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自己种地就能养活自己，凭什么还要给国家交税？

文/胡铁瓜

看到有无政府主义者提出过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在古代，小农经济很普遍，农民们靠自己种地就可以养活自己，凭什么还要给朝廷交税呢？由此得出结论，那就是朝廷就是农民们的额外负担，就不该存在，没了给朝廷交税，农民们的生活会更好！

可真要是把这些人扔到汉代的田埂上，他们就会发现：这种想法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以为种地就只是“把种子撒进地里，等着秋天收割”？这里面的门道和风险，没经历过的人根本想象不到。古代农民交的税，从来不是官府平白无故的“抢钱”，而是一种全方位的保障——你享受着国家给的农时指导、水利灌溉、灾年救济，不交税，这些东西你一样都享受不着。

先说说种地的第一步：你知道啥时候播种吗？别觉得“春天播种、秋天收割”是常识，古代可没有天气预报，也没有手机查节气，全靠看天看地。水稻育秧早了，会被倒春寒冻僵。小麦播种晚了，赶不上霜降前扎根，冬天一冻就全死了。你以为凭老祖宗的经验就能搞定？可每年的气候都不一样，今年的清明和去年的清明，温差可能差十几度，凭经验猜，十有八九要翻车。

这背后，其实是一整套国家机器在日夜运转。很多人觉得钦天监是给皇帝算命看风水的，纯属摆设，其实人家的核心活儿是观测天文、算历法。汉武帝太初元年修订的《太初历》，把二十四节气精准嵌入历法体系，钦天监的官员夜观星象，测算节气时刻，还要根据当年的天象调整农时，比如今年闰月该咋安排播种，旱年该多种啥作物，然后把这些信息编成“农桑册”，通过驿站快马送到全国各州府。地方官的考核里，“劝课农桑”是硬指标，这可不是嘴上喊“多种地”，而是真要带着人干实事。

东汉南阳太守召信臣就是个典型例子，他在任上天天往田埂上跑，手把手教农民用“区田法”种地，还把不同作物的播种时间、浇水次数、施肥用量刻在村口的石碑上，不识字的农民一看图形就懂。他组织村民修了几十条水渠，其中最有名的“六门堨”能灌溉三万多顷田地，让南阳的粮食亩产从一石涨到三石，比周边没受指导的地区高出两倍多。还有汉宣帝时期的渤海太守龚遂，上任时当地闹饥荒，盗贼四起，他没派兵镇压，反而下了道奇怪的命令：“拿着锄头镰刀的都是良民，官吏不准盘问；带兵器的才是盗贼”。他自己带头节俭，劝农民卖掉刀剑买耕牛，还规定每人种一棵榆树、一百棵薤、五十棵葱、一畦韭菜，每家养两头母猪、五只鸡，打趣带刀剑的百姓是“把牛羊佩在身上”。没过几年，渤海郡就粮谷满仓，打官司的人都没了，这就是国家指导农桑的显著效果。

要是你不服管、不交税，官府才不会告诉你这些门道。古代农业的脆弱性远超现代人想象，《汉书·食货志》里记载，战国时李悝算过一笔账：一户五口之家种百亩地，亩产一石半，年收一百五十石，要是错过几天农时，亩产可能就少收三升，百亩地就少收三石，刚好够一家人吃一个月，全年都得紧巴巴过日子。你可能辛辛苦苦种了一年，最后收成还不够自己吃，这就是为啥汉代农民宁可交税，也愿意跟着官府学种地。

解决了“啥时候种”，还有个更要命的问题：天旱了、下雨多了咋整？农业就是靠天吃饭，一场干旱就能让庄稼全枯死，一场暴雨就能把田地冲得精光。单个农民根本扛不住这种风险，比如修一条水渠，要跨越几个村子，动用几千人，耗时几个月，谁家单独出钱出力都不现实，只能靠官府组织统筹。

