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忆苏联使馆宴会：当我往杯里倒伏特加时，主人马上掺白开水

根据张发奎日记记载，1941年3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设午宴后曾与他谈及中共问题；此后在3月29日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以及4月18日，蒋介石又多次与张发奎等人讨论该问题。中央指示我们必须对中共活动严加防范，尤其要在内部加强对共产党人的秘密监视——例如针对第四剧宣队中的中共党员。

可是我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因为我早已吩咐官其慎监视他们。此外，我感觉他们并不密切接触群众，因为他们都不是广西人氏。他们在民众中主要是从事抗日宣传，表现得勤奋努力，我没感觉到他们在为共产党做宣传工作。事实上，那时第四剧宣队共产党员比从前少了，有些已经离开，有些结了婚，尤其是女队员。女人同男人不一样，婚后她们通常不会再上班了。在这段时期，我继续看望常来四战区访问的郭沫若与田汉。他们富于文人的气质，不落俗套。

（1941年12月24日张发奎日记记载周兆棠同张讨论了四战区党部的党务改革与人事变更。）中央党部军队党务处处长周兆棠于1941年尾同我谈了约束党纪的办法。

我的苏联顾问同我一起到了柳州，1941年5月接任的是炮兵顾问普鲁恰洛夫。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中立条约”意谓互相尊重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与“满洲国”双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但这没有影响我同俄顾问的关系。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来看望我，除非有事商量。自从分开居住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加形式化了。我对“中立协定”当然很不高兴。我感到很奇怪：俄国人一边帮助我们，另一边又同日本人签署中立协定。我同苏联顾问谈及这件事时，他们说，这是国家政策事务，他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向我保证，他们来中国是全心全意帮助我们。

此后，我们对俄顾问自然抱有多一分的戒心。我们不让他们知道机密。那时中共已渗入所有的社会活动。之后苏联对华援助的变化我不清楚，这是中央的事。

每次去重庆我会见到不同的重要人物，有时我在午宴集会上见到俄国人。我记得在一次苏联大使馆举行的特别聚会上，当我们往杯子里倾倒伏特加酒时，主人马上往酒里掺白开水。

1941年3月初，敌军对北海作出短暂占领。我相信这是敌人意图骚扰我们。我在3月上旬准备在海湾展开的准备措施都是防御性质的，没有永久性的。主要问题是兵力不够，我必须依靠当地民团部队来保卫粤西南。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战区受到极大影响。25日，香港陷落，日军切断了我们同外部世界的一条生命线，敌人加紧了对我们的封锁。在经济上，我们遭逢了巨大的困难，但在精神上，我们很高兴——美国卷入了战争。那就意味着日本的敌人更多了，我们的抗战前途更加光明。我感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速了敌军崩溃之日的到来。

在日军进攻香港前不久，我妻子去香港，把收藏的名画运回故乡，把画卷同文件混杂在一起装箱。其余的私人记录与照片就留在香港。日本人打进香港时，我家的佣人把它们扔入水井，我的私人记录与相片就是这样失落的。

林赛·莱德上校等人离开香港进入自由地区，组织了英军服务团。其中一部分靠挂在余汉谋的七战区，另一部分靠挂在我四战区。该团成员包括了医生与技术人员。多数成员是华人，但部分医生与技术人员是英国人。另有一些从香港来的医生，在我四弟勇斌率领下到我四战区，加入了长官部医务处。

那时我月饷有320元，在战时我们的饷银打了对折，但我每月仍能领到1000元的特别津贴。战时蒋先生还支付特别费，考虑到通货膨胀币值下降，特别费有几十万元，我从中国农民银行提取。

我的有关裁撤长官部冗员命令没有确实执行，只要有足够的钱供养，我们就让他们留下来。他们无处可去，人们说我是“菩萨心肠”。

1941年7月，国民政府将原由各省政府征收的田赋改为田赋征实后，部队的食米供应方面，由中央向各省规定每年应征粮的总数，各省主席再将征粮数摊派到属下各县，然后保长告诉民众把应缴粮食送到县政府，由县府报给行政专员，后者依次呈报省政府。省政府交给我一张全省各县的征粮统计单，我将食米定量分派给军级单位。每天的配给米可以增加到每人25两。我告诉省政府部队需粮总数后，他就命令每个县向附近的军级兵站缴送一定数量的食米。

