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乡村，他们不做“数字游民”

编者按：

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指依靠互联网技术实现远程办公、追求工作与生活地点自由的人群。这一概念源自海外，约2017年前后在中国兴起。随着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与年轻一代对多元生活方式的向往，国内数字游民群体日益扩大。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大陆的数字游民及潜在人群规模估计在7000万至1亿之间。

近年来，越来越多基础设施完善的乡村成为数字游民的聚集地，数字游民社区也应运而生。不少基层政府，期待他们为乡村带来人才与活力。各地陆续推出创业补贴、共享办公空间、配套人才公寓等政策，试图吸引这批“流动人才”。

然而，数字游民与乡村的“双向奔赴”，究竟是破解乡村发展难题的务实路径，还是政策热潮下理想化的愿景？

原点栏目将通过两篇报道，深度探寻数字游民与中国乡村结合的现状，记录这场社会实验中的希望与挑战。

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碧山村，隐居着一群来自城市的年轻人。

碧水青山间，他们一边工作，一边生活。

“数字游民”是外界对他们统一称呼——拿着一线城市的高工资，在三四线城市远程办公，享受着低生活成本和田园牧歌式的风景。只需一根网线，打破工作和办公地点的强绑定关系。这是一种在年轻人群体中颇为风靡的生活方式。

可碧山村里的这群年轻人，不愿被简单归为“游民”。他们想和脚下的土地，产生更多的连接。

“香江不是我的来处，也不是归途”

24岁河南女孩刘灼热，已经大半年没更新自己的社交账号，最近终于更新了一篇日记。

“太过现充（网络用语，全称“现实生活很充实的人生赢家”）。”她在日记开头这样解释断更的原因。

一年前，从香港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刘灼热，来到深圳工作。

城市里，严丝合缝的玻璃窗把一栋栋高楼切割成规整而透明的“匣子”。每天上午九点，深圳某CBD大楼里的一部电梯缓缓打开，刘灼热被挤了出来，踱到属于她的“匣子”里——漫长的一天就这样开始。

生活重复且单调。她感到厌倦，“整栋楼的窗户，没有一点缝隙”。

不久后，她又去了上海工作。城市换了，“匣子”里的生活，一点没变。

今年2月，刘灼热回到香港参加一场学术会议。她比原计划提早一天离开。这次不是暂别，而是不回头地离开。当时她已经明白，“香江不是我的来处，也不是归途。”

很难说清楚转变是在哪一瞬间发生的。刘灼热将之解释为骨子里对乡村的认同感：她的老家在河南焦作市大南坡村，城市从来就不是她的刚需。

9月，刘灼热来到距离深圳一千公里外的安徽黟县碧山村。在这里，阳光从徽派民居的天井洒下，猫咪在光晕里伸着懒腰，马头墙外是郁郁葱葱的植物。风儿透过木质的窗棂，和刘灼热看同一本书，喝同一杯茶。

最初，刘灼热选择乡村生活是有些犹豫的，毕竟这是世俗意义下“不稳定的状态”。但当她以生活的心态扎根在村里后，她发现，比起在城市里“花钱买快乐”，乡村里“免费的快乐”更让她感到踏实，可能是爬山摘一次桂花，也可能是骑车去县城吃一碗热乎的汤面。她将之定义为“靠身体感知的乐趣”。

碧山村。受访者供图

年轻人在山谷里游玩。受访者供图

在碧山村，刘灼热生活，也工作。

她加入了一家名为“黏菌俱乐部”的青年在地组织，一群热爱乡村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以项目的形式共创，一起为碧山村做点事儿。

俱乐部的创始人是李泽洲。他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设计专业出身。可他打心眼里不喜欢城市的生活，更不喜欢上班。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田埂和树林是最亲密的朋友。

李泽洲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去上班。2024年初，他是和朋友在碧山村租下一栋二层小楼作为设计工作室。

黏菌俱乐部就这样成立了。

“黏菌”是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微生物。它是一种没有神经中枢的单细胞个体，但可以自由延伸、相互链接。李泽洲将之隐喻为团队成员们合作的方式：去中心化、互相支持。

最初，俱乐部的规模只有四人到五人。现在的常驻成员大约有十一人。在这里，一间房月租八百元，大部分人来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后，会选择长期留下来。

刘灼热只是常驻人员之一。其他年轻人的经历和她一样，几乎都有过“逃离城市”的经历。有的人从事设计工作，每天被KPI追着跑，却觉得日子越来越空洞；有的人是考古专业的，工作后生活状态直线下降，来到这里做起自己感兴趣的田野调查。