汉代的水利工程早就不是小打小闹了。汉武帝时期，为了灌溉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的盐碱地，征发一万人开凿龙首渠，渠道要穿过商颜山，可那里土质松软，挖明渠容易塌方，工匠们就想出了“井渠法”——每隔几十步挖一口竖井，井下再挖暗渠连通，最深的竖井有四十多丈，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多米。就这样，他们硬生生在地下挖出了一条五公里长的水渠，把洛水引到了干旱的农田，让五六十万亩盐碱地变成了良田。这种技术后来传到了西域，慢慢发展成了现在新疆还在使用的坎儿井，算是古代的“水利黑科技”了。

除了龙首渠，关中地区还有郑国渠、白渠、六辅渠、成国渠组成的灌溉网络。左内史倪宽主持修建六辅渠时，专门制定了《水令》，这是我国最早的水利法令，明确规定了各村的用水顺序和用量，避免抢水纠纷。白渠建成后，农民传唱“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意思是一挖起铁锹就像乌云蔽日，一打开水渠就像天降甘霖，泾河水带来的泥沙还能当肥料，这可不是夸张，是真真切切的活命保障。

走在汉代田间，你可能会看到一些特殊石碑，上面刻着《水令》条文，这不是装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成文法，连王公贵族都不能违反。汉代的灌溉系统精细到超出想象，敦煌悬泉汉简里记载，当地有“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这样编号的水渠，水门宽六尺（约1.4米），水渠长十二里（约5千米），还设有专门的“水门”调节水量。管理水渠的官员体系也很完备，中央有“都水官”，地方有“都水守”“西都水”“东都水”，还有专门负责分水的“平水史”、监督水渠修建的“监渠佐史”，甚至有专职的“穿渠卒”“治渠卒”负责维护。

汉昭帝始元二年，朝廷从淮阳郡征调1500名戍田卒，专门给居延骍马屯田地区开凿泾渠，这种大规模的人力调配，只有国家能做到。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还记载，当地啬夫“弘”曾专门上书，请求从渊泉县调配21名穿渠卒来修水渠，可见水利维护有多重要。为了保证用水公平，汉代实行“均水法”，灌溉的水必须沿着水渠平均分配，严禁任何人越过他人田地单独用水。外戚窦婴想霸占渭水渠的水浇自己的庄园，被水长直接举报，汉武帝知道后，不仅收回了他的封地，还把他贬为庶人，没人再敢搞特殊。

要是你硬要“无政府”，水长肯定不给你发“水券”，你只能看着别人的庄稼喝足水，自己的禾苗干得卷叶子。居延汉简里就有记载，有的农户因为没服修渠徭役，被取消了用水资格，赶上旱年，五十亩地颗粒无收，最后只能卖了孩子逃荒。在古代，水渠就是“活命渠”，而这条渠，必须靠税收和徭役才能修得起来、守得下去。

再说说种地的必要工具——耕牛和农具。现在觉得耕牛、犁耙稀松平常，可在古代，这些都是普通农民一辈子都未必买得起的“奢侈品”。汉代一把铁犁，价格相当于普通农民半个月的口粮，一头耕牛更贵，要一万五千钱，而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一个农民一年拼死拼活种地，收入也才两万钱左右，买一头牛就要花掉大半年的收入，再加上铁犁、镰刀等农具，可能奋斗好几年都凑不齐一套种地家当。

更关键的是，古代冶铁技术被国家垄断，私人不能冶铁，你想自己做农具都不行。汉武帝时期搞“盐铁官营”，全国的铁矿、铁匠铺都归官府管，官府打造的铁犁是“V”形直辕犁，比之前的木犁、石犁锋利得多，还能深耕土地，提高产量，而且统一定价销售，不会被商人抬价。要是私人偷偷冶铁做农具，被发现了不仅农具要被没收，还得坐牢。国家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农具质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农民能买得起、用得上。

