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余次辱骂公职人员，民警被判寻衅滋事罪，案件背后还有未解之谜

一名在职民警因在自媒体平台持续发布辱骂、恐吓信息，针对多名公职人员实施侵权行为，最终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刑罚。

这起案件一经披露，迅速引发舆论关注。它并非仅是一起个体言行失当的司法个案，更牵涉到权力结构、程序正义以及言论边界等一系列深层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警察因网络言论被追究寻衅滋事罪并不常见。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被告杨某敏的言论对象并非普通民众，而是多达19名公职人员。

然而，在官方通报和主流媒体报道中，这些“被害人”的身份始终被高度概括，仅以“金某等19名公职人员”笼统指代，具体职务、权力层级、相互关系均未披露。

这种信息处理方式，使公众难以还原案件发生的真实语境，也难以判断冲突产生的根源，反而加剧了社会猜测。

根据判决披露，杨某敏系浙江省瑞安市公安局塘下派出所民警。自2021年3月至2025年4月的四年间，他通过微信朋友圈、抖音账号以及多个微信群，累计发布50余条辱骂、恐吓特定公职人员的信息，并针对相关单位发布10段同类内容。

法院认定，这些言论多使用污言秽语，缺乏对具体公共事务的理性讨论，已明显超出正常表达范围。

然而，舆论关注并未止步于“言论是否违法”这一层面。有网友指出，一名警察被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责，本身就极为罕见。

更耐人寻味的是，杨某敏的“辱骂恐吓”行为持续长达四年、多达50余次，却直到最后阶段才被追究刑责。若换作普通民众，尤其是访民，在网上发帖辱骂、指责公职人员，哪怕只是一次发言，也可能迅速被控制；若多次发帖，“寻衅滋事”这一口袋罪往往很快便会落下。

正是在这种对比之下，公众自然会追问：杨某敏为何能够“持续四年”才进入刑事程序？这背后是否存在不寻常的博弈与纠葛？

庭审中，杨某敏辩称，其言论并非无端滋事，而是基于宪法赋予公民的批评、申诉权利，对相关公职人员履职不当甚至涉嫌违法行为的反映。

法院并未采纳这一辩解，但相关报道也未进一步披露他所指称的问题究竟为何。

这使案件在事实层面留下明显空白：公众无法判断，这究竟是一名民警情绪失控、恶意攻击他人，还是在正常申诉渠道受阻后，逐渐滑向极端表达。

程序问题同样引发疑问。

案件最初由瑞安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后通过指定管辖，移送温州市瓯海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瓯海区法院审理。

指定管辖在形式上回避了“自己查自己”的尴尬，但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与被指控的多名公职人员同处一地、同属一个权力系统，是否存在应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相关信息并未得到充分披露。

这种程序上的不透明，难免削弱公众对案件公正性的信任。

在整理相关信息时，作者还在知乎平台看到一份署名为杨某敏父亲杨凤巧的案件声明。

该声明的叙述路径与官方报道明显不同，不仅列出了19名公职人员的具体身份，涉及当地党委、政法委、公检法、纪委等多个关键部门，还附有十多个村委会、上千名村民的联名材料，证明杨某敏“工作能力强、作风正派、廉洁自律”。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声明及联署材料的真实性目前无法核实，本文亦未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仅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民间信息加以呈现。

但这一现象本身值得警惕：当权威信息披露不足时，社会认知便会被迫依赖碎片化信息与家属叙述，案件也由此衍生出多重版本的解释。

法院判决认定，杨某敏的行为已“超出合理反映情况的方式和法律边界”，构成寻衅滋事罪，这在法律层面回应了“辱骂恐吓是否受保护”的问题。

但更深层的疑问仍未解答：是什么力量，将一名体制内在职民警推向与多名公职人员长期对立的境地？又是什么机制失灵，使矛盾在四年间不断发酵，最终只能通过刑事手段收场？

法治当然不能为任何违法行为开脱，但真正成熟的法治讨论，也不应止步于对个体的惩罚。是否存在申诉渠道失效、权力监督乏力、基层矛盾长期积压等制度性问题，才是这起案件更值得追问的部分。

杨某敏案或许已经在司法意义上画上句号，但它所暴露出的结构性隐忧，仍有待更充分的回应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