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中国的通俗文化

编者前言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上，我所看到的十分有限，正如渚岸望江，有时看到波涛汹涌，有时看到平川缓流，终究只是一时一地的片段。”

这是许倬云先生为《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写下的序语。2025年8月4日，这位史学泰斗自中天陨落，化作长河中的一泓流水，为我们留下不朽的精神财富与无尽哀思。

许先生将数千年历史凝于江河气象，以诗的口吻描绘中国文化的壮阔与隽永，又以史家的沉实笔法道出个人省思与洞见。面对他的等身著作，我们如何不望洋兴叹？幸而可“渚岸望江”，从《万古江河》中一窥“万古江河”，品读许先生丰硕的研究成果，体会他笔下中国文化历史的魅力。

*文章选自《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原标题为《通俗文化》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

许倬云（1930.9.2-2025.8.4），江苏无锡人，生于厦门鼓浪屿。因先天性肌肉萎缩，一生与拐杖为伴。他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匹兹堡大学教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人文社科院荣誉会士。其研究融合社会学、人类学方法，著有《西周史》《汉代农业》《万古江河》等，其中《万古江河》曾获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他以“常民视角”剖析中国历史与文化，开创大众史学新范式。曾获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等荣誉。2024年获唐奖汉学奖，被誉为“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文明坐标系的史学大家”。

通俗文化

中国列代都有其通俗文化，或是民间流传的歌谣与故事，或是由娱神演变为民间观赏的戏剧……不一而足。自宋代商业都市兴起，许多民间的说唱，转化为专业的表演艺术。明代商业经济更为发达，尤其南方城市，民间表演活动尤盛。这一趋向民间，也趋向娱乐的世俗化趋势，发展至清代，声势更为浩大，而且波澜壮阔，波及于小说与绘画，终于蔚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传统。这一“小传统”的气势，堪与社会上层的“大传统”并存颉颃。

明代本已出现许多通俗性的文学作品，例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其文字还是半文不白，并非口语。明代的短篇故事，如《三言》《二拍》，虽有些与宋代以来的说唱故事有相当渊源，但文字也不是白话文。明代戏曲，出现了从地方剧种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昆曲，堪称中国戏剧中的奇葩。但是，昆曲编剧名家全是知识分子，剧本优美，例如《桃花扇》《长生殿》，一般小民百姓仍旧不免觉得太过精致，难以称为民间文化。

清代的文学作品，则颇以白话写作。《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与《儿女英雄传》，都是语体文的作品。文学家用语体文撰作，其实不待五四白话运动，即已有相当丰长的传统。

说唱表演样式，北方是鼓书，南方为弹词

说唱的表演，当然必须用一般人可以听得懂的口语。清代民生殷富，大城小镇都有专业说唱艺人表演。甚至在四乡八镇，或为庙会娱神，或为小民节庆，或为大户人家喜庆招待宾客，皆有行走江湖的说唱艺人受雇表演。说唱表演，在北方是鼓书，在南方为弹词，八旗子弟唱的是太平歌，还有庙前劝善的宝卷、佛曲与道情……

不仅许多民俗数据，记载了各地的演艺活动，即从前面提到的文学作品言：《红楼梦》中，既有贾府自己的小班子，也有蒋玉函承应豪门的小戏班，还有专为内眷说唱的角色。《桃花扇》中，那些名妓都以演唱为业；苏昆生等人是专业教师；柳敬亭，真有其人，是明清之际著名的说书人。《长生殿》中，弹词“九转”一出，追叙开元盛世，与其当作是唐代的表演，毋宁是反映了作者洪昇所处时代盛行的说唱。

再从说唱表演创造的文学作品言。明末清初的说唱第一大家贾凫西，明末由仕宦退居故里，将奇说稗官编为鼓词，四处说唱。孔尚任《木皮散客传》记载贾凫西所著《木皮散客鼓词》，其实是一部列代通史，以鼓词叙述古今，评论史事。但贾氏著作久为禁书，到清末始有刻本。这种体裁的作品，还有杨慎的《廿一史弹词》。

