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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成黄水窝来的农人,黑棉袄补丁摞着补丁,草绳一勒,脚面破布露出脚趾,脸按着灶台抹的灰,头发抓乱了半日,像是刚从地里钻出来的人,他在村里住过半个月,每家门槛的磕痕记过,哪家鸡舍的门轴响不响心里有数,干地下交通,身份得是真的那种真,盘问的时候心才不虚,眼神才不飘。
赶到赵集村口,横着一辆小汽车,盖子掀着,三名日本兵围着车轴转圈,嘴里吐字儿硬,旁边两个伪军长枪杵地,人站着像在打盹,脚步没停,眼皮不抬,前面的扁担有一下没一下地晃,肩窝的咯吱声往后传,两个身影把距离拉得更开,像故意错开的一口气。
有人喊站住,前面的脚步一顿,后面的脚步也一顿,谁都没回头,枪托顶在肩窝上,问干什么的,言语不急不缓,“黄水窝的,去赵集赶集”,补丁被看了个遍,破鞋被盯了个遍,眼神在脸上来回涂抹,互相嘀咕两句,手一摆,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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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坯房里煤油灯在晃,墙上皮鞭木棍老虎凳齐活,桌后一个黑绸短褂,年纪不大,眼神打直,姓刘,地头蛇的样子,投了日军后做了特务队,盯着地下党这条线,茶碗搁下,眉头一皱,人就看过来了。
搜,棉袄翻了个底朝天,里子被扯开,棉花一把把拽,鞋垫也掀,裤腿也捋,身上光得发抖,灯下青白一片,什么都没有,刘的人走过来,脚尖踢了踢衣服,盯一眼,笑不出来那种冷,“新四军交通站在哪”,话落下去,鞭子递给旁边的人。
第一下落背上,皮裂开了,第二下斜着肩头,血顺着脊梁往下,数到第五下,人一垮,眼前黑,冷水一盆浇上来又抬起头,刘的手指戳在胸口一道旧痕上,“枪眼儿吧,老百姓哪来的这个”,回答贴着气往外挤,“土匪抢粮”,不争不辩,光把话丢过去,屋里静一瞬,墙角那根烙铁烧成了红,“不说就烫脸”,数到二的时候,嗓子里憋出一句,“我真是黄水窝的,村西头的陈家公是我表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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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的烙铁停在半空,火色在灯下晃,陈家公三个字像石头丢进水里,圈一圈荡开,凳子吱呀响,人往后退半步,又走近半步,黄水窝的院子几棵树,鸡是红的是花的,堂屋的门槛哪块缺了角,问到这份上,答案一串一串接上去,都是眼睛看过的那种实在,院门口那根门栓儿哪年换的,村东头那口井是哪年挖的,“民国十二年”,灯影晃了一阵,屋里有股凉。
问到陈家公三儿子叫啥,心里一空,嘴上没字,脑子里翻过的闲话堆成一堆,抓不住一个名字,“只喊三叔,不知道大名”,又被追着问小名,人影贴近,汗从背上往下淌,血和汗黏一块,想到那句旧话,“养不活取个贱名”,嘴里挤出两个字,“狗剩”,皮鞭落地的声音很轻,眼神的锋一下子就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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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黄水窝的”,嗓子里带点抖,人让放下来,绳子一松,膝盖一软,整个人瘫成一摊,问岁数,报二十三,问爹的名字,把真实的那一串字吐出来,地上那盏灯照过去,脸色发白,嘴里嘀咕“大水冲了龙王庙”,手一摆,让人都出去,门拴上,屋里只剩两个人。
“认识我不”,摇头,“我叫刘金生,黄家窝的,陈家公是我三叔”,一句把线头对上,村里那些零散的传闻像是突然找了位置,城里去了几年,跟了日伪,名字在背后被人悄悄念过,眼前的人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纸包,白药撒在背上,痛从里到外掀了一层皮,碗水端过来,人盯着碗沿儿,手不抖,眼神没躲,“刚才要杀你,不用这么麻烦”,嘴角有一点苦,没有夸张的话。
“走吧,今天当误会”,门口风从缝里灌进来,身上的棉袄重新裹紧,一句话塞在胸口,“别干这个,回家种地”,不答,眼神平着走过去,话就落地了,“下次抓到,我救不了”,院外的脚步声空,伪军愣住了眼,“表弟,误会”,良民证被塞回手里,路在脚下,别问,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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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那一截,扁担的影子还在,王萌林把人从远处一看就认出来,跑两步又停,手扶上去,肩膀塌了一块的样子一清二楚,没多问,往前走起,走出哨卡的眼皮子再回头,人影都收进夜色里才开口,“没事不”,脑袋一点,“遇到个亲戚”,这三个字听着像把刀背敲在石头上,脆,干,直。
回站里,报告交上去,停工养伤的指示落下,盯一下刘金生的动向,这几天不动,之后也没来找事,线就这么拉着,没断,也没绷到崩的那一刻,人各走各的道,像两条路挨着,又不搭边。
刘金生没升官,没立功,队里混到日本投降前后,影子一晃,人没了,谁也说不清回没回黄家窝,种没种地,有人说在路上倒下,有人说在田边活着,陈子良的伤好上路,交通线又跑起来,四五年的光景一抬脚一落脚就过去,胜利的消息铺天盖地传到乡下,人把旗子插在屋脊上,手里攥紧的还是那点过日子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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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被写进地方史料,不是正史的夹子,却有当事人的口音,五十年代县里整理革命斗争史,找他口述,问到那人,问“算不算汉奸”,长时间的沉默落下来,“算,也不是”,审稿的时候那半句被拿掉了,纸上留着四个字,“日伪特务”,人被一把按进黑白里,字却在口子里刹住了车。
“他是坏人,做了好事”,这句话被人记在心里,没被写在公开的格子里,人走错一步,就回不了头,他常拿这句教孩子,名字不提,故事也不讲全,孩子们却都懂,说的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像钉子钉在门框上,进出都能瞧见。
有人不信这类事,“哪有汉奸放人的”,争论摆在桌上,“记录事实,不评价人性”这句话从编者的后记里露出来,八十年代的风往里灌,磁带里的声音老,字句清楚,“他放了我,我该说实话”,红色的内部资料印在盒子上,声音在屋里绕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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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这仨字简明利落,贴谁身上就不会轻,亲属这层关系像网,能兜住人,也能勒死喉咙,刘金生在那一刻伸了手,网托起一个人,自己却没翻过身,这不是洗白,这不过是把每一件事放回原处,尊重事实四个字放在前头,黑白不糊,灰也不糊,纸面干净,人的起伏真实。
陈子良后来活到了很晚,遗像前压着一张纸,写着“感谢金生兄”,纸烧了,字随烟走,人留在土里,故事跟着走掉一半,另一半留在听过的人心里,谁也不拿它当牌坊,谁也不把它当筹码,“不写,对不起他”那股劲儿还在,写字的人把手收回去,留下的是一条安稳走下去的路。
这一路,风沙还是那些风沙,村口还是那条河,哨卡不在,土路变成了柏油,守住底线这四个字没变,做事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记人也记事,记得那些硬住牙关的人,也记得那一瞬间把手伸出去的人,把该记的记全,把该做的做好,日子往前走得更稳,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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