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这一决策不仅改写了汉代的文化格局，更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地位。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曾让思想的原野百花齐放，法家的峻法、道家的无为、墨家的兼爱，都曾在乱世中占据一席之地。秦代重用法家，虽实现了天下一统，却因苛政猛于虎而二世而亡。汉初的统治者汲取秦亡教训，以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但随着诸侯国势力膨胀、匈奴屡屡犯边，松散的道家思想已难以维系大一统王朝的统治需求。

就在此时，董仲舒以《春秋公羊传》为依托，融合阴阳五行学说，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儒学体系。他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的核心主张，宣称君主是“天之子”，皇权受命于天且不容分割；又主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用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规范社会各阶层的行为准则。这套学说既迎合了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野心，又能为百姓划定清晰的道德边界，成为巩固统治的最佳思想武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推行，并非一蹴而就的文化清洗，而是一场循序渐进的制度变革。汉武帝将儒学列为官方正统学说，在长安设立太学，专门教授《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太学生通过考试即可入朝为官。这一举措打通了儒生的入仕通道，让儒学与官僚体系深度绑定——想要跻身朝堂，就必须钻研儒家经典，久而久之，儒学的思想理念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与此同时，其他学派并未彻底销声匿迹，只是失去了官方扶持的土壤，逐渐沦为民间学说。法家的法治思想被融入儒学的框架之内，成为维护皇权的隐性工具；道家的养生理念则与儒家的修身之道相互补充，影响着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而儒学本身，也在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养分，从汉代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转折点。它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构建了大一统的文化秩序，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核心的精神纽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思想的大一统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后世的创新思维，成为明清时期思想僵化的诱因之一。

两千余年过去，董仲舒的身影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的烙印，却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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