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郜元宝：林建法的“一意孤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直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有不少类似建法这样“一意孤行”的文学刊物主编。他们深爱这份工作，把杂志当心头肉呵护着。而建法又是那样超爱《当代作家评论》，超爱其所选择的编辑岗位！他无疑是上述二十年最出色的文学刊物主编。

林建法

一

朋友们通常称林建法为“老林”或“建法”。称“老林”的可能比他还老，称“建法”的往往比他小很多。他一律笑呵呵应承着。他长我十六岁，按大学里多年养成的规矩，我始终尊称他“林老师”，他也从不拒绝。他是全心全意办实事、不在乎别人怎么称呼自己的一个有点特别的中国人。

写这篇迟到的纪念文章时，我倒想从众，也称他“建法”，这样显得亲近一些。在他生前我们没机会亲近。大家都太拿文学当回事。有限的接触总围绕“文学”二字打转，来不及说家长里短，更别提推心置腹秉烛夜谈之类的雅趣了。确有一次跟他同宿上海衡山路某招待所，然而所谈论的左右还是“文学”。

建法每次来沪，敲开他所住宾馆或招待所的房门，桌上总是整整齐齐摊着《当代作家评论》某期校样。这个细节我总是不能淡忘。催稿，阅读和编辑催来的稿件，他大概就这样度过壮年的大部分时间。

建法的相貌和风度描写起来并不困难。程绍国君《林建法印象：一颗星穿空而过》说：“林建法的头发合围着双耳和脖子”“他手长脚长”“对于是非之言，不闻不问，不说一句话”“说话嗓门不大，轻声细语的，好像也不清亮。也没见他喝很多的酒”。寥寥数语，颇为得当，无需再添加什么了。值得一提的是建法自述提供的一条有趣注释。原来他也曾年轻气盛，当兵（重机枪兵和炮兵）时胸怀天下，居然直接上书领袖。所幸没捅出大篓子，有关部门还指示“保护写信的战士”。那次鲁莽和冲动应该在他精神成长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养成他日后谨言慎行的习惯。他认同关于他的一个说法，“跑的路最长、认识的人最多，但每次会议上说的话最少。”前两条我不敢确定，但每次以文学和学术为题的研讨会上他说的话肯定最少。

丰富的阅历将他规训成不想惹是生非、只想专注于一件小事并立志干好这件小事的特别笃实的一个人。

因为长得高大，又长期担任辽宁作协《当代作家评论》主编，很长时间我误以为他是东北汉子，跟同样高大的《作家》主编宗仁发一样。慢慢才弄明白，仁发是正宗东北人，建法则生于福建，属“当代闽派作家批评家”序列。只因他自认做不成一流作家或学者，才毅然选择做编辑，并立志要做一流编辑。很难说建法这个选择是对是错。但一流编辑，他绝对做到了。

建法早年在乡下做过木匠，接着参军，援藏，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1982年夏他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我刚考入复旦中文系。虽然先后“同城”，却无缘相识。等到我首次在《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4期发文，他刚从福建《当代文艺探索》杂志社调到《当代作家评论》做编辑，翌年升副主编。他的工作关系跟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同年到达《当代作家评论》，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林建法旧照

那时《当代作家评论》还没有派编辑四处出差的制度。全国各地有的是热心写评论的人，“稿源”充足，编辑们大可南面而坐，等待来稿。再说当初我向各杂志投稿，都是班主任陈思和老师一手代办，我没机会跟编辑打交道。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先是认识了从《当代作家评论》调到《上海文化》的顾卓宇先生（人称“老顾”），不久又在复旦南区食堂跟辛晓征和老主编陈言先生匆匆见过一面。另一位有过通信联系（后来出国）的许振强君，作家兼编辑刁斗君（我曾多次写过他的评论），至今缘悭一面。

二

也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法的身影频繁出现于沪上。《当代作家评论》也开始组稿了。他先是去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后来渐渐将基地转移至复旦。这也许因为他觉得陈思和老师特别好打交道，也许那时候恰逢王晓明老师及其弟子们纷纷转向文化研究，死抱住文学不放的建法多少感到有点扑空的缘故吧。

