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真正使得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是在关于改变中国路径方面的争执。在1918年成立新民学会的时候，萧子升被推选担任总干事，由于他擅长拟定章程、拉取赞助，毛泽东便心甘情愿地去做干事，却背地里在会员当中发展共产主义小组。三年之后在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之前，两人在湘江的木船上交谈了一整个夜晚。萧子升坚定地主张通过教育来拯救国家，认为暴力革命将会重蹈军阀的覆辙。毛泽东直接打断并说道：你所说的理想，一千年都不会实现！天快要亮的时候，萧子升在汉口码头下了船，毛泽东独自一人接着往东前行。这一次分别就成为了永远的分别。
我认为萧子升的悲剧在于他过于相信制度的力量。之后他在国民党里担任农矿部次长一职，想要推行农业方面的改革，却被卷入派系斗争之中。在1930年杨开慧被捕的时候，他动用自己的关系去进行营救却没有成功，反而因为有通共的嫌疑而被排挤。而毛泽东在井冈山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地看清了萧子升这类知识分子的局限性：教育没有办法解决人们饿肚子的问题，真理要从枪杆子当中获取。
这么一看，成绩单上的排名，最终还是无法抗衡历史的发展潮流。萧子升失败并非是因为他的才智不够，而是由于他错误地判断了时代的基本矛盾。当众多农民期待着土地的时候，他却还在思索着乌托邦式的教育规划；当中国需要全面重新构建社会的时候，他仍然期望通过体制内部的改良来解决问题。这种差异如同他亲手书写的工整楷书与毛泽东的狂放草书字迹相对比，一个规范且严谨，一个奔放且突破常规。
2025年3月份的时候，有一批萧子升的手稿从乌拉圭回到了湖南。在捐赠仪式上，有人翻出了他1920年日记当中的一句话：我和润之就好像双轨列车，最终得各自走自己的路。这句话读起来会让人有一些感慨：两条铁轨曾经一起延伸，可是却注定要到不同的终点。而历史所选择的，永远是那一条更加贴近大地跳动节奏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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