国家也知道农民买不起这些农业生产工具，所以从先秦到隋唐，官府都有义务给农民提供支持。汉代设有“牧监”，专门养马养牛，在长安、河西、陇右等地都有分布，每年都会给贫困农民分发耕牛，或者给低息贷款让他们购买。汉武帝时期甚至设立过“假民公田”制度，把国有土地连同耕牛、农具一起租给贫民耕种，农民只需要交少量租金，就能有地种、有工具用，要是没有这套国家支撑的体系，大多数贫苦农民根本没机会种地。

居延汉简里就记了个真实的“贫困户档案”：西北边塞有个村民，家里7口人，男主五十岁，有妻子、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只有1处破房屋、1头牛、50亩地，全部家当估值仅一万多钱。按照汉代法律，家产不满三万钱（有时因财政压力降至两万）的就是贫困户，能免除所有租税，还能从官府领免费的种子和农具。要是没有国家帮衬，这家人可能连种地的“本钱”都没有，更别说养活7口人了。

可能有人说“我自己养牛、自己做农具”，可养牛要草料，还要防瘟疫，古代没有兽医，一头牛病死了，农民可能就倾家荡产。而且铁犁这种农具，需要精湛的冶铁技术，私人打造的要么不锋利，要么容易断，根本没法用。《盐铁论》里就说，盐铁官营后，“铁器便用，农夫乐事劝功”，之前私人冶铁时，“器用不便，农夫罢于野”，这就是国家垄断冶铁的实际好处——保证农民能用上靠谱的农具。

更重要的是，交税还能换“保命保障”。古代的农民，最怕的就是灾荒和老无所依，而这些都得靠国家来兜底。“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不仅是《礼记》中的理想，也是汉代部分时期的实践，而且有实打实的法律和档案支撑。

汉代对残疾人的保障很明确：成年男子身高不满六尺二寸（约1.4米），就被归为“罢癃”（残疾人），不仅不用交税，也不用服徭役，官府还会定期给发放粮食、衣物。不过相应地，他们会被剥夺一些权利，比如不能当官、不能从军，基本没有上升通道，但在生存都成问题的古代，能活下去已经是最大的保障了。

养老政策更是系统化，还形成了“王杖制度”。根据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令册》，年满七十岁的老人会被授予“王杖”，享受六百石官员的待遇，进出官府不用小步快走，还能走皇帝专用道路的旁道，经商免除租税。更厉害的是，法律对持杖老人有特殊保护，凡是辱骂、殴打持杖者，都以“大逆不道”论罪，处以“弃市”（在闹市执行死刑并曝尸示众）。汉成帝时期，有个叫张熬的人殴打了持王杖的老人，结果被直接判了弃市，可见这套制度的严肃性。

除了王杖制度，养老还有分级保障：58岁左右是“皖老”，租税、徭役减半；63岁左右是“免老”，啥税都不用交，也不用服徭役；70岁以上就是“老”，80岁以上必定是“老”，国家每月会按时发粮食、肉类、衣物，还会免掉家里一个人的徭役，让家人专心照顾老人。吕后时期就规定，大夫以上爵位的老人，九十岁以上每月能领一石米；汉文帝时把年龄降到了八十岁，还取消了爵位限制，普通老人也能享受。汉武帝元狩元年，还专门下诏给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和鳏寡孤独发帛二匹、絮三斤，这些都不是虚情假意，而是有账本可查的实惠。

要是遇上灾荒，国家的作用就更关键了。汉代应对灾荒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制度，遇到大规模灾害，政府主要有两种应对方式：一是组织灾民易地搬迁，并提供土地、粮食、种子和建房资金；二是直接开仓赈济。汉武帝时期，关东闹大水，几十万灾民流离失所，汉武帝下令一次性搬迁72万灾民到关中、朔方等地，给每户发2万钱、30亩地、够吃三个月的粮食，还派官员指导他们种地，这次移民国家花了数以亿计的钱，要是没有税收支撑，根本不可能做到。