建法为人极谦和低调，但目标宗旨也极明确。概括起来不外两句话——

“给《当代作家评论》写稿吧！”

“把你自己认为最好的文章给《当代作家评论》吧！”

最早鼓励我写评论，终于将我从“文艺学专业西方美学方向”硬生生拉到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队伍里的人，首先是陈思和老师，其次就是建法。我每次感谢他们两位，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我被他们拽进文学评论这个小圈子（当时可是大世界），就像钉钉子一样，牢牢钉在这个位置上，再难挪动。

其实也干了一点别的事。但积习难改，明知早过了写评论的最佳年龄，然而看到新出作品，还是忍不住要翻翻，以至于有些作家误以为我尚有余勇可贾，不断寄来他们的长篇，我因此又欠下许多难以偿还的文债。这份尴尬，追根溯源，还是跟建法有关。

从1986年建法加入《当代作家评论》编辑团队，到他2013年卸任主编，二十六年间我在这份刊物发表了将近四十篇文章。这些长长短短、篇尾几乎无一例外注明“责任编辑林建法”的文章无疑也凝结了他的心血。建法长期交往、为之慷慨付出心血的作者，总得以数十上百计吧？我不过其中之一而已。其实我在《当代作家评论》出现频率并不高（平均每年发表1.5篇），但从未有哪年突然间断过。其中不乏会被“小D王胡等辈笑话”的漫与之作，但也不尽然。

那些为文学燃烧的岁月怎能轻易忘怀？在复旦研究生集体宿舍写下的《浅俗与高蹈：新时期小说五家合论》（1988/5）曾引起彼时的王蒙先生的注意，到处打听作者是谁，并很快寄来一封辞若对面的短信，顺便还问我是否来自新疆（他有一位流浪在新疆跟我同姓的青年朋友）。同样写于研究生集体宿舍与晚自习教室的《向生存的边界冲击——评残雪〈突围表演〉》（1989/1）至今还有朋友提起。写得最畅快（可能也最离谱）的要数完成于复旦青年教师公寓的《保护大地：〈九月寓言〉的本源哲学》（1993/6）。1994年出版第一本评论集，书名《拯救大地》就来自这篇文章。也因这篇被一位同窗讥笑为“唾沫四溅贩卖海德格尔哲学”的评论，我开始了跟作家张炜一言难尽的交往。《〈呼吸〉的词物分离现象》（1994/1）是跟当时仍在“访问梦境”的作家孙甘露反复讨论之后仍然固执己见的评论。《在“断裂”作家“没意思的故事”背后》（2001/1）则跳进论争的旋涡，并由此结识了“南京青年作家群”好几位生龙活虎的作者。

但建法更喜欢被他集中发表于“×××评论小辑”或“批评家论坛”的那些故作学术状的文章，比如《颓败线的颤动》《离开诗》《音本位与字本位》《工具论与本体论的交战》（2022/2）。这四篇一共四十五页，占整本杂志四分之一多篇幅。《评尤凤伟〈泥鳅〉兼谈“乡土文学”转变的可能性》（2002/5）跟建法对“老尤”的推崇不谋而合。《作家缺席的文学史》放胆评说洪子诚、陈思和、“董丁王”三部当代文学史著作，《谈哈金并致海外中国作家》（2006/1）提出我至今仍然坚持的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基本看法。后两篇都是建法约稿，跟他的想法也多有暗合之处。

三

历数旧作，既出于敝帚自珍的文人心理，也想借此追忆我跟建法的交往。建法所谓“你自己认为最好的文章”当然只是“自己认为”，但无一不带着他的嘱托，凝结着他的心血，我岂敢妄自菲薄？

“小辑”“论坛”少则一组两篇，多则一组三四篇，建法自称这是他的“一意孤行”。你能想象他说这话时如何喜形于色，自我陶醉。现在看来这也并非没有问题。一则让少数人霸占版面，有损学术民主。二则严肃的作者真想对得起这个栏目，势必要打破正常的评论节奏，努力做长线研究，会从评论第一线退守第二或第三线的文学研究岗位。这固然有助于引导评论家转型为学者，由此促成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备受争议的“文学批评学院化”趋势，但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批评家”评论生涯的可持续发展也有诸多不利因素。

