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姑娘为救团政委假扮其妻，已成开国将军的他苦寻恩人43年

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十七团的政委蔡永，他当时只有二十二岁，正带着部队在河南永城这一带活动。当月十二日，发生了“耿吴刘叛变”事件，叛军突然调转枪口攻击自己人。战斗非常激烈，蔡永在指挥突围时，被子弹打中头部右侧。子弹从右耳上方打进，从右眼下方穿出，他伤势很重，当场昏迷。

几名战士赶紧把政委抬上担架，趁天黑往附近村子里撤。他们摸黑走了五六里路，到十三日天快亮时，终于敲开了永城县僖山乡郭楼村一户农民的家门。这家主人名叫郭相山。开门的是郭相山和他十八岁的女儿郭瑞兰。战士们着急地说：“老乡，请救救我们政委！”担架上的人满身是血，昏迷不醒。郭家父女看了一眼，什么也没多问，赶忙帮忙把人抬进屋里。

战士们在此地不能久留，交代几句之后转身又走进夜色中去追赶部队了。蔡永的生死，就这样托付给了这户素不相识的人家。

天刚亮，外面砸门声和叫骂声就响成一片。叛军正在搜查这一带，寻找八路军伤员。郭相山有些慌张。里屋的蔡永听到动静，咬紧牙关想撑起身离开。他不想连累救命恩人，可身体实在太虚弱，一动就头晕。

这时，郭瑞兰走上前，和父亲一起，利落地把蔡永在床上放平，用厚棉被从头到脚盖严实，只露出缠满布条的脑袋。她自己转身坐到炕沿，顺手理了理头发。门“哐”一声被踢开，几个端枪的叛军闯进来，厉声问炕上躺的是谁。郭瑞兰抬起眼睛，脸上很平静，声音清清楚楚：“是俺男人。得了瘟病，快不行了。”

那时候，“瘟病”两个字非常吓人。领头的叛军皱起眉头朝里屋看了看，闻到一股血腥味和草药混合的怪味，又看见炕上的人脸色灰白，果然骂了句“真晦气”，带人退了出去。那天，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三次。每一次，都是这个十八岁的姑娘，用同样的话，把那些人挡在门外。

搜查的人走后，郭相山小心地为蔡永清洗伤口。这处枪伤从脑袋一侧穿到另一侧，看起来十分吓人，一不小心就会化脓致命，他懂一些草药 于是就出门找药去了，而喂水、擦身这些活儿，全都落在了郭瑞兰肩上。

为了找些好用的草药，父女俩经常轮流进山。冬天山里光秃秃的，他们踩着冻硬的土地，在石缝和枯草堆里仔细翻，把找回来的草根树皮，捣碎敷在伤口上，蔡永的伤竟真的慢慢好转，不再流脓了。

过了十来天，蔡永的高烧退了，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多。他这才知道这家人的名字，也看清了眼前这个言语不多的姑娘，在每次换药时，蔡永只是低声说一句：“辛苦你了，瑞兰妹子。”

又休养了一些日子，蔡永能勉强扶着墙走几步了。也正在这时，部队派来找他的人，悄悄摸进了郭楼村。临走前那个晚上，蔡永拄着棍子，慢慢挪到堆柴的小屋。他摸到一块碎瓦片，在土墙上用力划下四个字：不死必报。

他没有叫醒已经睡下的郭家父女，在天没亮就跟着联络员悄悄离开了。第二天早上，郭瑞兰只看到空荡荡的土炕，和柴房墙上那四个深深的字。她静静看了一会儿，转身抱来一捆干稻草，轻轻盖住了那面墙。

蔡永这一走，郭家却没得到安宁。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有人告发他们藏匿八路军的事。为了躲避灾祸，郭相山只好带着女儿匆匆离开郭楼村，开始在外流浪。路上受了不少苦，郭相山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

剩下郭瑞兰一人，辗转流落到外地，为了活下去，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后来，她把名字改成了郭玉芬，把早年那些惊险的往事，都埋在了心底。

时间一年年过去，蔡永在伤愈归队后，从团长做到师参谋长，南征北战。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可是不管职务怎么变化，他从未忘记郭楼村的恩人。他托过许多老战友，也请地方政府帮忙打听“永城郭楼村的郭相山、郭瑞兰”，但每次带回的消息都令人失望。当年兵荒马乱，村里的人早就四处离散，找不到了。

年复一年，这就像大海捞针。但蔡永总是嘱咐身边人：“还要继续打听，万一有消息呢？”恩人是否还在世、过得怎么样，成了他心里一个放不下的牵挂。

这一找，就是四十三年，一九八三年。永城县编写地方志的干部下乡收集材料，碰到一位老人闲聊。老人随口说起，小时候和父亲救过一个八路军“蔡政委”。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知道这事的干部仔细问了时间、地点、伤在何处，越听越觉得，这和蔡永将军多年来寻找的恩人，情况非常相似。

