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武市长以色列遇难，生前向陶斯亮透露有个大缺点

1993年11月25日深夜，北京的冬天冷得钻骨头。

晚上十点多，陶斯亮家那台红色的保密电话突然响了。

那时候没手机，这电话一响，准没好事。

果然，电话那头传来市长协会秘书长压得很低的声音，听着都带着颤音：“斯亮，出大事了，武迪生没了。”

这消息简直像平地一声雷。

要知道，沈阳市长武迪生前几天才带队去了以色列，那是去贝尔·夏瓦搞考察，想给咱们沈阳拉点高科技项目回来。

谁能想到，就在几个小时前，那架直升机在内盖夫沙漠上空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了下来。

一架飞机，五条人命，连句遗言都没留。

这事儿吧，当时在国内引起的震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

那可是咱们和以色列建交才一年多，省部级干部在国外遇难，这在那个年代简直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但今天咱们不聊国际形势，也不聊那场惨烈的空难。

我想跟大伙唠唠，这事出了之后，在沈阳发生的另一件让人“破防”的事。

武迪生遇难的噩耗传回沈阳，整个城市都蒙了。

老百姓不信啊，那么大个市长，说没就没了？

大批干部群众自发涌向武迪生家里去吊唁。

按照咱们普通人的想法，堂堂一个副省级城市的市长，家里怎么着也得是个“小康”水平吧？

哪怕不是富丽堂皇，起码也得宽敞明亮，有点那个年代的“几大件”撑撑场面。

结果呢？

当第一批吊唁的人推开那扇门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

甚至有几个感情脆弱的女干部，当场就捂着嘴哭出了声。

这哪像个市长的家啊？

这分明就是个贫困户！

整个客厅，满打满算就14平方米。

那个年代的14平米虽然不算太小，但也绝对不算大。

最扎眼的是摆在中间的那个茶几，漆皮掉得跟地图似的，懂行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玩意儿起码用了30年。

再看那个沙发，简直绝了。

那是那种老式的布艺沙发，里面的弹簧估计早就要罢工了，坐上去肯定咯屁股。

怎么解决的呢？

武迪生在底下垫了几块木板。

后来大伙才知道，这位武市长下班回家还有个兼职——“木匠”。

家里这些破破烂烂的家具，都是他自己拿锤子钉子修修补补，缝缝连连接着用的。

他在外面修地球、修城市，回家还得修那个破沙发。

这种清贫，真不是演出来的。

咱们把时间往回倒几年。

在当市长之前，武迪生一家四口人，竟然挤在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8平米是什么概念？

放张床，连转身都得喊口号。

这事儿搁现在你敢信？

正因为自己吃过这种苦，武迪生太清处老百姓住房难是个啥滋味了。

1985年，他搬进了三八里那栋普通民宅的6楼，这一住就是8年，直到1993年人没了，家里的格局愣是一点没变。

他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怎么让沈阳人住宽敞点，却唯独忘了给自己换个像样的窝。

说到这，我就不得不提一嘴后来那个“大名鼎鼎”的慕绥新。

这人后来也当了沈阳市长，人送外号“慕大帅”。

这俩人啊，简直就是硬币的正反面。

人家慕市长出门，那叫一个气派，一身名牌，手腕上那块表几十万。

连香港记者第一次见他都忍不住在报纸上嘀咕：这大陆市长的工资，能买得起这身行头？

后来的事大伙都知道了，慕绥新因为巨额贪腐进去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抠都抠不下来。

而武迪生呢，就凭那个垫着木板的破沙发，在沈阳老百姓心里立了一块碑。

有人把官当成了生意做，有人把官当成了苦力干。

其实吧，武迪生这个人，还真不是那种只会“穷过日子”的老古董。

在陶斯亮的印象里，这人脑子活得很，是个特别有远见的“理想主义者”。

他当时有个特别超前的想法，想搞个“教育电台”。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网课，要想给下岗工人和郊区农民普及技术，广播是最快的路子。

可惜啊，理想很丰满，钱包很骨感。

那时候搞一套调频发射设备，动不动就要上百万。

为了这事，武迪生没少求爷爷告奶奶，市长协会也帮着四处化缘。

陶斯亮后来回忆说：“可惜具有奉献精神的投资者太少。”

直到他登上那架致命的直升机，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私下里，武迪生曾经跟陶斯亮说过一句特别掏心窝子的话。

他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好赖人不分，心眼儿太软。”

这话说得让人心疼。

在官场那个复杂的环境里，一个“心眼软”的市长，往往要承受比常人多得多的压力。

他不是不懂这里面的弯弯绕，他是不屑于去算计。

他把所有的算计都用在了怎么给沈阳搞建设上，却忘了算计怎么给自己留条后路，怎么给老婆孩子存点钱。

1989年他回母校大连工学院，有个胆儿肥的学生当场就问：“学长市长，你有外快吗？”

武迪生回答得那叫一个干脆：“没有。”

学生不信啊，接着问：“那你家里有几大件？”

武迪生乐了，比划了一下：“就一台黑白电视机，还是旧的。”

清官不是装出来的，是连家里的小偷看了都想留两百块钱的那种穷。

1993年12月6日，沈阳那个冷啊，哈气成冰。

武迪生的骨灰回到了沈阳。

那天通往回龙岗革命公墓的路上，那场面，真的，几十年没见过了。

数万名群众自发赶来，没人组织，没人发钱，大伙就在寒风里站着。

有的老人手里拿着小白花，有的举着自己写的挽联，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们图啥？

不就是因为心里有杆秤吗？

老百姓心里明镜似的。

作为一个掌管几百万人口特大城市的市长，武迪生只要稍微动动歪心思，哪怕是递个条子、打个招呼，他那个14平米的客厅早就能换成大别墅了。

但他没干。

他选了一条最难走的路，也是最干净的路。

老同志们都说，他脑子里装着沈阳未来十年的蓝图，可惜，这一切都在那个冬天的沙漠里戛然而止。

武迪生走了，那个破沙发后来也不知道去了哪。

但在那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路口，他用自己的命和那个寒酸的家，给“人民公仆”这四个字，留下了最滚烫的注脚。

他这一走，那个时代的一部分高贵，也跟着埋进了黄土。

参考资料：

陶斯亮，《我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年。

辽宁省档案馆，《武迪生同志生平事迹档案》，1994年卷。

《沈阳日报》1993年12月7日版，《送别好市长武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