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越州本土诗人与浙东唐诗之路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唐代越州（州治位于今浙江绍兴）本土诗人有36人，主要有虞世南、贺知章、严维、秦系、朱庆馀、吴融等，诗歌数量1000首左右（据陈尚君《唐五代诗全编》统计）。越州作为浙东唐诗之路的核心区域，本土诗人和诗作数量虽然不多，但在推动诗路形成、发展与延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独特贡献。

越州本土诗人开放包容，提升了浙东文化的感召力。浙东唐诗之路既是山水寄情之路、寻仙访道之旅，也是一条文化融合之路。“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羊士谔《忆江南旧游二首》其一）“永嘉南渡”以来，北方士族纷纷南下，南北文化在此交汇交融，王谢风流为代表的名士文化由此诞生，兰亭雅集、雪夜访戴、写经换鹅、东山再起等风流逸事令唐代文人缅怀追慕。这一名士文化背后体现的是浙东文化的开放包容，是浙东士人欣于接纳其他地方文化的胸襟气度。

在浙东唐诗之路上，外地诗人因仕宦、漫游、流寓等原因来到浙东，越州本土诗人往往以其开放包容的胸怀热情接纳，令人宾至如归，形成了良好的文学场域生态。比如大历浙东联唱的发起者之一严维，虽然仕途不显，但在大历诗坛非常活跃，交游极其广泛，有很大的号召力、影响力。他既有古道热肠的好客之情，又有交接士人的风雅之兴。他与鲍防交谊深厚，关系密切，所以才有“是时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穆员《鲍防碑》）。严维赠别刘长卿时的“三送三答”更是彰显了其对贬谪文人的深情厚谊。皇甫冉曾将严维比作东晋清流名士许询（《秋夜宿严维宅》），章八元则尊之为“夫子”（《归桐庐旧居寄严长史》），“一时名辈，孰匪金兰”（《唐才子传》）。再如“入唐八家”之一的空海归国前来到越州，居留五个月，作《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向越州节度使求助雇人书写。他在越州期间还频频与当地文人唱和。临别之际，本土诗人释昙清、释鸿渐作《奉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献后却还》，留下了一段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

越州本土诗人诗歌创作地域特色鲜明，增强了浙东文化的吸引力。越州本土诗人的诗歌创作往往体现出鲜明的江南地域特色，即便漫游各地，甚至仕宦长安，也多有描写江南甚至浙东地理风物与人文典故的诗歌。

贺知章对故乡有深厚的感情，即便在长安仕宦几十年，依然对故乡的山水河湖、乡音风物等念念不忘。他的诗歌意象呈现出典型、鲜明的浙东文化特色。镜湖是贺知章诗歌中的典型意象。“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回乡偶书二首》其二）“镜水无风也自波。”（《采莲曲》）“镜湖莼菜乱如丝。”（《答朝士》）通过这些诗句，可以看出贺知章对家乡镜湖别有深情，寄寓了他对故乡的思念与牵挂。另外贺知章对稽山的描绘“稽山罢雾郁嵯峨”（《采莲曲》），对乡音风物的描写“乡音难改鬓毛衰”（《回乡偶书二首》其一）、“二月春风似剪刀”（《咏柳》）等，都已成为会稽家乡不可分割的部分。随着这些诗歌的流播，贺知章及其故乡也成为一种诗意的存在，吸引众多诗人前往浙东到访、凭吊与追忆。

吴融是晚唐政事能臣与诗歌大家，“文藻赡逸，学海渊深”（昙域《〈禅月集〉后序》）。他早年离开浙东，先后隐居茅山、松江，进士及第不久随韦昭度征蜀，流寓荆南，仕宦长安，最后隐居河南阌乡。虽然吴融绝大多数时间漂泊在外，但在诗中他自称“越客”，写到了很多与浙东相关的地理、风物意象与人文典故。不仅有山阴、蕺山、沃州、若耶溪、金庭、稽山、剡溪等浙东地名，梅花、杏花、钓舟等江南风物，还有大量与浙东相关的历史人物如大禹、西施、孔稚珪、谢安、谢灵运、贺知章等，这些文化符号无疑增强了浙东唐诗之路的吸引力。

大历浙东联唱是继兰亭雅集后越州的又一次文人盛会，在浙东诗路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需要指出的是，17场联唱的地点都在越州，兰亭、若耶溪、镜湖、鲍防宅、严维宅、严氏园林等均为浙东唐诗之路上的重点名胜，体现了鲜明的越州地域色彩。这些浙东奇异秀丽的自然山水，底蕴深厚的人文历史，连同独具特色的民俗风物，吸引了更多诗人造访浙东。

越州本土诗人诗歌成就显著，扩大了浙东文化的影响力。虞世南历仕陈、隋、唐三代，在唐诗发展史上，是一位“渐开唐风”（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标志“唐音之始”（许学夷《诗源辩体》）的诗人。唐太宗为秦王时，开设文学馆，馆中号为多士，众人推虞世南为“文学之宗”。后虞世南为秘书监，唐太宗盛赞其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大臣。虞世南在政坛、文坛上的地位与荣耀扩大了故乡越州在长安乃至北方文化圈的影响。

贺知章历仕武周、中宗、睿宗、玄宗数朝，亦曾为秘书监，道德文章声望卓著，为政坛耆宿、文坛领袖。贺知章远在长安仕宦，其“四明狂客”的称谓既是对自我个性人格的认同，也体现了他对故乡浙东的深厚情结，同时也让人产生对浙东地域文化的想象。贺知章辞官返乡时，太子百官饯送长乐坡，李林甫、李适之等人撰奉和应制诗三十余首。其中不少诗歌提到了越州的诸多地名如稽山、镜湖、禹穴、四明等。这些山水地名随着贺知章返乡而传播，这对于扩大浙东文化在全国的影响，为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起到了铺垫作用。贺知章的文学活动处于初唐向盛唐转变之际，其诗歌成就与人格魅力对李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李白的浙东之行既构成了浙东唐诗之路上的生动图景，又推动了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再如隐逸诗人秦系平交王侯，不卑不亢，表现出超越世俗、不问名利的隐逸情怀。他“闭户不曾出，诗名满世间”（戴叔伦《题秦隐君丽句亭》），“一代公卿尽故人”（戴叔伦《送秦系》），为越州赢得了荣誉，扩大了越州的影响力。朱庆馀向张籍行卷后，张籍作诗：“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酬朱庆馀》）由于张籍的赏识与抬爱，朱庆馀在人才济济的长安诗坛风光无限，名闻天下，同时也让越州、越女、菱歌等地域文化符号更加彰显。晚唐时还有一位活跃于长安的越州僧人——栖白。栖白被称为“空门才子”（李频《题荐福寺僧栖白上人院》），为内廷供奉，赐紫色袈裟，极尽富贵，诗作卓著，堪称唐代越州本土诗僧的后期代表。贯休赞其“好句逼人寒”（《寄栖白大师二首》其一），许棠赏其“诗传华夏外”（《赠栖白上人》），张乔吊其“篇章名不朽”（《吊栖白上人》）。诗僧云游四方、行踪不定，自身便是浙东文化的流动载体。他们漫游异乡，广泛交游、唱和之时，无疑扩大了浙东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无形中对浙东唐诗之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总之，越州本土诗人对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发展与延续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历史贡献，对他们进行全面系统研究有助于我们探索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的地域文化基因，深入理解浙东诗路文化多元广泛的艺术审美风貌。

（作者：刘召明，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