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最后一周,日本政坛出现了一幕让很多人意外的“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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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被多个右翼保守派媒体提前放风、预期将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居然在12月26日这天“放了鸽子”。
靖国神社门口没有她的身影,媒体镜头扑了个空,右翼支持者也等了个寂寞。
对于日本极右翼来说,12月26日有着特殊的意义,2013年,安倍晋三就在这一天以首相身份进入靖国神社,引起国际社会震动,但从那以后,这一天就成了右翼势力眼中的“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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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在这天参拜靖国,谁就能够获得“安倍路线继承人”的象征意义,而这次,已经手握首相之位的高市早苗,居然没有出现。
她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敢现身?这背后,其实是一次政治路线和多重压力交织下的“临阵退缩”。
从她过去的表现来看,高市早苗并不是一个会轻易退缩的人,她长期以来都是日本保守阵营里的代表人物,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支持参拜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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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参拜记录也是一目了然,从2014年开始,几乎每年都去,春季例大祭去,秋季例大祭也去,连8月15日的战败纪念日她也从不缺席,2024年她以经济安全保障大臣的身份参拜靖国,还在镜头前表现得相当自信。
10月当选日本首相后,她更是被视为安倍路线的坚定继承者,日本多家保守媒体开始提前“预热”,等媒体暗示她将在12月26日参拜靖国。
这种提前放风的做法,其实在日本政治圈并不罕见,它既是给外界制造舆论,也是一种测试反应的方式,右翼阵营的期待几乎拉满,很多人都在等着这位新首相完成“政治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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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终,她选择了不出现,而且不是推迟,也没有公开说明,只是“悄悄消失”。
事件很快就引发了外界猜测,尤其是中国、韩国、朝鲜和俄罗斯这四个国家,近期在对待日本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可以说是空前一致,都对靖国神社问题表达了明确立场。
尤其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12月26日当天的记者会上就靖国神社问题发出了非常直接的警告,明确指出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象征,并强调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不容得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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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句普通的外交辞令,而是明摆着的“敲打”,而且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前一阶段中国对日本的经济反制已经开始显现,比如暂停日本水产进口、发布旅行安全提醒等措施,直接影响了包括北海道、宫城县在内的多个地方企业。
有家叫“久一”的水产企业,四分之一的销售额靠中国市场,刚恢复的出口业务,又被迫中止。
不仅中国,俄罗斯也在12月25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对靖国神社表达了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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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方发言人建议日本修建一座“军国主义受害者纪念堂”,还公开指出靖国神社供奉的是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定有罪的战犯,质问日本为何不为战争受害者哀悼,这种强烈的讽刺语气在俄外交表态中并不常见。
在韩国方面,12月23日刚刚发生了一起历史性事件,十位韩籍被强征军人的后代在首尔法院起诉靖国神社,要求撤除祖辈的牌位,并索赔8.8亿韩元。
这是韩国司法体系首次受理针对靖国神社的诉讼案件,尽管成功的可能性不高,但这场官司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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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靖国神社里被合祀的两万多名韩籍人士,大多是被迫参军、参战,死后还要和东条英机这些战犯“并列供奉”,对这些家属来说,这不是荣耀,而是耻辱。
早在11月,朝鲜就召开了一场名为“历数千年宿敌日本罪状”的讨论会,朝中社也发表文章称日本正在撕下“和平国家”的伪装,变回战争国家的模样,称日本至今还没清算军国主义罪行,正在试图复活“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
朝方的这些言论虽然一贯激烈,但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却与其他国家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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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国的同步施压,其实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围堵圈”,高市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贸然参拜靖国,代价可想而知,不只是外交层面要承受巨大反应,经济、舆论、乃至她自身政治地位都会受到冲击。
回到日本国内,高市的政治处境也并不稳固,虽然她当选了自民党总裁,但她的执政基础并不牢固。
公明党在她上台不久后就退出了联合政府,之前还当面警告她不要让靖国参拜问题“外交问题化”,而和她组成新联合政府的日本维新会也没有进入内阁,等于是保持了“随时可以抽身”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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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层面,自民党也没有独占多数,她的政策推进需要依靠在野党支持,这个时候如果搞出一个引发国际争议的参拜事件,可能会让她陷入孤立。
而且党内也不是铁板一块,像石破茂、野田佳彦、鸠山由纪夫等多位前首相都对她的外交路线提出了批评,甚至连麻生太郎和菅义伟这些大佬也选择了保持沉默,这种“集体不表态”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更现实的问题还在经济层面,中国依然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很多关键产业,尤其是汽车、半导体、稀土材料,都高度依赖中方资源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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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客的减少也会直接影响日本的服务、旅游、零售等多个行业,今年日本经济增长本就疲软,如果再来一轮中日经济摩擦,损失将非常具体。
高市早苗当然知道这一点,她不是不知道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象征意义,而是知道这背后要付出的实际代价,在右翼保守派的眼里,她“失约”是软弱的表现,但从她的角度看,这可能是一种策略性的“避风头”。
不少学者也指出,高市并没有放弃参拜靖国的想法,只是选择了更谨慎的方式,她可能会等到政权更加稳定,中日关系本身已经跌入低谷,或者日本国内右翼情绪高涨时,再找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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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当年也是在2013年参拜一次之后,连续几年没有再去了,那并不是突然良心发现,而是他在用“冷处理”的方式稳定外交环境,高市可能也是在模仿这一套,先用“强硬”说法拉拢右翼支持者,再用“克制”姿态稳住外部局势。
从这次事件来看,中方采取的反制方式是有效果的,经济手段、外交舆论、国际联动,确实构成了一种可见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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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对靖国神社问题的应对不能只是每年“表态一下”,而是要形成明确的联动机制,只要有人试图参拜,就必须有对应的制衡措施,让日本政客明白,参拜不只是“象征”,更是要付出真金白银代价的行为。
这不是一场一次性的对抗,而是一个长期博弈,高市早苗这次躲了,下次她可能换个方式再出现,但只要中方和周边国家能够保持一致的立场和压力,就能让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
这场“缺席”的参拜,表面看上去是一次简单的选择,但背后牵动的是整个东北亚政治格局的敏感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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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没去靖国,不是她变了,而是她知道,这一次,如果去了,后果她扛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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