历史演义常为说唱家采用

历史演义也常为说唱家采用。柳敬亭说书，即多以西汉、三国、隋唐、说岳、水浒为题材。当时左良玉请他在军中说书，待他为上宾，也是因为这些故事适合军营听众的兴趣。另一种演义，是清官与侠客的故事，最为著名的一系列故事是说书人石玉昆所说的包公及一批侠客的事迹，当时即有人笔录为《龙图耳录》，流传既广。后来因为五鼠三侠的部分多于包公，遂有人改编为《三侠五义》。这一类清官侠客故事，衍生为《施公案》《彭公案》等，是说唱演义中的重要文类。

《白蛇传》是最为著名的爱情故事

北方说唱以演义为多，南方说唱则以儿女感情的故事为多。当然，两者之间也不能截然划分为两种传统，南方也有历史及侠义故事，北方也有儿女故事。最为著名的爱情故事，尤其江南一带，当是《白蛇传》。白娘子这位从宋代《义妖传》衍变而来的角色，在各种说唱中都是热门。爱情故事常从《三言》《二拍》中汲取改编，其中泛滥的模式是才子佳人，穷书生落魄，小姐后花园赠金那一套，即《红楼梦》中贾母拒听的故事。经过说唱名家的表演，有些故事已从文本脱离，在弦索檀板中历久而弥新，此中较为著名者，则为《三笑》《玉蜻蜓》《珍珠塔》……此外，有些闺阁仕女，有文才而无处可用，则又以说唱体裁创作为长篇韵文的故事，例如：陈端生的《再生缘》、邱心如的《笔生花》、陶贞怀的《天雨花》，均为其中翘楚。《再生缘》中的孟丽君，乔装为男子，文中状元，武为将帅，为女子发抒不平之气。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晚年还专文研究《再生缘》。这些闺阁作品，虽非演艺人员创作，仍为他们采用为说唱的文本。

京剧的诞生和发展

乾隆六十大寿，四大徽班进京祝寿。万寿过后，徽班留在北京，居然从此发展为全国性的剧种——京剧！徽班的故乡是安徽南部，这里也是清代徽帮商人的故乡。徽商行贾四方，而又以贩盐业的利润最为丰厚。扬州盐商所养的戏班，曾于乾隆南巡时，在御前供奉。徽班在长江与大运河码头，已有接触其他地方剧种的机会。乾隆六十大寿，各处地方戏班，纷纷进京，彼此又有相互观摩的机会，而徽班能采纳汉戏、秦腔，加上昆曲等各种来源的唱腔与音乐，遂熔雅俗唱腔于一炉，混合弦乐器与管乐器为伴奏，更广泛地收纳不同剧种的演技特色，终于开展为京剧。京剧取精用弘，既较地方戏精致，又较昆曲易懂，于是压倒了各种地方戏，上至宫廷公卿、富商大贾，下至贩夫走卒，皆成为京剧广泛的观众群。

京剧的内容，包罗万象，既有过去的南北戏曲，也吸收各种话本的演义故事，将说唱艺术描述的情节搬上舞台。拜京剧之赐，那些弹词说书的内容，推广成为观众熟知的故事。京剧遍及于南北大小剧场，竟整合前述各种戏曲与说唱的故事，成为内容丰富的民间文化。

这一民间文化的传统，又扩散及于民间的剪纸、版画、泥人、面人、糖人，以及各种装饰艺术。以版画为例，苏州桃花坞与天津杨柳青的版画，即接纳了京剧的人物与故事，创作出不少百姓喜爱的主题。各种京剧面谱，也反映了中国民间对人物性格的造型。

在京剧普及的影响下，清代中叶以后，中国人都熟知关公、诸葛亮、包公、杨令公、白玉堂、五鼠、岳飞、李逵、济公、白娘子、唐伯虎、蒋兴哥、孟丽君、梁山伯、祝英台、杨贵妃、樊梨花、黄天霸、窦尔墩……这些或真或虚的人物。中国人的知识系统，事实上已一分为二：一套是知识分子拥有的历史观与伦理观，另一套是民间建构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民间的历史观和正义观

