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巴基斯坦的社会阶层为什么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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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马白日狂想

编辑|宋可馨

审核 |朱依林 江怡

图源：网络

巴基斯坦是一个“出生即命运”的国度：政客的儿子大概率依然是政客，商人的后代继承垄断，而农民的子孙也很难跳出贫困的轮回。

这种僵化在伊斯兰堡的权力走廊尤为明显。除了布托和谢里夫这两大超级豪门，还有Gillani、Qureshi、Chaudhary等政治世家对议会的垄断。

从中央到地方，权力更替高度家族化。据估算，巴基斯坦2024年大选后国民议会中，约50%议员来自政治家族。四省议会中约40-60%当选省议员来自政治家族。

宗教职位往往也是家族化的。比如，巴宗教政党JUI-F领袖法兹鲁尔·拉赫曼 (Fazl-ur-Rehman)，就是前任领袖的儿子。

理论上允许普通人通过考试（CSS Exam）改变命运的公务员体系，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场世袭的游戏。

CSS考试的核心竞争力是英语写作和面试，只有读过昂贵私立学校的精英子弟，才能掌握地道的英式英语和西式思维，最后通过老一辈官僚的“品味筛选”。公立学校（乌尔都语教学）出来的穷人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输了。

政治被家族垄断，行政被阶层锁死，普通人向上的通道几乎被堵死。

巴基斯坦的社会流动是怎么停滞的？

一、英国人的“赋权”

在巴基斯坦社会结构中，宗族、大地主、部落首领原本就存在，他们的权力往往受制于皇权的更替或部落内部博弈，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然而，英国人为了维持帝国稳定，冻结了原有的权力阶层，堵死底层的上升和反抗通道。

在俾路支，部落首领萨达尔（Sardar）权力虽大，但建立在与族人的互惠契约之上。如果萨达尔不能带来战利品或公正，族人会选择背离，甚至支持其竞争对手。

英国人来了以后，通过“桑德曼体系”直接向萨达尔输送资金并允许其组建私兵（Levies），在部落内实行部落法（Jirga Law）。有了帝国的暴力背书，萨达尔不再需要讨好族人，从部落保卫者异化成了部落暴君。

信德、旁遮普南部的大地主最初只是皇帝的包税人，权力随时可被收回，农民也有渠道向上抗议。

英国人却赋予了地主土地永久私有权以及荣誉法官的行政司法大权。这不仅把他们变成了土皇帝，更剥夺了农民向国家上诉的权利。

旁遮普中部（如拉合尔、古吉兰瓦拉等）原本就有亲戚关系的宗族（Biradari）。

英国人通过《1900年土地转让法》，人为划分了“农业部落”与“非农业部落”（如印度教商贩、城市中产），非农业部落禁止购买农业部落的土地。这为特定的农业宗族打造了一个“保护罩”，进化为排他性的利益集团。

西北边境（现开普省）情况最为特殊，普什图人信奉普什图瓦里，坚持兄弟均分土地和绝对平等，这天然抵制了大地主阶层的形成。

尽管英国人试图通过津贴扶持听话的官方长老（Maliks）建立代理人统治，但在普什图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国王”的文化下，这种尝试未能建立起像信德或俾路支那样稳固的控制结构。

二、独立后的变异

英国人走后，原有的权力阶层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源于尴尬的人才真空。

长期的愚民政策，以及宗教保守势力对现代教育的抵制，巴基斯坦本土极度缺乏律师、教师和记者等中产阶级，更没有像印度国大党那样深入基层的政党组织。

国父阿里·真纳和少数穆哈吉尔精英为赢得巴基斯坦，只能依赖在基层拥有绝对控制力的地主。这导致大量的旁遮普和信德地主从一开始就“带资进组”，占据了统治阶层和省议会的核心位置。

这些地主们独立初期通过进入省议会，掌握了更可怕的武器，对警察的“非正式调动权”。地主作为省议员，可以决定当地警长的任命。于是，警察局政治取代了旧式家法。

后来上台的阿尤布·汗和阿里·布托，为了巩固自身权利，都需要地主的支持，这也导致二者的“土地改革”并不彻底，反而促成了一些地主权力的“现代化转型”。

1959年，阿尤布·汗废除了英国留下的《土地转让法》，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表面上看这是打破土地垄断，但实际上，凭借英国殖民时期积累的先发优势，那些原本就富裕的宗族（如贾特人、阿赖人）利用手中的资本兼并了更多土地。

