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思考丨陆铭：告别内卷陷阱，从不加班开始

这并不是一篇迎接新年的鸡汤文，而是关于中国经济下一程的启示录。

万亿美元顺差的AB面

我们先来盘点一下中国经济现在所处的状态。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占到全球1/3，而且出口占到国际市场份额14.2%（2024年），2025年贸易顺差创新高，超过了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别的国家感觉到能够卖给中国的越来越少。中国强大的技术进步和供应链正在不断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汽车出口在短短几年里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同时在越来越多的产业里，国内形成了对其他国家产品的替代，包括咖啡和夏威夷果这样的农产品，甚至鱼子酱也成了中国对外出口的产品。

在故事的A面，强大的技术进步和由全国统一大市场所保障的供应链，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的优势。但故事的B面，也值得我们仔细想想。当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是同步带来了人们的幸福提升？

可以说，当前国内各行各业都处于一种极致追求效率的紧张感里。各种指标体系的追逐、相互的压价、劳动者的加班，加强了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也同时造成了GDP数字的增长和劳动者体感的温差。

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如果只是低头做事，而不抬头看天，那么越来越多的困难就将出现在前方。

从简单的逻辑来讲，如果中国在所有的产业上都能够实现自给自足，而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相对于出口越来越少，而且中国出口在世界上的份额越来越高，那么，别的国家最终将失去挣钱的能力，反过来也将缺乏购买中国货物的消费能力。

另外一种可能是，中国出口到别的国家的产品，不断形成对别的国家本土制造商的取代。如果只是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好、技术含量高，那别的国家是不能说什么的。但如果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通过极致地加班来提高效率，那么中国产品对别的国家产品形成的竞争，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竞争。别的国家最终会陷入两难的选择：要么跟中国一起卷，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要么接受巨大的贸易逆差，甚至失业，而这必然会转化成国内的各种社会压力。

制造业富余、服务业不够

再回到国内，中国的内卷式竞争普遍存在于各行各业，但原因各有差异。简单来说，制造业的内卷是因为生产得太多，而服务业的内卷是因为生产得太少。

先说制造业。中国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与其他国家在同样发展阶段相比是偏高的。在生产能力巨大的情况下，中国国内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制造品的需求增长是边际递减的，因此庞大的产能只有通过出口来消化。而通过内卷式的竞争不断压低价格，就成了提高出口竞争力的手段，其中劳动者的加班就成了支撑价格竞争力的方式之一。与此同时，如果看制造业的就业，从2015年以来，制造业的就业已经出现了连续10年的负增长。因此，企业的相互压价竞争并没有体现在劳动就业和收入的增加上，反而出现的是不断用资本、机器以及新兴的人工智能来对劳动者进行替代。

当制造业不能创造更多就业的同时，人们不可能返回收入更低的农业，唯一能够找到就业机会的是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发展是建立在人们的需求之上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本该带来越来越多的服务需求，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但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别依赖于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特性就是所创造的收入中劳动收入占比低，这就在宏观上体现为国民收入中的劳动收入水平低，这反过来又会制约人们对于服务需求的增长。

与此同时，在服务领域，生产端和消费端同时存在着各类限制性措施，既包括对于民营经济进入一些服务业的限制，也包括对服务消费场景的各种限制性政策。结果就是，劳动者进入到服务业，也就在有限的服务业就业岗位里相互内卷，这就是前述的服务业内卷是因为发展得不够。如果在服务业可以更多减少限制性措施，那么服务业发展得多了，创造的就业岗位多了，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内卷了。

走出勤劳“陷阱”

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普遍存在的内卷，除了在侵蚀劳动收入的增长以外，还在不断挤占人们的休闲和度假时间。服务消费除了需要有越来越高的收入以外，还需要有时间来消费，而没时间消费反过来又成了制约服务消费的重要因素。如果把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劳动时间放在一起做对比，中国人的年平均劳动时长几乎是全球第一。从正面来看，这是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的体现；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继续如此勤劳下去，那么对于服务的消费释放不出来，就会制约中国经济下一程的发展空间。

