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在悉尼开出租车，会遇到怎样的人怎样的事？

《我在悉尼开出租》的作者张立雄在悉尼开出租车近20年，自2019年起开始书写出租车里的故事。本书收录他近五年来的文章，大多取材于出租车内真实发生的故事。通过出租车这一流动而短暂的空间，作者试图捕捉人际相遇的微妙状态：那些萍水相逢的人们，会交谈什么、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没有利害关系的车厢里，人与人之间是更坦诚友善，还是疏离防备？本书借个人叙事反映时代的变迁，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与眷恋。

在车厢这个移动而私密的空间里，张立雄既是司机，也是听众，更是记录者。他用敏锐的洞察力，去感受方向盘前流动的万般人生。文字细腻而不矫饰，幽默里带着哲思。

>>内文选读：

隐私和孤独：出租车上的澳大利亚社会学

一天晚上，一个白人白领女孩上了车就掩面而泣。我问她去哪里？她反问我：“可以去哪里？未来在哪里？”原来今晚她和男朋友“崩”了，她受不了，感到无望。我狠狠地说：“什么未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都是被设定好的，那就是坟墓。”她被我说得一愣一愣的，凄凄楚楚地说：“那生活不是就没了意义了吗？”我说：“当然有意义，因为我们拥有现在。我们不能改变过去，其实也不能躲过最后的‘未来’，但是我们能把握现在。或者说，拥有现在的人才拥有未来。”

她有点懂了，也明显好受些了。最后给了我5元钱小费下了车。

有许多one off（一次性）男女乘客向我诉说隐私，倾吐衷肠。一开始，我觉得自己或许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能诱人敞开心扉，晒出底裤或底牌，直到遇上了他。

他大概20岁出头，有点脏里脏气、破破烂烂的，散发着一股深重的忧郁。一个潦倒的人却神情严肃、专注，让人觉得好奇。当前面两辆出租车不理他的招手呼啸而过时，我则停下了。

他上车后，我发觉他谈吐很正常，比他的外表要整洁得多。他说他是从乡下来的，要去内西区的Marrickville（马利克维尔）找朋友。我问：在哪条路上？他说他不知道地址，开到那里，他会认出来的。

Marrickville地方大了，又该从“辣”条路开过去？我又问：他朋友知道他来吗？打个电话问一下。他说：朋友不知道他要来，也没有他们的电话。我有点焦躁，觉得不对劲，哪有风尘仆仆、大老远赶过来找一个“三无”朋友-—无地址、无电话、无预约？看来这趟差会有麻烦，但也只有开过去再说了。

一路上他仍然忧郁、严肃。我就一点一点地诱他开口。我问：“你有什么要紧事吗？”他说：“没有。”我又问：“你和这个朋友关系很近吗？”他说：“不近，只见过一次，他是邻居的亲戚。”我忍不住说：“那你找他干什么，还要冒着找不到他的风险。”

他没回答，也没因我的“冲”而不快，仍然一如既往地忧郁。

“怪人。”我心想。

他却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我只想找一个人说话。”

我问：“你在家里没有朋友、亲戚？”

他说：“有。”

“那你到这里找他干什么？”

“因为我要找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说胡话、废话。”他清晰而坚定地说。

噢？这个理由倒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是有个性，还是非理喻？我立即来了兴趣，我对与众不同的人总怀有一种敬意，因为自己从不敢逆鳞惹众怒的。

“我的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就和你谈职业、金钱、爱情，这个太沉重了。人需要说些胡话、废话，各说各话，笑个不明所以，快乐不知何来，然后，一个晚上就过去了，稀里糊涂，过去的一天就忘记了。然后，明天才能是一个新鲜的人。Starting from 0,then can be 10,20,30; Starting from 1.1,1.2,then could be 1.11,1.22.（从零开始，有可能马上十进位，而从滴滴答答的残屑开始，弄不好只有个进位。）”

这些倒不是胡话、废话，虽然不严谨，但也不无道理，还有点煽动力。

“所以，我宁愿找不到，也要找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话。”他有点不忧郁了，或许因为我也是个不相干的人。我猜测他有点“独头独脑”，或许还怀有周边的人不可理解的野心，所以在那里不受待见。

最后我在一个小路口放下了他，我估计他是找不到他的朋友的，但他会在远离家乡的悉尼找到一个可以说胡话、废话的人。

我从中醒悟：这里的人更愿意和不相干的人说真心话。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违反常理的，但却自有它的道理：与陌生人说隐私，没有泄露的风险；隐私有很大部分是防自己人、防熟悉的人的。另一方面，从陌生人那里获得的回答，却是最直白的没有顾忌的第三者的“元”见解。

又一天晚上，在经过市区的百老汇大街时，我看到一个瘦高个青年站在公交站等车，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不仅瘦，而且弱，亭亭欲颤的样子，好像随时会随风起舞。当我就要擦身而去时，他突然伸出了手，我就一个急刹车停住了。他朝前走了两步，打开了后车门。我发觉他的腿有点问题。

