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穷状元，殿试时在考卷上写8字，皇帝看后落泪：状元就他了

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的北京城，紫禁城保和殿内气氛庄严肃穆，282名新科进士跪伏在地，准备迎接科举之路的最后一道关卡——殿试。在这群士子中，来自四川资州的骆成骧显得格外沉静，他那洗得发白的衣衫掩盖不住眼神中的光芒。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曾经在街头乞讨的贫寒书生，即将用短短八个字触动天颜，改写自己的命运，成为清朝历史上著名的“穷状元”。

骆成骧的童年充满艰辛。1865年，他出生在四川资州七里沟一个贫苦农家，原本姓李。七岁时母亲不幸离世，父亲因此一蹶不振，年幼的他只能穿着开裆裤在街头行乞，靠捡拾烂菜叶充饥。命运的转机出现在一位名叫骆腾焕的商人路过时，他被这个聪慧的孩子打动，决定收养他。从此，骆成骧改姓骆，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在养父的支持下，骆成骧的求学天赋得以展现。他过目不忘，理解力超群，养父买来的《百家姓》《弟子规》，他一夜之间就能背诵如流。他被送入成都著名的锦江书院学习，这里每年需要缴纳十八斗粮食和十八两银子，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笔巨大开销。在书院里，骆成骧结识了同样贫寒的谢泰来，两人互相勉励。一次对对联时，谢泰来出上联“至穷无非讨口”，骆成骧不假思索地对出：“不死总得出头！”这副对联在书院传为美谈，也展现了他不甘贫困的志向。

然而科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光绪二十年（1894年），骆成骧满怀信心进京参加会试，结果却名落孙山。盘缠用尽的他无法返乡，只能滞留京城，靠在家教维持生计。这段艰难时光没有击垮他，反而磨砺了他的意志。第二年，他再次应试，终于考中进士，获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

殿试当天，保和殿内烛火通明。光绪皇帝亲临考场，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出传统的四书五经题目，而是聚焦于国家危局——甲午战争刚刚惨败，《马关条约》的耻辱仍萦绕在每个人心头。光绪帝在策问中急切寻求救国良方，特别是关于“为何开创之初，财富少而愈富？承平之后，财富多而愈贫？”的问题。

骆成骧提笔疾书，直指时弊：“非会计之不精，实出之多而入之少也。”他进一步剖析根源在于“兵额太广、靡费太多、侵渔太多、上下相蒙、隐忍不言”。他的文章没有空泛的辞藻，而是提出了整军练兵、惩治贪官、厉行节约和兴修水利四条切实可行的建议。

在文章的关键位置，骆成骧写下了八个力透纸背的大字：“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八个字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在此刻的光绪帝眼中却有着特殊分量——这位年轻皇帝虽有心变法强国，实权却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终日郁郁不得志。当试卷呈至御前，光绪帝被这八个字深深触动，年轻皇帝的手指微微颤抖，泪水滴落在明黄的御案上。他感慨道：“满朝文武都学鸵鸟，只有他肯说真话！”

按照阅卷官最初的评定，骆成骧仅排在第十名。但光绪帝力排众议，朱笔一挥，将第十名的他特拔为第一甲第一名。这一决定记录在《翁同龢日记》中：“展封则第三改第一，第十改第二，上所特拔也。”骆成骧从此成为清朝历史上少数出身寒门的状元，也是四川省在清朝唯一的状元。

中状元后，骆成骧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职务，这是清朝官员梦寐以求的起点。但他没有沉迷于个人荣华富贵，而是将精力投入到救国图强的事业中。1898年，他与杨锐、刘光第等人创办“蜀学堂”，教授西学，甚至以状元身份报名成为学生，学习英文和算学。在戊戌变法期间，他向光绪帝上奏《请选举议员和选举执政》，提出一整套选举方案，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变法失败后，骆成骧将重心转向教育救国。他担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首席提调，为筹建学校废寝忘食。1906年，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东渡日本考察宪政，与留学生一起翻译了16个国家的宪法，编成《十六国宪法议院法渊鉴》呈给清廷。此后，他先后主持广西法政学堂、担任山西提学使，始终致力于教育事业。

清朝灭亡后，骆成骧没有像一些遗老那样顽固守旧，而是顺应时代潮流，当选为四川临时省议会议长。但他最终选择回归教育本行，担任四川高等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校长。为官三十余载，他始终清廉自守，家中经常“厨灶屡空”，被世人称为“穷状元”。1915年，袁世凯称帝，派人请他出任川滇黔三省筹安会会长，他拍案而起，大怒痛骂，拒绝出仕，并拟写讨袁电稿，展现了他的浩然正气。

晚年骆成骧转而倡导“强国强种”的体育运动。当儿子骆凤麟从德国留学归来，谈到德国人研习东方柔术时，他深受启发。1921年，他被推举为四川武士会会长，将写碑文所得的千元稿费全部捐出，在成都少城公园建立国术馆，亲自教授武术。他还创立“射德会”，讲授射箭法，强调“射以观德，不仅止于御敌强身也”。

1926年，四川军阀刘成勋举行文官考试，礼聘骆成骧为主考官。考试结束后，他在返程途中染病，回到成都后病情加重，溘然长逝，享年61岁。下葬那天，成都万人空巷，各界人士自发为这位“穷状元”送行。他的灵柩被运回故乡资中，安葬在七里沟的桂花梁子上——他出生的地方。

骆成骧的一生，恰如他年少时写下的对联“不死总得出头”，从乞丐到状元，从清朝大臣到民国教育者，始终坚守着“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信念。他没有留下万贯家财，却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播下了种子；他没有写出传世巨著，却用清廉和执着，在晚清的浊流中树立了一根不朽的脊梁。正如他常说的那句“天下无如吃饭难，世上唯有读书高”，这位清朝最穷状元的故事，至今仍在激励着无数寒门学子在困境中追寻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