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去世后，父亲和大伯就不来往了，我考公上岸那天大伯突然来了

什么叫“人情世故”？说白了就是看你有没有本事。

我考上公务员的那天，算是彻底明白了这个道理。

那天下午，邮递员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自行车，把那张大红色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的时候，我爸正蹲在猪圈旁喂猪。他手里端着泔水桶，听见“李家公子考上了”这一嗓子，那桶“咣当”一声砸脚面上了都顾不上喊疼。

我也算是扬眉吐气。这年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一个普通二本愣是考上了市里的税务局，这在我们那穷乡僻壤，简直就是文曲星下凡。以前那些对我爸爱搭不理的七大姑八大姨，这会儿估计都要把家里的门槛踩破来沾喜气。

但我爸高兴归高兴，我看他眼神里还是有点飘忽。为啥？因为他在看大门。

他在看大伯来不来。

说起我家和大伯家，那简直就是一部现实版的《穷富贵》对比史。虽然住隔壁，中间就隔一道只有半人高的土墙，但这三年，两家连根鸡毛都没往来过。

断交的原因特俗，也特现实：钱。

三年前奶奶脑溢血走了。当时在医院，医生问要不要进ICU，一天得好几千。大伯是老大，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家里三个儿子那是典型的“光棍预备役”，穷得叮当响。我爸呢，虽然在镇上混得一般，但手里有点积蓄，又加上我这还在上大学，觉得脸上无光，总想争口气。

当时大伯蹲在医院走廊里，那一手老茧搓得咔咔响，最后闷声说：“咱娘八十了，遭那个罪干啥？拉回家吧。”

我爸一听就炸了，指着大伯鼻子骂：“大哥，你是不是人？这是咱亲娘！钱我出，不用你管！你那心怎么跟那石头似的？”

两人当时就在医院撕破了脸。我爸出钱办了丧事，风光大葬，觉得自己赢了名声，赢了面子。大伯呢，一声不吭，背着一身骂名，连摔盆的资格都被我爸剥夺了。

从那以后，我爸觉得自己是“孝子”，大伯是“吝啬鬼”。两家就这么断了。

我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什么孝顺不孝顺的分歧，这就是两个穷人的互相折磨。大伯是真没钱，我爸是真想装那个“大孝子”。既然都穷，那就只能比谁嗓门大，比谁心狠。

我考上公务员的消息传出去，晚上家里摆酒。我爸特意穿上了那件只有过年才舍得拿出来的中山装，虽然袖口都磨得起球了，但他扣子扣得严严实实，胸脯挺得老高。

酒席摆了五桌，村里有点头脸的人都来了。大家伙儿推杯换盏，那马屁拍得震天响。

“老李啊，你这回熬出头了，以后就是城里人的亲家公了！”

“二小子有出息，以后咱们去市里办事，可全靠你了！”

我爸听得飘飘欲仙，脸喝得红得像猪肝，但我看得出，他眼神总往大门口瞟。他在赌，赌大伯会不会来低头。

我坐在主位上，冷眼看着这一切。我心里清楚得很，这帮人现在这么捧我，是因为我手里捏着那个“铁饭碗”。要是没考上，我估计连村口那条大黄狗都懒得冲我摇尾巴。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天黑透了，大棚里的灯泡昏黄，气氛正热烈，突然门口传来一阵咳嗽声。

“咳咳……咳咳……”

这声音太熟悉了，带着那种常年抽劣质旱烟的嘶哑。

喧闹的酒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扭头看去。

门口站着个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工装，袖口还补了个补丁，裤腿上全是泥点子。手里提着个红白蓝塑料编织袋，那袋子看着就廉价，像是装化肥剩下的。

是大伯。

他站在那儿，身板佝偻，头发白了一大半，在灯光下像个风干的核桃。他看着屋里这满桌的鸡鸭鱼肉，显得格格不入，脚下的解放鞋在地上蹭了蹭，想进又不敢进。

我爸僵在原地，手里的酒杯举在半空，脸上的笑容像是突然被冻住了。

“大……大哥？”我爸嗓子有点发紧。

大伯没理他，也没看周围那些看热闹的眼神。他只是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学生一样，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进来。

我心里冷笑了一声。我就知道。

人嘛，都是势利眼。三年前觉得我爸有钱，是大哥，现在我有出息了，这做大哥的，哪怕当年断得再彻底，也得来讨好这份前程。毕竟，以后在村里办事，有个当公务员的侄子，那就是个通天的关系。

大伯走到桌前，把那个脏兮兮的编织袋往桌上一放。

“老二，”大伯开口了，声音沙哑，“听说侄子考上了，这是大伯的心意。”

说着，他解开袋子。里面不是什么好烟好酒，是两瓶用红布包着的自家酿的散白酒，还有一袋子剥好的核桃仁。最底下，压着一沓钱。

那钱皱皱巴巴的，有十块的，有五块的，甚至还有几枚硬币，一看就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我看了一眼那沓钱，心里没半点感动，反倒觉得有点刺眼。这就是穷人的“体面”，拿出一堆破烂来换我的高看一眼。

“当初咱娘走的时候……”大伯眼圈红了，抹了一把脸，“我知道你恨我。那时候你侄子刚出车祸，赔了人家司机三千块，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了。我不敢说，怕你笑话，也没脸开口找你借……我想着，让娘在家里走，少受罪，也是孝……”

周围一片死寂。

我爸的手抖得厉害，那钱差点掉地上。他看着大伯那双像枯树皮一样的手，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哥……我以为你是舍不得钱啊！”

大伯没说话，只是笨拙地拍了拍我爸的肩膀，两个老头抱在一起哭。

我在一旁看着，心里却出奇的平静。甚至有点想笑。

这就是现实。大伯那时候有难处，因为穷，因为要面子，所以不说；现在我有出息了，他为了这份亲情，为了以后有个依靠，又不得不把当年的伤疤揭开，把尊严踩在脚下来认错。

这场戏，看着感人，实则全是无奈。

如果是三年前大伯拿着这笔钱来，我会觉得他抠门；现在我考上公务员了，大伯带着这点微薄的薄礼来，我就得觉得那是“沉甸甸的亲情”。

凭什么？就凭我现在穿上了皮鞋，他还穿着胶鞋吗？

不过，我也不是傻子。

我站起身，脸上堆起练习了无数遍的得体微笑，走过去扶住大伯。

“大伯，您这是干啥。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把那沓皱巴巴的钱塞回大伯手里，笑着说：“您这钱留着养老。我现在上班了，挣钱多，以后我不孝顺您孝敬谁？”

大伯愣住了，浑浊的老眼里闪过一丝光，那是感激，更是如释重负。

“哎！哎！好孩子！”大伯激动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那天晚上，大伯没走。他和我爸喝得酩酊大醉。两人坐在炕头上，把这几年的委屈、心酸全倒了出来。我在旁边听着，时不时给二老添酒，嘴上说着安慰的话，心里却在盘算着另一件事。

这次“大团圆”，我在村里的名声算是立住了。谁不夸我李家二小子大人大量，不计前嫌，有出息又孝顺？

大伯带来的那两瓶散白酒，我也尝了一口，有点辣嗓子，但也算有酒味。

看着醉成一滩泥的父亲和大伯，我看着窗外那轮清冷的月亮。

这就够了。

在这个势利的人世间，既然我成了那个“有出息”的人，那我就得承受这份虚伪的“亲情”。大伯也好，父亲也罢，甚至是我自己，谁不是在为了那点可怜的面子和生存，在那儿演得真情流露呢？

只有那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冷冷地躺在抽屉里，那是我们所有人表演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