同时，在旁遮普文化中，土地被视为荣誉（Izzat），极少流向外人。于是，财富在宗族内部疯狂滚雪球。

这些家族并没有止步于农业，而是将土地资本投入到了工业中，转型为农业-工业复合精英。他们既是地主，也是工厂主，更是政客。

相比之下，俾路支经历的则是法律的失效。

1976年，阿里·布托通过了《废除萨达尔制度法》（System of Sardari Abolition Act），试图在法律上取消部落首领的特权。

但国家机器（警察/法院）根本进不去部落区。在缺乏国家治理真空地带，萨达尔依然掌握着实际的暴力机器征召队和司法解释权部落法庭。法律虽然废除了头衔，但没能废除权力。

开普省有着传统的地主（Khans）和强大的宗教领袖（Mullahs），但流动的经济催生了第三股力量——商业新贵（Contractors）。

普什图人凭借极强的外出闯荡能力，积累了大量不依赖土地的财富。这批“暴发户”回乡后，通过“金钱换选票”的方式进入议会。这使得开普省成为了巴基斯坦唯一一个阶层流动性尚存、政党轮替频繁的省份。

三、 齐亚哈克的“毒药”

传统权贵阶层并非不可战胜。1970年大选中，阿里布托领导的PPP横扫旁遮普中部和北部地区，大量的中产阶级（律师、医生、工程师）甚至底层活动家，进入国民议会。

这批人本可以形成新的政治阶层。

然而，这一进程被齐亚·哈克打断了。1985年，为了防止PPP卷土重来，齐亚举行“无党派选举”。他剥夺了政党的选举符号，选民退回到依靠关系投票。

结果，地主和部落首领凭借家族势力卷土重来，重新占据了国民议会。

为了控制这群散沙般的独立议员，时任总理居内久发明了一种维持忠诚的毒药——“议员发展基金”。

国家直接给每个议员发放巨额资金，名义上是修路，实际上成了议员的私家金库。议员利用这笔钱给亲戚承包工程、给支持者修水管，以此建立私人的恩庇网络。

这种“公款私用”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后果：政治资本被“私人化”了。

因为路是议员以个人名义修的，警察是议员靠个人面子搞定的，这种恩情和关系网只人，不认党。当老议员退休时，只有他的儿子能继承这份庞大的人情债和关系网。因此，议席变成了家族资产。

到了1988年恢复党派选举时，新来的挑战者发现自己面临着绝望的准入门槛。因为1985年选上的那批人，已经利用公款修了路，安插了亲戚当警察。

这种游戏规则一旦确立，就停不下来了。后来的谢里夫、布托都需要拉拢这些自带票仓的人（Electables），靠意识形态玩不转了。

作为这种交易的润滑剂，“议员发展资金”从未消失，而是换了多个马甲，比如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 (SDGs Achievement Programme/SAP)。

IMF 2025年治理与腐败报告的批评，这种“自由裁量分配”至今仍是加剧不透明与腐败的根源。

四、死循环

不过，地方权贵（宗族长、大地主、商人）和政党的关系后来又发生了微妙变化。

地方权贵虽然在选区有影响力，但如果他们单干，充其量只是个无权的独立议员。要想在国家层面分蛋糕，或者获得更高级别的保护，必须挂靠大党。

PML-N、PPP、PTI这种全国性政党自带政党品牌（选民认党不认人）、政党机器支持（宣传、组织、拉票），上台后更容易分到部长、委员会主席等职位。

地主们需要向政党缴纳高额的“门票费”（Ticket Fees），换取当选后对警察局和行政机构的控制权。

这导致了一个死循环：

普通人付不起高昂的“门票费”，也无法提供“宗族选票”，永远进不了核心权力圈子。而权贵家族因为有祖传的资本和票仓，实现了权力的代代相传。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打工牛马的狂想“2025年12月26日文章，原标题为《 巴基斯坦的社会阶层为什么僵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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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审核：朱依林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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