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兵讲述亲身经历：在南京大屠杀时，城里富太太们的悲惨遭遇

有件事，得从一个老农民的嘴里说出来，才叫人脊梁骨发凉。

这个老农民叫东史郎，战前在日本乡下种地，后来成了侵华日军第六师团的一员。

他晚年的时候，把心里憋了半辈子的事儿全抖落了出来。

他说，一辈子忘不掉的，不是战场上怎么开枪，而是1937年冬天，在南京，那些漂亮女人身上的旗袍被撕开的声音。

这声音，把南京城里最体面的那群人，从天上直接拽进了泥里。

1937年夏天，南京城里的日子还跟蜜一样甜。

秦淮河上的画舫还没歇，夫子庙的小吃摊还热气腾腾。

城里那些最有钱、最有权的家庭，他们的太太和小姐们，过的是另一种日子。

她们早上起来，不喝豆浆油条，喝的是英国运来的红茶，配着小饼干。

她们不说大白话，嘴里能蹦出几句英文、法文，谈的是最新的电影明星和巴黎的流行款式。

她们出门不走路，家里锃亮的别克轿车早就等在洋楼门口。

司机拉开车门，她们穿着一身苏绣旗袍，领口扣得一丝不苟，手腕上不是翡翠镯子就是亮闪闪的钻石表，袅袅婷婷地坐进去。

去的都是些什么地方？

城里最高级的百货公司，或是某个公馆里只对熟人开放的牌局和茶会。

她们的丈夫，不是在政府里说得上话的大官，就是开银行、做大生意的老板。

在她们看来，打仗这事，离她们的生活太远，就像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标题，翻过去就忘了。

可她们不知道，她们身上穿的、戴的，她们那种走路都有股说不出的讲究劲儿，在另一群人的眼里，是扎眼的、是让人眼红的。

这群人，很快就要用最野蛮的法子，闯进她们的世界。

1937年12月13号，日本兵进了城。

那一刻，南京城里所有公馆的门，都挡不住带刺刀的枪了。

与此同时，在几千公里外的日本九州，一个叫东史郎的年轻人，还在土里刨食。

他1915年生人，家里穷得叮当响，最大的念想就是能吃饱饭。

1937年，一张征兵令下来，他稀里糊涂地就穿上了军装，被塞进了第六师团。

上头的天天跟他们灌输，说这是“圣战”，是为了“大东亚共荣”，还告诉他们，中国人不是人，是一种叫“马路大”的木头，可以随便砍。

从上海一路打到南京，东史郎和他身边那帮兵，早就杀红了眼。

刚开始还觉得血腥味呛人，后来闻着闻着就习惯了。

等他们站在南京城外，看着城墙上飘着的青天白日旗，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冲进去，抢东西，找女人。

当时日本陆军高层耍了个花招，说这不是“战争”，是“事变”，意思就是，那些保护平民的国际规矩，在这儿全都不算数。

这等于给手下的兵发了一张许可证，告诉他们，进了城，你们想干啥就干啥，没人管。

城破了。

东史郎跟着大部队像潮水一样涌了进去。

以前，他们这些乡下穷小子，哪见过南京这种大城市的派头。

那些高大的洋楼、精致的庭院，让他们看傻了眼。

他们一脚踹开那些雕花的大门，冲进去第一件事，就是被屋里的摆设给镇住。

可他们不是来欣赏的。

他们看到那些穿着旗袍、浑身散发着香水味的女人，眼睛都绿了。

这些女人平时说话细声细气，连走路都怕踩死一只蚂蚁，可在这群端着枪的士兵面前，她们的镇定和优雅，一秒钟就碎了。

士兵们冲上去，粗暴地扯她们的耳环，拽她们手上的镯子，看见什么抢什么。

那些平时被她们视若珍宝的首饰，现在叮叮当当地掉在地上，被沾满泥浆的军靴踩来踩去。

东史郎后来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有些军官，特别喜欢看这些上流女人害怕、求饶的样子。

他们觉得，把这些女人从高高在上的位置上拽下来，看她们从前的体面和傲气一点点被踩碎，比一枪打死她们，更能让一些人找到快感。

接下来的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卷宗里有记录，但文字远没有现实来得残酷。

如果家里的男人敢站出来保护妻子和女儿，下场就是被当场捅死在她们面前。

然后，这些昨天还是公馆小姐、阔太太的女人，被像拖牲口一样拖走。

她们被关进一些临时找来的地方，可能是废弃的学校，也可能是空荡荡的仓库。

地上铺着一层发霉的稻草，屋里混杂着血腥味、汗臭味和绝望的气息。

一个晚上，一个女人要被几十个士兵轮番施暴。

她们的哭喊，很快就变成了麻木的呻吟，最后，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

根据战后不完全的统计，那短短几个星期，南京城里有几万名女性遭到了凌辱，里面就包括大量这样的富家闺秀。

她们中很多人，没能活到第二天。

饥饿、伤病和无休止的折磨，让她们很快就没了气息。

她们曾经是这座城市最亮丽的风景，最后却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没留下，变成了乱葬坑里一个无法辨认的数字。

她们的身体，成了这场侵略中最悲惨的战场。

仗打完了，东史郎活着回了日本，继续当他的农民。

可南京城里的那场大火，那些女人的脸，像鬼影一样，跟了他一辈子。

他晚上做梦，总能听见旗袍被撕裂的声音。

白天干活，一抬头，仿佛就能看见一张张惊恐的、流着泪的脸。

几十年来，日本国内没人提这事，教科书上轻描淡写，有些人甚至说南京发生的事都是编的。

东史郎就这么憋着，一憋就是半辈子。

到了九十年代，他快八十岁了，觉得再不说出来，就要被这些记忆给活活压死了。

他找到了一个叫“神户南京心连心会”的民间团体，对着录音机，开始一点一点地往外说。

他的声音又干又哑，说几句就得停下来喘口气。

他说出的那些细节，跟当年其他一些老兵的忏悔，跟日军自己的作战记录，跟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堆积如山的证据，全都对得上。

他后来去了好几次南京。

站在那面刻着三十万遇难者名字的“哭墙”前面，他这个快八十岁的老头，拄着拐杖，一站就是大半天。

他说，他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他当年见过的那几个女人。

他只知道，他欠她们的，这辈子还不清，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真相说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那天，在那些漂亮的公馆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2006年，东史郎死了。

在他去世前的一次采访中，他反复提起一个穿着蓝色旗袍的女人，在自家客厅的钢琴前被拖走。

他每次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只是摇着头，浑浊的眼睛里全是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