上层社会大传统的历史系统，可由《资治通鉴》的褒贬为例：朝代兴亡系于政治是否修明、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圣君贤臣与昏君奸臣，是两种不同的典型。凡此历史观，目的是以历代兴亡的历史发展为教训。在民间的系统中，历史是《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国》《说唐》《杨家将》《飞龙传》《包公案》《说岳》《大明英烈传》《铁冠图》……一系列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往往以个人恩怨与因果报应解释历史的变化。举例言之，汉初韩信、彭越、英布三位功臣的诛死，在《三国演义》中却敷衍为：汉末三国分汉，是上述三位功臣的报复；伏后则是吕后的转世。又如，隋亡，炀帝被缢，后来转世投胎为杨贵妃，导至天宝之乱，而杨贵妃还是难逃缢死的命运。正史上，宋将杨业死于战场。在民间历史系统中，杨家将的故事则继长增高，占了宋史极重要的一部分。故事中，杨家是保卫国家的唯一武装力量，杨家男子几乎都在疆场上为国捐躯，杨门寡妇又担起了卫国抗敌的任务，朝中奸臣不断陷害杨家，幸而有八贤王、寇相爷在各种场合保护杨家。杨家将的故事，又衍生为薛家将、岳家军……在不同时代，重复了杨家将类似的遭遇。

侠义故事代表了民间的正义观。从《龙图公案》衍生为包公主持正义，不畏强梁，又加上侠客投效保护包公，再演化为侠义之士查访破案。这一系列故事的清官，包公之后，有海瑞、施世纶、彭朋、狄仁杰、于成龙……侠义之士有王朝、马汉、三侠五鼠、黄天霸……民间的正义，不寄望于法律，却依赖皇帝特许的御铡与尚方宝剑，由聪明正直的好官，当场处决，为人间铲除不平。

中国传统社会，男女并不平等。女子没有机会外出工作，当然没有自己的事业；女子婚嫁，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决定，自己的命运也不能自主。然而，在民间文化系统中，小姐可以赠银接济穷书生，创造自己日后接受封诰的命运，而王宝钏那种烈女更可以将爱情与婚姻，放在比父女天伦更高的位阶。《再生缘》的女主角易钗为弁，文武双全，使男子低头。樊梨花与穆桂英，则更以武艺压倒夫婿，勒逼这些勇将娶自己为妻。这是民间对于正统社会秩序的抗议。

从《三国演义》桃园结义的故事，可视见民间文化强调个人与个人之间建立的“义气”。义气的位阶高于君臣与夫妇诸伦。在说唱与戏剧中，许多英雄以义气为重，为朋友可以牺牲性命；反之，背义的奸人，永远被世人唾弃。于是，瓦冈与梁山的结义，在民间社会不断被当作结合个人为自愿群体的模式。

佛教的命运与报应观念，深入民间文化。冤仇相报，固是前述朝代递换的解释，也是人际关系的解释。于是，罗成与唐太宗的深厚交情，一世不能了，还须在罗成转世为薛仁贵后，再一次以“白袍小将”立保驾之功。不幸死于非命的张飞，两次转世，一次是张巡，一次是岳飞，都是雄武过人，又都是死于非命。包公是魁星下凡，岳飞是大鹏金翅鸟转世，皆说明了他们的非凡性格。

凡此民间文化，背离了正统社会秩序的观念，深入人心，主导了中国百姓的行为。民间文化的英雄，为人称颂，甚至成为民间崇拜的神祇。关公是历代都尊崇的正神，此外还有济公、张大帝、英烈王、于少保……诸人，常以不同的尊衔，血食一方。最为极端的例子，则是义和团起事时，他们崇奉的神明，其实大多是说唱与戏剧中的人物，并不属于哪一教派，也不是正统历史中的人物。由此可见，清代完成的民间文化，其重要性实在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