俱乐部成员大多擅长设计，可刘灼热对此并不熟悉。她写作能力强，团队成员就带着她一起上山采风，鼓励她写文章发表。去年年底，团队在筹备碧山村啤酒精酿博物馆展览，策展文字就是她负责的。

没有人催着打卡上下班，也没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工作内容依据兴趣导向。刘灼热认同这样的价值感，“远比追求KPI来得真切”。

就像是浮萍找到了栖身之所，这群年轻人被乡村“托举”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流浪感”消失殆尽。对旁人来说，乡村是退路，但对他们来说，乡村是唯一的选择。如今，他们自然地享受当下时间的流动，安心地为生活“添砖加瓦”。

黏菌俱乐部成员合照。受访者供图

他们不是“数字游民”

在国内，像刘灼热和李泽洲这样的年轻人，有一个时髦的称呼——“数字游民”。

这是一种依托互联网打破工作与地点强绑定关系的年轻群体。他们凭借自身的数字技能获得收入，追求地理位置自由与工作自主，选择在喜欢的地方生活和工作。

拿着一线城市的工资，在三线乡村生活，这被称之为“地理套利”。也因此，在中国，风景秀丽且生活成本较低的乡村是数字游民们的最佳选择。

去年12月，国内知名数字游民社区NCC发布的《全景式数字游民洞察报告》描绘出这一群体的大致画像——平均年龄约31岁、90后、高学历。

有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大陆地区的数字游民和潜在数字游民（即虽未成为数字游民，但展现出对这一生活方式的渴望或正部分实践此类生活方式的群体）人数大约在7000万到1亿之间。

严格意义上来说，李泽洲和刘灼热并不是这一亿分之一。

“我不愿称自己是传统意义上的‘数字游民’。”读大学时，李泽洲就萌发了想做青年在地组织的想法。“比如在北欧和日本的一些生态村，就是一群年轻人重新搭建产业链，带动乡村的发展。”

毕业后，李泽洲前往国内各个数字游民社区参观体验，但始终没有一处能满足他的期待。

在他看来，目前国内大部分数字游民社区更像是一座座“孤岛”，游民们一方面借地办公，另一方面各玩各的或是“抱团取暖”。他们的流动性极强，只在社区内停留一段时间后，便会前往下一个社区，没有真正深入乡村，也不和当地村民打交道。

“就像一场概念表演秀。”李泽洲想建立的社区，不只是为年轻人提供“灵活的办公室”，而是和村民打交道，为乡村做实事，真正把根扎在乡村的土地里。

在村民奶奶家吃饭。受访者供图

黏菌俱乐部成立半年后，李泽洲意识到，他在乡村承接城市里的项目，无非是换了地方继续打工。

那时，李泽洲找来同伴商量俱乐部转型，并从当地村民手中租下了一栋民居。民居一共有15间房，居住和办公的空间更大了，李泽洲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加入。

9月，黏菌俱乐部内额外分支出一支设计团队，负责碧山村乡村物产品牌建设。

民居的主人，是村里的木匠夏叔。他凭借着出色的手艺，将老宅翻新，打造成民宿。可碧山村内民宿行业竞争激烈，夏叔的民宿不仅赚不到钱，还劳神费力，他便将其租给了李泽洲。

因俱乐部人数增加需要请人做饭，李泽洲通过村民介绍认识了村里刚失业的程姨。程姨儿子常年在外打工，俱乐部里的年轻人和她儿子年龄相仿，程姨每天变着花样做饭。“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我们都叫她‘移动妈咪’。”刘灼热说。

地儿，地儿

在黏菌俱乐部的工作室里，李泽洲喝着葛根粉，指着一张写着“山野货，葛根粉”的海报，“这张海报是我们设计的，让村里做手工葛根粉的老奶奶销量高了不少。”

俱乐部转型后，成员们计划在十一国庆黄金周推出有关碧山村的风物展，让藏在深山里的乡野好货被更多人知晓。

他们分头开始忙活：上山走访调研，寻找合适的产品、为其设计有辨识度的包装、联系展览场地……最终，野蜂蜜、土椒酱、桂花酒酿、萝卜干、月饼等被挑选出来。

10月1日，“言碧有物”展览亮相。

它的宣传片将展品串成一个诗意的故事——

“花儿眨眼，挤出了蜜，忍不住想要捧住。蜜蜂给了我一下，很疼，作为我打扰它采蜜的回应。辣椒默默地红着，替我把那份火辣辣的感受收下，他们觉得过意不去，送我一只花篮。我猜在编织的时候，借了春天的光。”

