿车内放置手枪,就是“老铁”主使的。
当晚,“老铁”落网。连夜讯问,“老铁”(真名华昀)供出了其掌握的三个联络对象。
那三个特务落网后,又供出了各自的上下线。
至此,史红瑛被害案终于真相大白:
史红瑛本是“军统”成员,南京解放前夕担任保密局“南京第二交通站”副站长的职位。
她的上线即是站长朱远铎,下线是陆金典。
12月31日晚上,朱远铎有一份急件需要史红瑛连夜递送。而这份急件,就是用特殊秘密药水处理过的纸条,表面上写着“莲花,我很珍惜以前的时光,不知可否重温一回?鑫于即日”,但是隐藏的内容是“所报方案经报请上峰审议,认为可以一试。所需经费、器材,筹措后照数拨给”。
为了将急件送到史红瑛手里,朱远铎化装成舞客前往“仙乐门”,哪知史红瑛竟然没去上班。
由于离开的太匆忙,朱远铎竟然将急件丢失在了舞厅!于是,他伪装成小偷,半夜潜入舞厅寻找,却无功而返。
当晚,这份急件被杂役老李打扫时发现了,后来又让宋静芬带了回去。因为碘酒的巧合,宋静芬的丈夫老罗发现了急件上隐藏的文字,上报给了公安。
当然这一切,朱远铎都是不知道的。但是他作为一个特务,比谁都明白急件曝光的风险。为安全起见,朱远铎决心干掉史红瑛,以免史红瑛牵连到自己。
于是,朱远铎指令特务梁纲向史红瑛送信,约她到“大德旅馆”见面。
梁纲和史红瑛私交不错,知道元旦当天史红瑛会在家里请亲戚吃饭。
既然要请客,那就一定买买菜。
所以,元旦一早,梁纲就在尚书里菜场转悠,想要和史红瑛接上头,谁知道钱包被戴老四偷了。
一开始,梁纲想教训戴老四一番,但是他转念一想,为何不利用一下这个“技术娴熟”的小偷,让他帮忙给史红瑛送信呢?
戴老四贪财,就答应了梁纲(也就是他眼里的“鸭舌帽”)的要求,将写着时间地点的纸条,偷偷塞到了正在买菜的史红瑛大衣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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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红瑛收到纸条后,果然前往“大德旅馆”与朱远铎见面,而朱远铎早已先一步到达旅馆订好房间,在房间的茶叶里下了毒药,致使史红瑛最后喝下毒茶,中毒身亡。
至于史红瑛与尹世运的来往,是由台湾“保密局”直接向史红瑛下达的“组织使命”。
使命的内容是什么,朱远铎并不知情。
史红瑛死后,台湾方面下令朱远铎恐吓尹世运,避免由尹世运牵出史红瑛的特务身份。
不过,“保密局”的行动目标到底是什么,因为史红瑛已死,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1950年4月29日,朱远铎、梁纲、以及华昀其他几名潜伏在南京的特务分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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