建法曾自豪地宣称“像孙郁、郜元宝、陈晓明、张新颖、王尧、吴俊等很多人都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可以说很多学者、批评家年轻时就给《当代作家评论》写稿，一写就是三十多年”。对他的看重我心存感激，但至少我本人也正是连续发过几次“小辑”、上过几趟“论坛”之后，便渐感气力不支，慢慢降低了给他写稿的热情，将精力转向别处了。

林建法

这当然也因为另外还有几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蒸蒸日上的评论刊物在分散着建法的“稿源”。建法曾流露过某种遗憾和不快。2008年他在温州以《当代作家评论》名义颁发第一届批评家奖，给我的授奖词有“异秉”二字。我能感到他的复杂态度。我在给建法的一篇文章中慨叹“中国是个人情大国”，其实是向他暗示我和其他朋友为那几家同样由林建法式的好编辑主持的刊物写稿，乃人情之常。但我的评论越写越少，其他刊物类似“小辑”“论坛”竭泽而渔的做法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原因。

饶是如此，每次想到在建法主持《当代作家评论》的最后几年，不能再像当初那样“把你自己认为最好的文章给《当代作家评论》”，我仍深感内疚。要是那时更加珍惜光阴，更加努力一点，该有多好。

四

上世纪九十年代直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有不少类似建法这样“一意孤行”的文学刊物主编。他们深爱这份工作，把杂志当心头肉呵护着。那时候文学市场盛况空前，尽管一度有过“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说法，但经济持续上行，主编们各显神通，总能获得多方面援助。主管部门也乐于放宽尺度，授予主编们尽可能多的自主权。这些因素又强化了主编们对所管杂志的爱护。那真是文学杂志的黄金时代。

而建法又是那样超爱《当代作家评论》，超爱其所选择的编辑岗位！他无疑是上述二十年最出色的文学刊物主编。离开《当代作家评论》之后，建法还编辑了多种文学丛书，并相继主编了《东吴学术》《渤海大学学报》《西部·华语文学》《学问》等大型综合性文学与学术刊物。但建法跟文学的蜜月期，正如我辈一度旺盛的写作欲和评论欲，无疑都仅属于往昔了。

建法过早离世，固然因为难以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我总觉得他最炽热的生命之火在交出《当代作家评论》一刹那，或许就开始衰萎了。呜呼哀哉。我哀建法，也哀自己目送手挥之际悄悄溜走的三十多个春夏秋冬，并哀无数热爱中国文学的同道在倾力付出之后，突然发现收获竟如此微薄。

但历史不允许后悔。历史只叫我们顺服于历史本身的漫长曲折。中国文学真正的繁荣或许并不在我们曾经为之欢欣鼓舞的“新时期”“新世纪”，而在那更茫远的将来。昨日的付出只是为文学史通向美好将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几天前出席“上海鲁迅纪念馆”展陈计划专家咨询会。从该馆一楼“序厅”上到二楼（也是顶楼）多功能展厅，要走数十级宽阔的台阶。台阶左侧是一面巨大的三角形墙壁，馆方不知如何利用。我强烈建议，何不就按鲁迅《生命的路》的立意设计一幅图案，或者干脆就把这篇不长的“杂感”抄在上面？那简直就是天造地设。

“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鲁迅的话至今还让人感到如热风扑面。坐在“上鲁馆”会议室，我首先想到鲁迅写这篇短文的“五四”时期，也想到暮年爱这篇短文超过《世说新语》的钱谷融先生，想到“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的“无数的人们”，当然也想到三年前就这样走进我们所看不见的另一个国度的建法。建法安息吧。

2025年12月7日

原标题：《记忆｜郜元宝：林建法的“一意孤行”》

栏目编辑：史佳林

文字编辑：刘芳 钱卫

本文作者：郜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