消息一层层上报，最后传到福州军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蔡永那里。将军把每一个细节都对了一遍：一九四零年冬天、永城郭楼、头部贯穿伤、农民郭相山和他女儿……全都对得上。一九八三年四月，蔡永亲手写了一封信，请县里的同志转交。信里话不多，只是小心地问，郭瑞兰同志是否还记得一九四零年的事，是不是当年救他的那位姑娘。

这封信送到郭瑞兰手里时，她正在院子里晾晒干菜。她不认识几个字，就请村里的干部念给她听。当听到“一九四零年冬天”、“头部负伤”、“郭相山”这些词时，她的手轻轻颤抖起来。她请人帮忙写回信，只写了几行字：“蔡政委：我就是郭瑞兰。我还活着。”

一个月后，一辆小汽车开进了郭楼村。蔡永从车上下来，走进那间低矮的土坯房，郭瑞兰就站在门里。两人互相望着，过了一会儿，蔡永上前一步，紧紧握住她的手：“瑞兰妹子，我找了你们四十三年啊。”

屋里没什么像样的东西，郭瑞兰一辈子没成家，独自生活。蔡永听她慢慢讲述如何逃难、父亲怎样去世、自己如何流落外乡又回来……他听了很久，然后郑重地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亲人。”

见面之后，蔡永马上做了安排。他想接郭瑞兰到城里去，一切生活由他照料。如果她愿意留在村里，那么她今后所有的开支，都由他承担。郭瑞兰选择留在村里，她的父亲埋在这里，她舍不得离开。

蔡永理解她的心意，也尊重她的选择。从一九八三年五月开始，每个月的十五号，邮递员都会给郭瑞兰送来一张汇款单。第一次是三十元生活费，后来随着物价上涨，慢慢变成了五十元、八十元。汇款单的附言栏里，有时写“生活费”，有时写“买煤钱”，有时写“抓药”，都是蔡永细致入微的牵挂。

不仅寄钱，他还时常托人捎来一些东西：部队的白面、深蓝色的确良布、治关节疼的膏药，还有新年挂历。一九九二年冬天，蔡永特意带着三个儿子，又回了一趟郭楼村。三个身穿将校呢大衣的中年人，在郭瑞兰面前齐刷刷跪下，实实在在地磕了一个头，喊了一声“姑姑”。

人老了，身体就不如从前了。郭瑞兰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一九八七年她过六十岁生日，蔡永让人捎来六尺深蓝色的确良布，附了一张字条，写着：“做寿衣还早，先做身体面衣裳，出门穿。”郭瑞兰没说什么，把布叠得整整齐齐，压在了箱子最底下。

一九九九年农历正月初六，郭瑞兰病重。村长打电话告诉了蔡永。将军马上带着军区总医院的医生，连夜赶回永城。救护车开不进村里的土路，医生们抬着担架在雪地里走了两里多，可还是晚了一步。老人最后留下一句话：“箱子底下……有东西，给蔡大哥。”

蔡永为这位“义妹”办理了后事。他选了一口六百八十元的柏木棺材，那时候，这差不多是一个工人三个月的工资。送葬的队伍里，有二十名从附近部队请来的战士。墓碑上的字，是蔡永想好的：“义妹郭瑞兰之墓”，右下方刻着“兄蔡永敬立”。

后来人们整理她的遗物，从木箱最底下找到了她临终念叨的东西：一块用红布包得好好的、洗得发白的蓝布头巾。而那块深蓝色的确良布，她已经悄悄请邻居帮忙，做成了一套寿衣。

郭瑞兰走后，蔡永的日历上，仍然用红笔圈着两个日子：一个是清明节，一个是农历九月十六。清明节，他总不忘让人去给郭相山坟上添土。九月十六，是郭瑞兰的生日。

二零零一年，蔡永将军病重住进医院。家人在他床头柜抽屉里，发现一个旧的铁皮盒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四十三张汇款单的存根，从一九八三年四月，一直到一九九九年一月。汇款的金额随着年头逐渐增多，附言从“生活费”变成了“买电视”、“装电话”。护士说，将军有时昏迷着，手指会在床单上轻轻划动，那笔画，像是在写“郭楼村”三个字。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日，开国少将蔡永在大连去世，享年八十三岁。那个铁盒和里面一张张存根，留住了一份报答。这份情义，穿过战火，熬过离散，整整持续了十六年，直到另一头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