这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古代救灾从来不敢简单设粥棚——那会被史官记上一笔，成为官员失职的证据。正规做法是通过乡里的“三老”（负责教化、调解的基层长者）监督，按人头发放粮食，领取者要签字画押，账目清晰可查，防止官员贪污克扣。玉门关出土的汉简里，就有大量戍卒和灾民领取粮食的记录，比如“宜秋燧卒代仲民受尉史敬，十二月食秔麦一斛”“安汉燧长孙忠代王育受音，正月食穬麦三石”，连发放人、领取人、时间、数量都记得清清楚楚。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还记载，新莽时期，敦德尹曾派吏员汜迁给边塞戍卒送慰问品，里面有黍米二斛、酱二斗、白稗米二斛、醯三斗、牛肉百斤，可见即便是边塞，国家的物资供应也没断过。要是没有国家的救济，灾荒年里，农民只能逃荒要饭，很多人都活不过冬天。东汉末年就是例子，朝廷腐败，赋税被贪官克扣，灾年没人管，最后爆发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农民流离失所，别说交税了，连保命都难。

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古代赋税那么重，农民根本承受不起，这就是剥削！”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古代的赋税标准。回到税收本身，汉代田租其实比许多人想象的要轻得多。汉初实行“十五税一”，也就是收十五分之一的收成。汉文帝时一度降至“三十税一”，甚至还有连续13年完全免收田租的记录。汉景帝之后，“三十税一”成为西汉中后期的常态。

《汉书·食货志》里记载得很清楚：“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要是按“三十税一”算，百亩地收一百五十石，只需要交给国家五石，这个比例放在任何时代都不算高。而且这个税率只针对自耕农，佃农虽然要给地主交五成左右的地租，但地主会从地租里拿出一部分交田税，佃农不用直接给国家交税。

当然，农民除了田租，还有徭役和人头税负担。人头税分“口赋”和“算赋”：七岁到十四岁的儿童，每年交二十三钱。十五岁到五十六岁的成年人，每年交一百二十钱。徭役方面，成年男子每年要服一个月的“更卒”徭役，比如修水渠、筑城墙，要是不想去，可以交两千钱“更赋”抵免。一生中还要服两年兵役，一年在本地当“正卒”，一年在边塞当“戍卒”或到京城当“卫士”。

我们来算一笔真实的农民收支账，根据李悝“尽地力之教”和《汉书·食货志》的记载，一户五口之家种百亩地，亩产一石半，年收一百五十石粟，按每石三十钱算，折合四千五百钱。支出方面：田租（三十税一）五石，折合一百五十钱；口赋和算赋按两个成年人、三个儿童算，一年要交三百零九钱；更赋两千钱（如果抵免徭役）；一家人一年口粮九十石，折合两千七百钱；社祭祠祀三百钱；五个人穿衣一年要一千五百钱。这么算下来，总收入四千五百钱，总支出七千四百五十九钱，最后还倒欠两千九百五十九钱，这就是为啥有些农民要靠打工、织布补贴家用。

但这笔账也说明，田租在农民支出里占比很低，大头是口粮、衣物和徭役相关支出。而且国家会根据情况减免赋税，比如遇到灾荒就免田租，贫困户免赋税，老人、残疾人免赋税徭役，这些减免政策能大大减轻农民负担。居延汉简里就有很多赋税减免的记录，比如某户因为家里有七十岁以上老人，免除了男丁的徭役，某村因为旱灾，当年田租全免。

可能还有人会说：“古代贪官那么多，赋税都被他们贪了，农民根本没享受到福利！”这话确实没说错，古代确实有官员贪污、赋税不均的问题。比如东汉后期，官员卖官鬻爵，地方官拼命搜刮农民，导致民不聊生。但这不是交税本身不合理，而是税收被滥用。就像现在也有贪官，但不能因此就说不用交税，没有税收，公路、学校、医院都建不起来，灾难来了也没人救援，是一个道理。