民众送粮到收集站时会遇到各种困难，县府会说粮食太湿，或者说米质欠佳；还有一个计量的问题。县府会责备农民所交粮食缺斤短两。所以每缴100斤粮就要带备110斤防范官府刁难，这对老百姓来说是艰辛的。但无论如何，冲突只涉及农民与地方政府，而与军队无关。从军队的观点来看，田赋征实是件好事。可是，军队与县政府之间产生了摩擦。例如，后者送米到兵站时，也会被指责斤两不足。有些亏空数可能是在谷仓里被老鼠吃掉了，因此，县政府送粮时也需要比定量多些。然而，军队与县政府之间的冲突比民众与县府之间少得多。

军队不再被卷入买米时与民众的冲突后，地方政府当了替罪羊。由于广西不是产稻地区，要满足军粮需求是困难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和会议都在殚精竭虑，想方设法透过田赋来完成稻谷征收任务。当省政府不能征收规定数量的稻谷，或者驻扎该省的军队超逾原计划的数量时，地方政府就会为军队采购稻谷。米价由中央规定，费用由中央支付。麻烦就出在，由于通货膨胀加剧，地方政府简直不能吸引农民以官价出售自己的稻谷。

我感到，米价应该由县政府规定，如果中央提供的经费不够支付合理的市场价格时，军级单位应该将他们“吃空额”积累下来的储金来补差额，这样，地方政府就不必承担额外负担了。我认为，应该这样做，我们四战区在柳州就是这样做的。

中央对付通胀的举措是不妥当的。为了应付日益上涨的米价，我和不同阶层的人们讨论着通胀问题后，便命令黄旭初根据中央的规定限止物价。可是，强行管制物价是不可能的。

军级单位仍然直接采购食米，(据张发奎1941年1月的日记记载，每个官兵每月食米津贴是四元)当地方政府不能得到足够的食米时，就只好征收田赋抑或以现金购米。军级单位能得到的副食品供应不足，有时连食米也不足。多数时间，我的士兵营养不足。

长官部与战区部队的补给方式没有区别。1942年6月生效的“独立军事供应”政策是何应钦的决定。按照这一新规定，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集团军、军部的兵站，全部隶属于军政部军需署。我的长官部兵站总监必须直接向军需署提交预算报批、提交结算供审核。上呈的文件仍以我的名义，但兵站总监要与我分担责任。这个新主意是为了减少贪污的几率。

中央继续从我的战区抽调军级单位。有一阵我只剩下三十一军 (1942年7月8日，十六集团军第四十六军奉命集结到湖南衡阳)，我这四战区成了“三代单传”：四战区一十六集团军一三十一军。仅此一军，仍要配置在桂越边境的漫长国防线上。我几乎成了“无兵将军”。

四战区干训团设立在柳州附近的大桥。在修仁时，着重于政训；到了大桥，军训与政训并重。训练班比以前时间长，因为学员比以前少。此时考虑到广西的特殊情况，只训练军事干部。广西人一切都想自给自足，有他们自己的制度，他们不需要我们的政训课程。(四战区最后一期，即第九期干训班是1944年5月7日结业的。)我们训练广西与粤西南的中下级军事干部，也设立了一个班长训练班。

组成1941年7月1日设立的干训团国民党特别党部的，是干训团的指导员与职员。谢膺白被任命为干训团特别党部的特派员。

十六集团军大多数中下级干部是中央军校第六分校——广西军校的毕业生，

当时的校长是甘丽初。广西军校毕业生自然比不上中央军校毕业生，毕竟在资金、装备与师资方面都比不上中央。六分校以前尊李宗仁为领袖，而此时，六分校毕业生渴求拥有中央军校毕业生一样的期别认可。例如，六分校首届毕业生要求被认可为中央军校某一期毕业生的资历。同样的请求也由陈济棠所办的燕塘军校毕业生提出来，在陈济棠下台后他们被认可是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四分校第一任校长是陈芝馨，他也是第四军旧人。他与妻子在广州沦陷时溺毙。他的继任者韩汉英也是第四军的。