不妨看看身边的例子。前段时间我和一个发小相互问候了一下，发小的女儿已经在上海的某互联网大厂里工作了。他感慨说，女儿一周要工作6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自己看了都心疼，想想我们以前大学毕业时不是这样工作的。是呀，这样的加班不要说没时间消费了，大概连谈恋爱和生孩子都没时间了。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能让大家既有钱又有时间呢？一谈到这个问题，就会有人用“何不食肉糜”来讽刺两句。其实恰恰是因为整个社会陷于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者难以自拔的困境，才需要凝聚共识，有所行动。之所以政府的介入是必要的，是因为在减少加班和支付加班工资这件事情上，如果是单个企业先行动，除非它的利润率足够高，否则就可能谁先行动谁先失去竞争力。

比我们发达的邻国已经走出内卷了！

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播客，讲的是一位在10年前留学于韩国的中国学生，时隔10年又被中国企业派到韩国去工作。播客里讲到，短短10年时间，韩国人现在不卷了。同样在韩国公司里要加班，中国人去加，韩国青年人是不愿意加班的。不久前我又利用在日本出差的机会，和日本同事交流了一下。日本也是在上世纪经济腾飞时期非常典型的过劳型经济，当时新闻里不断报道有人过劳死，但是最近这段时间这样的新闻已经少了。近年来，日本通过《劳动方式改革关联法》对加班时间进行了上限规定。日本同行告诉我，日本在劳动部门下面专门成立了机构，加强对企业的劳动监察，过度的加班成为被管制的对象。

我想，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紧跟日韩之后，到了今天这样的阶段，也需要通过政府的协调来加强劳动执法，对于不愿意加班的个人，保障按时下班和节假日休息。而对于加班企业和愿意加班的个人，则要规定加班上限并支付法律所要求的加班工资。

我相信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代际的变化。在网络空间里不断出现所谓“零零后整顿职场”的说法，这恐怕也是好事。如果加班不能带来个人的收入增长，而家庭条件也没有差到必须去加班工作，那么一部分零零后率先选择更注重品质的生活方式，告别内卷和加班，也不失为改变社会风气的先行者。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政府来做，那就是优化休假制度。可以努力的方面很多。2025年秋天在浙江、四川等地率先增加了中小学生的休假，对于刺激消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再次说明“没时间消费”的问题在当下的确是存在的。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把中小学生的延长春秋假延伸到大学生群体？另外是不是可以更多实施带薪休假、灵活休假？女性休产假增加配偶的陪护假？在微观层面上，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厂，还有政府部门，要带头让员工按时下班，保障员工周末的休息，让大家有时间去消费服务、享受生活。

我知道有人会提出疑问，提倡休假会助涨“躺平”心态吗，上班减少会让因人口结构转型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更加严重吗，进而劳动成本上升会影响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吗？

其实不用担心太多，因为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对手往往不是国际同行，而是国内同行。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打遍全球，已经让别的国家需要动用关税来抬高中国进口产品的价格。与其让别的国家征关税，把税收放到别的国家，还不如中国国内主动调整，通过增加一点劳动成本来改善劳动者的福利，而且对于内需和经济增长可以产生连环的积极效果。即便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存在一部分企业可能会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抓主要矛盾，当前中国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来产生更强的消费能力，而不是通过压低劳动价格来支撑低成本的出口。

如果企业的确感受到了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压力，该调整的是企业的技术、管理，而不是牺牲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收入和福利。

提升外来人口福利的经济学意义

另一个要改善劳动福利的方面就是和流动人口相关那些社会福利支出。且不说这些支出有促进公平、提高劳动者福利的影响，仅仅因为服务业越来越重要，也会使得改善劳动者福利有越来越大的好处。

