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两个凡是”被提出后，他带头做出反对，后来官至副国级

1977年2月7日这天，北京城安静得有点吓人。

大街小巷的人们手里捏着当天的报纸，看着那条后来被称为“两个凡是”的社论，大气都不敢出。

那是真不敢说话啊，毕竟刚从那个疯枉的年代熬过来，谁愿意因为多嘴再去蹲牛棚？

甚至连不少老干部都在观望，琢磨着这风向是不是还要照着过去十年那么吹。

可就在这万马齐喑、大家都缩着脖子过日子的时候，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突然传来了一声“雷”。

有个叫杨易辰的封疆大吏，在这个节骨眼上，干了一件让北京方面都惊掉下巴的事。

他在黑龙江日报上直接发了一篇文章，题目硬得很，叫《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

这文章一出来，当时就炸了。

要知道，那时候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还没完全铺开，这杨易辰简直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替老百姓喊出了那句憋在心里不敢说的话。

今天咱们不扯那些枯燥的文件，就专门扒一扒这位被历史低估的“破冰者”，看看他到底是哪来的胆子，敢在这个时候去触那个霉头。

说起杨易辰，现在的年轻人估计都没听过这名字，但在咱们研究那段历史的人眼里，这就是个典型的“狠人”。

你要是翻开他的履历，会发现这人非常有意思。

他不是那种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人家是正儿八经的高级知识分子，早年在兵荒马乱的时候，硬是考进了北平中国大学法律系。

这学历在当年含金量极高。

后来到了延安，那是笔杆子和枪杆子都能耍的主。

这种法律系的科班背景，注定了他看问题有一个核心逻辑：别跟我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口号，我就看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事实才是老大。

这一点，在他主政黑龙江抓“菜篮子”这事儿上，体现得那是淋漓尽致。

咱们现在去东北旅游，大冬天的超市里草莓、黄瓜啥都有，可在那个年代，黑龙江的冬天那是真要命。

零下三十多度，物资匮乏，老百姓饭桌上除了萝卜就是土豆，甚至连土豆都接不上顿。

当时的蔬菜供应全靠南方调配，铁路运力一紧张，大家就得饿肚子。

杨易辰看着着急啊，他在省委大院里坐不住，提议要在郊区搞大棚种植，哪怕是用塑料布这重简易装备也要搞。

这事儿现在看是天大的好事，但在当时，阻力大得吓人。

有人立马跳出来反对，指着鼻子说在郊区种菜是占用农耕地，是搞“资本主义尾巴”，这帽子扣下来，一般人早就吓尿了。

换个只想保乌纱帽的官，这事儿也就黄了。

但杨易辰这人的犟脾气上来了，他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对着那些反对的人吼道：粮食是命，难道老百姓吃菜就是罪？

让人吃饱饭，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他带着几个穿军大衣的老同志，顶着刺骨的白毛风，在黑龙江到处踩点调研，硬是重新规划了粮食与蔬菜的种植比例。

结果咋样？

第二年冬天，黑龙江老百姓的饭桌上见着绿叶子菜了。

这事在当地传开了，老百姓心里那是真有杆秤，他们不管你嘴上说得这一套那一套，能让他们冬天吃上新鲜菜的，那就是好官。

正是这种“唯实”的性格，让他在面对“两个凡是”时，本能地产生了生理性排斥。

他在那特殊的十年里也没少遭罪，被打倒、被关押，但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1977年底，因为工作能力实在太突出，他被任命为黑龙江革委会主任，还受到了中央领导接见。

按官场逻辑，这时候他只要顺着上面的意思“凡是”一下，以后那就是平步青云，稳稳当当。

但他偏不，这人就是认死理。

杨易辰的逻辑特别简单，简直就像是用法学思维在做数学题：如果按照“两个凡是”，那过去那些冤假错案还翻不翻？

彭德怀同志的案子翻不翻？

中国这穷得叮当响的日子还改不改？

他拿出了自己当年读法律系时的逻辑功底，摆事实、讲道理，在文章里把“两个凡是”的危害剖析得体无完肤。

他强调，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道惊雷，把很多人都震醒了。

据说这文章传到北京，不少老帅、老将军在开会时都拿着反复研读，一拍大腿：这东北汉子，有种！

事实证明，杨易辰这次豪赌，赌对了。

或者说，他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当后来中央决定改革开放，急需思想解放的时候，杨易辰其实已经走在了大部队的前面。

他心里明镜似的：经历了抗美援朝、边境冲突和十年动荡的中国，老百姓太需要休养生息了，太渴望日子能过得好一点了。

那时候需要的不是再来一套又一套的理论紧箍咒，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复苏，是大家兜里能有点钱。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杨易辰这块好钢被用到了刀刃上——他被调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成了副国级的领导人。

这时候的中国，国门刚开，那是泥沙俱下。

外面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跟着飞进来了。

杨易辰和邓小平同志想到了一块去，那就是必须搞“严打”。

但他这个严打不仅仅是针对街头混混、杀人放火，更是把目光死死盯住了“经济犯罪”。

作为法律系出身的他，太知道腐败对于一个新生经济体意味着什么了。

那是毒瘤，是癌细胞。

他主导加强了对贪污、受贿、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

那个年代，很多借着改革春风想捞偏门、搞“官倒”的人，都在杨易辰的铁腕下栽了跟头。

有些案子涉及的人级别不低，有人劝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杨易辰把眼睛一瞪：法律面前没有特权，谁敢动国家的奶酪，我就敢动谁的帽子！

他用自己的晚年心血，为中国刚刚起步的法治建设和经济秩序保驾护航。

咱们回过头来看杨易辰这一生，从北平那个热血沸腾的大学生，到延安窑洞里的革命者，从黑龙江带头种大棚菜的书记，再到铁面无私的共和国检察长。

他的每一次选择，其实都没有脱离那个最朴素的道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让国家走正路。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往往不需要多么高深莫测的理论家，最稀缺的反而是像杨易辰这样，敢于指着皇帝新衣说真话，敢于为了老百姓的一颗白菜去顶撞教条的“实干家”。

有些历史人物，是活在课本里的；而有些历史人物，是活在人心的烟火气里的。

如今在黑龙江，你要是问起杨易辰，可能很多年轻人一脸茫然，觉得这名字挺陌生。

但你去找个八十来岁的老大爷问问，他们大概率会眯着眼睛跟你说：“哦，那是真正把老百姓放在心窝子里的好人呐，当年的大棚菜，多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