俱乐部成员为他们打造的乡村在地风物品牌取名“地儿，地儿”。“地儿”音似“Dear”，是这群年轻人对土地的真切呼唤。

俱乐部成员为乡野好货设计的包装。受访者供图

农产品背后，藏着和土地有关的故事。让刘灼热印象最深的，是在农户郭叔家喝到的一杯水。

那次，团队成员上山走访，郭叔招呼大家进屋喝水。水是蜂蜜冲成的，带着点儿琥珀色。原来，郭叔的老伴患有直肠癌，医生建议吃蜂蜜保养，郭叔担心买到假蜂蜜。便自己学习养蜂，从一箱养到了十箱。

郭叔乐意将蜂蜜卖给这群年轻人，他并不介意更高的定价。他知道他们在“给乡村做好事”，也希望能长期合作。

在夏叔心里，这群年轻人是“来帮村里做宣传的”，和村里人关系也很好，见了面都会互相打招呼。

“村里年轻人少，都出去打工挣钱了”，夏叔的语气中倒没有悲伤，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正常的规律。传统的农业生产早已很难糊口，村里有老人算了一笔账：种植两亩水稻，去掉人工成本，一年仅挣800元左右。

李泽洲提到一个细节：在枧溪村走访时，他的手机接收不到任何信号。就凭这一点，年轻人很难留在村子里。

村里的年轻人离开乡村为了生活，俱乐部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同样是为了生活。只是这两种“生活”之间，横亘着一条隐秘的深壑：一边是生存逻辑驱动下的必然出走；另一边，是带着知识资本与城市经验的反向洄游。

李泽洲希望通过自身与乡村的深度连接，探寻出一条弥合这道裂缝的出路。“我们既然留下来了，真的希望能为村子里做一点事。”

郭叔自制的野蜂蜜。受访者供图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姚建华曾指出，当数字游民在乡村定居后，他们会转变为“数字乡民”。这群新乡民参与到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浪潮中来，并成为乡村振兴的活力源泉。“这无疑对中国的乡村发展，特别是数字乡村的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姚建华看来，数字游民群体对乡村振兴主要表现在“文化赋能”。他们凭借对年轻化审美和新时代需求的敏锐把握，利用数字化的传播形式，将原本“不加修饰”的乡村产品，变得更符合年轻消费者的审美与购买习惯。

李泽洲表示，目前俱乐部已经和村里多位村民建立了联系，正在探索未来的合作模式。“不能急于求成，我们想做长久的事，而不是一阵风的‘表演’。”

“地儿 地儿”店铺主理人。受访者供图

小树破土实验

专门为自由职业者提供服务的美国咨询公司MBO Partners于2021年做过一个关于《继续寻找数字游民》的调查。调查显示，多数数字游民持续“游牧生活”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年。

当被问及婚姻和社保等现实问题时，刘灼热和李泽洲表示，“考虑这些事情为时尚早，一切顺其自然。”

他们不能确定是否会一直留在乡村。在李泽洲看来，俱乐部的成员们正在做一场人生实验——没有固定的剧本，没有结束的时间，却有清晰的方向。

俱乐部成立至今一年多，对于成员们来说，生活恰好到达一个平衡点——每月生活成本仅两三千元，虽没有固定的工作，但一直在做自己坚持且认同的事情。刘灼热将之归纳为一种“农民心态”，踏实且自在。

对于俱乐部，李泽洲规划了未来十年的发展路径：第一阶段，吸引更多愿意长期驻村的年轻人，由于俱乐部会承接政府改造的项目，李泽洲希望未来能多招募建筑、景观行业的人才。第二阶段，他希望俱乐部能和全国多个青年社区建立联动，相互赋能。第三阶段，提升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尽管黟县政府出台了《黟县支持数字游民共居共创政策10条》，给予数字游民经济上的支持，但仅靠政府支持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第四阶段，李泽洲谈到数字游民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他希望搭建区别于城市教育的“乡土学院”，让孩子们摆脱内卷。

俱乐部成员的社区会议。受访者供图

“十年计划”似乎有些野心勃勃，也或许会遇到资金、人员、村民理解等问题，但李泽洲并不着急，“走一步看一步，得先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他将现阶段比喻为“小树破土”——就像农民知晓种子破土自有其律，他们只负责深耕脚下的土地。

姚建华表示，数字游民与乡村振兴之间是一场“双向奔赴”。政府资源的投入让数字游民的创意有了落地的土壤；同时，大量青年群体的涌入也能带动当地餐饮、住宿等消费市场，成为乡村经济的 “隐形推手”。

“他们在满足自身生活需求的同时，与政府或是乡村社区合作协商，最终实现了个人价值与乡村发展的双赢。”姚建华表示。

（复旦大学2024级新闻学学生白溯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标题：《隐居乡村，他们不做“数字游民”》

栏目主编：王潇

文字编辑：王潇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实习生 张思源 记者 朱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