而且古代也有监督机制，汉朝设了“刺史”，每年巡查各州郡，专门查官员有没有贪污赋税、有没有好好修水利、有没有按时发救灾粮。居延汉简里就记了很多刺史巡查的记录，要是发现官员不称职，直接就罢免了。敦煌悬泉置遗址还出土过一枚汉简，记载有个官员利用职权侵占公共财物，他妻子主动向县府报告，退还了铜鼎、酒樽等物品，替丈夫认罪悔罪，可见当时对官员的监督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另外还有个关键点：交税能让你成为“编户齐民”，你的土地、财产会被国家保护。汉代的户籍制度很严格，每个人都要登记在户籍上，注明姓名、年龄、性别、财产、土地等信息，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房产证”。要是有人霸占你的田地、抢你的粮食，你可以告到官府，官府会为你做主，甚至会派兵帮你追回损失。

可要是你不交税、脱离户籍，就成了流民，没人保护你。地主豪强欺负你、抢你的东西，你都没地方说理。遇到战乱或灾祸，你可能被抓去当奴隶，甚至随便被杀害。东汉的时候，很多流民逃到深山老林里开荒，要么被野兽咬死，要么被豪强的私兵抓捕，下场都很惨。《后汉书·刘陶传》里记载，东汉末年流民“死者相枕于路”，就是因为他们脱离了国家的户籍体系，没人管、没人帮。

更别说国防了。北方的匈奴、南方的百越，要是没有军队防守，他们就会入侵中原，烧杀抢掠，农民的田地会被毁坏，粮食会被抢走，甚至会家破人亡。汉武帝时期，为了抗击匈奴，花了很多钱，这些钱都来自农民的赋税，但正是因为有了强大的军队，才把匈奴赶出漠北，边境农民才能安心种地。

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的发掘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个烽燧距离玉门关只有11公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遗址里出土了2万多枚汉简和数百件生活用品，驻守这里的30多名戍卒，每天不光要站岗放哨、点燃烽火，还得开垦荒地、修建水利设施，有简牍记载，曾有十名戍卒在甘露元年三月开凿水渠三里，灌溉田地二十亩。他们的口粮由国家供应，汉简里详细记录了发放的黍米、大麦、穈米，还有酱、醋、葱姜等佐料，甚至能吃到用动物油脂做的膏饼和烤肉。正是这些戍卒用生命守护边境，农民才能在后方安心种地，而养活他们的，正是农民交的赋税。

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边境和平了，马圈湾烽燧的防御作用消失，戍卒们才集体撤离，这里的简牍记录也到此为止。这就是税收的意义：你交的税，一部分用来养活军队，保护你的生命财产安全，让你能安安稳稳种地，不用担惊受怕。

敦煌遗书中有一份唐代《水部式》残卷，详细规定了全国水资源分配规则。居延汉简中那些贫困户的财产清单、赋税减免记录，墨迹虽已淡去，但数字依然清晰。古代农民缴税时，他们知道自己换来的是什么——一套能让他们在靠天吃饭的时代活下去的体系。今天当我们讨论“古代税收是否合理”时，或许应该先理解一个基本事实：在铁器牛耕都依赖国家供给、自然灾害频繁、外敌环伺的时代，完全的自给自足只是一个现代神话。

那些刻在石碑上的水令条文，那些记录在竹简上的贫困户档案，那些横跨山河的水渠堤坝，那些驻守边塞的戍卒家书，都在诉说同一个真相——生存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游戏。汉代农民交的税，换的是农时指导、灌溉水源、耕牛农具、灾年救济、养老保障、边境安宁，这些都是保命的东西。你可以选择不交税，但代价是放弃所有这些保障，独自面对各种风险，在古代那种条件下，大概率是活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