作为陆军大学的考试委员会主任，我和参谋们负责在柳州举行的考试。考试在多个地点举行，试题是中央拟定的。

比起在韶关，我在柳州维持军纪方面遇到更大困难。在柳州，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它是交通枢纽，而韶关比较偏僻，面积小得多。中央禁止军人赌博，我试图执行这规定，但很困难。我下令处决一名偷羊的特务团士兵，军法署建议之量刑轻了一级，但我考虑到军纪已经松弛，遂下令“杀一儆百”。为了维系军纪，我从重量刑。我还记得一宗处决偷铁士兵的案子（1942年6月18日，士兵叫张纯志）。我想这是我否决军法署的判决、决定死刑的另一案例。这两宗判处士兵死刑的案子都是在柳州轻罪重判。人们称赞我严格维系了军纪。

吴仲禧接替李章达担任柳州四战区军法署署长。李章达去重庆后报称他不再回四战区了。

我通常会拒绝（见1941年11月26日日记）商人邀宴。倘若我接受了一个商人的邀请，势必要接受其他商人的邀请，这我办不到。

战时中央命令推行节约储蓄运动。我下令处罚一家餐馆，因为它在宴席上端出超过规定数目的菜肴（见张发奎1944年1月6日日记）。我认为，午宴最多容许四菜一汤，我们必须节省每一样东西。一天，一群银行家邀我去酒楼用餐。我见菜肴超过四碟，便问酒楼主事人有否收到中央的命令。他说：“收到。”我问：“那么为什么你今天端出这么多菜肴？”主人家说：“我们怕你不够。”我告诉酒楼负责人：“你违反了中央的命令。”我执行中央命令，其他人做不到。只要我看到违令行为，我一定执行惩戒。作为地区的最高长官，我责无旁贷。酒楼付了罚款。

节约储蓄运动没有禁酒。我们什么酒都喝，白兰地，甚至香槟——都是海关充公的走私货，当时法律禁止进口洋酒。我们要做的就是给海关付一笔钱。当然，我们也饮国产酒。

军队与民众合作极佳。例如，我从情报单位知悉日军正想进犯广州湾，这本在我们意料之中。我希望把三位当地名人安全转移。其中许爱周是当地缙绅，陈学谈和戴朝恩是“广州湾的杜月笙”，他们掌控了地方权力。没有这三个人，日本人休想在广州湾站住脚。这三人中，我仅见过陈学谈。我打电报给他，要求他们三人去柳州。陈没有来，他留在广州湾，秘密帮我搜集敌方情报；另两位遵命来了柳州，虽然他们从未见过我。反而有些认识我的人，往往会拒绝我的要求。

1943年2月16日，敌军在雷州半岛登陆，攫取了广州湾，我们被完全封锁。我们依靠戴朝恩的部队收复雷州半岛与广州湾，他们在广州湾附近开展游击战。四战区在当地军事行动中与这些地方部队合作。

陈骏南负责的经济游击战指挥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营造“气氛”、制造谣言来促成社会动乱与恐惧，以便破坏敌占区经济。具体做法是透过文字上的宣传，如标语、出版物等。

（据张发奎日记1943年4月16日记载）又一个俄国顾问团抵达柳州，团长是格里高列也夫，他是负责斯大林格勒西南部防御战的苏军师长。先前的苏联顾问团便离开了。

这时叶挺到桂林找我。发生新四军事件后，叶挺被送交赣南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随后又被解送到陈诚的第六战区。由于粤军第一师的老关系，陈诚待叶挺很好，他没有把叶挺当作俘虏，让叶的小女儿陪伴他。但也仅限于如此。

蒋先生知道叶挺曾同我亲近——我从少年时代就认识他了，便把他交给我。我给他和他的家庭找了一处房屋，给他金钱与食米。我常常去看望叶挺与他的妻子。

我给他行动自由，当然，他是被监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