制造业和服务业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制造业是和机器打交道的，而服务业是更多跟人打交道的。在制造业发展阶段，大量劳动力在一个地方打工一段时间，又切换到下一个地点，影响有限。如果在一个大城市落户非常困难，外来人口也总是通过变换自己的工作地点，来解决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的问题。但是到了服务业发展阶段，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服务业需要跟人打交道，也需要熟悉在一个城市、甚至在一个街区层面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环境，这样既有利于提高从业者自己的收入水平，也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

我和魏东霞有一项研究证实，对于外来人口而言，他在一个城市越早进入，越有利于他积累跟这个城市相关的经验，改善他的非认知能力，从而有利于他从事服务业，并且获得更高的收入。

然而现实生活出现的情况是，越是在服务业发达的大城市，外来人口落户越难。而且按照既有的制度，外来人口在工作所在地，难以被当地的社会保障系统和公租房系统所覆盖，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外来人口的流动性。而城市居民所感受到的，就是在服务业里，从业人员一直在不断发生变化，很难建立起相互的信任，甚至有可能出现彼此的矛盾和冲突。如果外来人口不能够在一个地方定居，改善服务质量是缺乏长期回报的，他也就缺乏在一个地方提高自己服务质量的激励。

到了这个时候，促进外来人口在城市里安居乐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相应的，对于外来人口要解决的痛点，也要摸清楚。一段时间以来，社会舆论把对于外来人口，尤其是其中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强调得比较多。其实，如果全国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没有完成，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如果参与了现有的社会保障，万一离开社保缴纳地，有可能企业为自己缴纳的那部分养老金有小部分不能带走，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个损失。因此，全国社会保障一体化和外来人口的市民化是比以前更为紧迫的，只有这样才能让外来人口更为充分地加入到社会保障体系里来。而有了社保覆盖，则外来人口在当地定居并长期发展，就有了更高的可能性和积极性。

相比较社会保障而言，对于外来人口来说，更大的痛点其实是子女教育和住房。先来说住房，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认识到，要把住房保障体系覆盖到外来常住人口，这不仅是为了社会公正，也是为了能够促进外来人口稳定在本地就业。

前段时间我和段伊戈、黄维晨一起做了一个针对外来人口提供的公租房研究。我们发现，相比于不能入住到这个公租房里的骑手，成功入住的骑手接单数量和收入都获得了明显的提高。住在公租房里的外来人口能够更好地跟室友进行工作经验的交流，也有更强的意愿回馈社会和定居本地。这就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可以通过更友好的住房政策来促进外来人口定居，顺应服务业发展的需要。如果未来可以进一步采取政策，促进留守儿童跟父母随迁进城市，那么不仅在短期里可以促进家庭团聚，解决留守儿童跟父母分居的问题，同时还可以在长期使得儿童能够更好地积累城市生活经验，顺应城市发展需要。全社会应该看到，在人工智能时代，今天的孩子未来越来越多地需要依赖服务业来为自己找到工作和提升收入。

幸福是发展的目的

当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2025年，中国在人均GDP意义上已经迈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越来越长的劳动，而是越来越幸福的生活。到了今天这样的发展阶段，幸福的生活越来越多地来自于服务消费，而服务消费在中国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只有46%，远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70%的比重，这使得服务消费又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当机器越来越多地取代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工作，服务业也成为普通人工作的最终归属。因此，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将越来越统一在一起。

站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写下这些文字，希望能够把中国当下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解释清楚。同时我也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能够达成共识的时代，我更多的也寄希望于时间的流逝，能够借助于代际变化的力量，来产生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明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而五年之后，当“十五五”结束的时候，九零后就正式进入到40岁了，连零零后都开始步入30岁。中国的未来是由今天的年轻人所决定的，他们越来越多地在消费中展现个性，在广阔的城乡天地之间穿行，在城市的街道上展现时尚的穿着，在演唱会和音乐节的现场放飞自我。一个由今天的年轻人所决定的明天，正在扑面而来，我对此满怀期待。

编辑｜马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