他说了一个地名后就不说话了，我感到一种特别的沉闷，好像他带进了一股压抑。过一会，他却叹了口气，又叹了口气。我就顺势问：“工作很累？”他“唉——”了一声后才说：“我一出生就生了一种骨癌，今年22岁了，一根股骨全蚀坏了，明天进医院手术。”我听了很震惊，怪不得他有点“跷”。我不知道如何劝解，就说了些礼貌的废话，我的确一筹莫展、无能为力。

他下车后，望着他被路灯拖得又长又细的身影，我有点想不通，不是他与生俱来的不幸，而是他现在的孤独。对于我来说，手术之夕仍然孤身夜归，是第二种不幸。他没朋友吗？没亲人吗？只能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出租车司机一吐哀怨和担忧？

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五六年前，我在市中心的一幢住宅楼包清洁活。一天早上去上班，大楼女保安乔艾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有人凌晨４点跳楼自杀，黛比知道，你快去见她。”

黛比是大楼的物业经理，比我小５岁，和我关系很好。她住在10楼，我就上去看她了。推开门，看见黛比眼泪汪汪地坐在窗边，她示意我坐下，就絮絮叨叨说了起来：“是我害死了他。他是18楼的一个租客，他住1810室，我住1010室，正好在我的楼上。他是个空军军官，以前只是见面点头，昨天傍晚，正好和他乘同一部电梯，就聊了几句，大家都很高兴。他还问我住在哪一单元。”黛比擦了下渗出的眼泪，“昨夜２点，我在电话里和男朋友吵架，突然有人敲门，我问谁？回答的是他，他说想和我聊聊。我当时正烦，情绪失控，就说：滚开，我自己都顾不过来了。他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到了４点，我还在电话上和男友吵，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不祥的预感，这时就见一个身影从上面飘落，划过我的窗户。我对着电话惊叫起来……”她颤抖起来，不得不停住说话。

“都是我不好，如果当时我开门让他进来，他就不会跳楼。”我无言以对。至今不知道那个空军军官为何要跳楼，情感？职途？政治？

黛比带点恶意地说：“真不明白，好好的，为什么要跳楼？照我说，要跳楼的，该是那些九个人、十个人住两房一厅、像个鸡窝的人。”一些亚裔青年，持学生或旅游签证，在市中心的餐馆没日没夜地打工，为方便、为省钱就凑人合租一套公寓，听说最多的有十二个人住两房一厅的。我们刚来时，也群租，虽说没那么多人，但我对他们的处境是理解和同情的。黛比的话，表现出了一种本能的歧视。我冷冷地说：“他们既没有想死的时间，也没有跨窗跳楼的空间。”

跳楼的话题在我离开黛比的房间时，便永远地结束了，再也没人提起那个空军军官，也至今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如在中国，那肯定是一个热门话题，要“烧”一阵子。这当中有多少成分是搬弄口舌，有多少是关切、是遗憾，难以分清，但他绝不会是走得这样的无声无息。

看来，澳大利亚人要比中国人孤独，当然也有更多的个人自由，这两者是成正比的。首先，澳大利亚人对个人隐私有着极端的护卫倾向，许多事情他们宁愿找陌生人，如律师、心理医生或出租车司机（哈哈）倾诉，也不愿和亲友分享。其实，许多个人的烦恼只要与亲友侃一通就会减轻，甚至了无。当然，套用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的话说：“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消失了。”其次，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强调和坚守，使得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并不处于一种“生命共同体”的“互联网”中。我们中国人，无论爱、怨，家人之间有着毫无道理但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是这样的。有时，无论情况多么糟糕、多么无望，你总有一条退路，总会有一碗饭吃——家人、挚友是你无须再退的退路。

当然中国人的亲近，也有亲近的麻烦。我的一个朋友，早几年接到家里电话，说父亲病危，他就匆匆地赶回去了。那时他来了没多久，经济状况不太好，孩子又都小，回国一次是件大事，他只能请两周的假。回去两周，父亲转危为安。临别时，父亲不好意思地说：“让你白跑了一趟。”言外之意是：怪我不争气，没能走掉。

过了一年，父亲又病危了，他又回去两周，两周过后，父亲仍然处于病危之中。临别时，父亲又说：“唉，又让你白跑一趟，但估计不会要你跑第三次了。”他走后没几天，父亲真的走了。朋友很难过，为没能送终尽孝而遗憾，但他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忍俊不禁：“××，我在他伐西（死），我走了他就西了，就差一口气。”

他父亲是世家子弟，是同济大学的名教授，病危通知一出，国内外亲戚、故旧、学生都来探访，等着告别，很隆重，这对病者的压力也很大。照我朋友的话说：“太多人来也不好，人家大老远来告别，你不走都觉得不好意思，让人家白跑了一趟。我老了决不这样。”

中、西方文化各有优劣，哪一种更好，其实是看各人的性格和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