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崇祯不是大明灭亡的罪人，那个故意“放火”的他才是？

1644年3月19日的清晨，崇祯皇帝在煤山那棵老槐树下上吊自杀。他的衣襟里面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这句话听起来比较悲壮，但是好像把错误都归结到下属的头上了。真正的“董事长”，在他的爷爷万历皇帝的时候就开始出现问题了。那位躲在深宫里面长达三十八年不上班的明神宗，是给大明王朝点燃第一把火的人。

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罢工并非是一件小事情。在张居正去世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出现了怠于政事的情况。对于堆积成山的奏折他选择不进行查看，对于官员职位空缺的情况他也不进行补充，甚至连内阁大学士提出辞职他都懒得去进行批复。最为过分的是在万历十七年的元旦，因为发生了日食他连朝贺都免去了，之后便创下了连续二十五年不面见群臣的记录。如此一来六部衙门几乎快变成了空壳子。到了万历三十年的时候，南北两京缺少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少巡抚、知府等将近一百个岗位。朝廷的运转基本依靠着惯性，如同抛锚的马车一样。

万历朝真正面临的危机是表面看起来比较平和，但是背后存在着腐败的现象。严嵩父子贪污白银二百万两，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赋税的百分之三十。江彬被抄家的时候，搜出来黄金有七十柜，白银有二千三百柜，就好像是把国库搬到了自己家的地下室一样。还有官场当中存在着潜规则，想要升官就必须先给书手行贿，当时流传着还没有去朝见天子，就先要去拜见书手这样的说法，还没有见到皇帝，就得先去拜见书手。这种系统性的溃烂，比崇祯年间那种零散的贪腐要严重得多。

我认为万历最为关键的问题存在于根本之处。张居正历经十年改革所积累下来的家底，被他随意地放任阉党给败光了。万历二十年还能够打赢三大征，依靠的是张居正清查丈量土地所积攒下来的七百万顷田赋。可是等到他派遣矿监税使四处进行搜刮的时候，商贩关闭了店铺，农民逃亡流浪，就连苏州的织工都发生了暴动。这种仅仅贪图眼前利益、损害根本的行为，就好像是把明朝经济的血管一根一根地掐断了一样。

当然有人为万历喊冤。他们称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江南纺织业看似十分红火。但仔细观察就存在问题。万历三十九年，松江府布匹产量相较于嘉靖年间下降了三成。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税监逼迫机户拆卸织机、遣散工人。这如同将树苗刚刚冒出的芽当作韭菜割掉，哪会有可持续发展？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党争这把软刀子。万历为了确立太子的事情和群臣赌气，把国本之争硬是拖延了十五年。东林党、浙党、齐党如同乌眼鸡一般相互撕咬。后来魏忠贤能够一手掌控局面、独揽大权，还不就是因为万历早把言路变成了斗兽场？等到崇祯接手的时候，朝堂之上满朝的文武大臣好像隐藏着绿林好汉，夹道的达官贵人全都像是盗贼臣子留下的烂摊子。他诛杀魏忠贤、罢免阉党，却无法除去党争的毒根，就好像试图扑灭已经烧穿房梁的大火，既徒劳又悲壮。

这么来看，崇祯的悲剧早早便被他的爷爷写进了剧本之中。他的爷爷罢朝长达三十八年，而崇祯则天天加班到半夜。他的爷爷挥霍钱财如同泥土一般来修建定陵，崇祯则穿着打补丁的龙袍。他的爷爷纵容税监使得江南地区发生反叛，崇祯则六次下达《罪己诏》来替祖宗偿还债务。最后在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时候，守城太监杜勋在城头喊话：我们这些人本来就已经拥有富贵！朱家的江山仿佛成了打工的，而太监们反倒成了股东。

或许可以如此总结：明朝的灭亡仿佛是一出三幕剧。万历是引发这出剧的开端，天启是在增添助力，崇祯则是负责谢幕。煤山上有一棵老槐树，有人称崇祯是吊死在这棵树上的，实际上吊死的是万历以来六十年积累下来的难以改变的命运。如同黄仁宇看待万历十五年时所说的：1587年，表面上看起来是四方都很太平，实际上大明朝已经走到了结局。

那不要再让崇祯独自承担所有的责任了。他上吊的时候说大臣们耽误了他，或许应该是祖宗教他如何把盛世弄没，如何把百姓的心伤透，最后如何让煤山那棵歪脖子树成为整个王朝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