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2025：撕裂的社群，与弥合的可能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对2025年的体感，那大概就是“撕裂”。

庙堂与江湖的隔阂，大众与精英的对立，以及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在（广义的）“同温层”内部，不同派别、群体之间裂隙的不断扩大；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极化”，政治的极化加速了整个同温层社群的撕裂，而撕裂后的孤立与敌对，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观念的极化。

如此循环。

01

在价值多元已成既定事实的现代社会，观念分歧本是在所难免的事。事实上，分歧也可以被转化为一种建设性的张力——唯有分歧，才能引发思考与辩论，进而推动观念的发展与进步。因此，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甚至激烈但理性的观念之争，都是公共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可怕的是撕裂。

撕裂并不是简单的意见不同，它是一种高度情绪化的、敌我对立的、充满破坏性的分歧状态，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共情不再可能，我们不再试图理解个体及世界的复杂性，不再能够共享一些基本的共识与叙事。当公共讨论不再是为寻求真理而是为击败对手，最终所有观念之争都会坠落为非黑即白的立场之争、身份之争。

某种意义上，这种撕裂在“武大图书馆事件”上差不多到达了顶峰：这算是近年来极其罕见的、舆论评价如此五花八门同时又如此极化的一则社会事件，我很少看到同温层内部对于同一事件产生如此割裂、甚至水火不容的判断。一方面，这当然是因为这起事件本身所涉及的事实、细节、证据确实高度复杂，自然也就容易让不同视角的人形成不同的评价（因此本文无意去详细剖析该事件的事实真伪）；但与此同时，事件本身的复杂性还并不足以说明为何大家的观念会如此极化，乃至水火不容。与其说是这起事件的复杂性制造了撕裂，毋宁说是整个社群本就处于极度撕裂的状态，这起事件只不过是一个放大镜，放大了此前大家避而不谈的裂痕。

“撕裂”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现象，至少早在18年的米兔运动与20年的美国大选，此地同温层或者说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就早已发生过明显的分化；但到2025年，就个人体感而言，这种分化已经发生了更明显的质变——如果说以往尚且存在重建对话、修补共识的努力，那么在当下，这种撕裂的深度与广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意味着共识的消失，以及对话的不可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过往几次引发巨大撕裂的议题和事件而言，撕裂往往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派别与代际差异——它通常发生在新兴左翼社群与传统自由右派，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与年轻世代之间。而如今，撕裂发生的范围则明显更加广泛，即便在同一世代、同一政治立场、同一价值谱系内部，也可能因为具体观念的细微差异而不断裂变，分化为彼此不相容的更小群体。更讽刺的是，也正因为这些人共享相似的知识背景、价值资源与话语体系，也更清楚彼此的情感软肋，于是，批评与攻讦变得更加精准，也更为致命。

02

撕裂的成因无疑是复杂的，很难归结为单一因素。

一个不难察觉的背景是：在新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民间知识分子群体更多是由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右派所主导（且男性居多），这一立场强调法治、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有限政府与程序正义等，其思想资源大多源于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此后，随着留学生群体的持续扩大，以及全球化的推进与互联网的普及，信息得以更自由地流动，西方的学术著作、文化思潮与社会运动经验，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传入大陆。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西方语境中时兴的左翼思想也随之被引入到此地的思想市场之中，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女权主义以及左翼自由主义等思想资源，逐渐在年轻一代中获得影响力；又因为年轻一代是社交媒体的主要使用者，能更熟练地参与线上讨论，而公共讨论的场域恰恰也正在向社交媒体集中，于是，当这些思想在年轻一代中获得影响力时，自然也就更容易进入公共讨论的核心。

这些更时兴的思想，并非简单地补充或修正原有的自由主义框架，而是在许多关键议题上，与传统自由主义形成了明显的张力：对平等的理解， 对资本的怀疑， 对结构性不公的强调，对身份、权力与话语的敏感性，都指向了截然不同的问题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念的巨大分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更关键的是，因为全球化与互联网的共同作用，让大陆的思想市场在短时间内经历了西方几十甚至上百年的演变历程，原本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语境中先后登场的诸多思潮，被高度压缩地引入到同一公共空间当中，其结果是，观念差异巨大、问题意识迥异、甚至在西方语境中也长期存在巨大张力的各种思想传统，得以在此地几乎同步展开交锋。而在缺乏相应制度缓冲与讨论规范的情况下，自然也就更容易放大分歧、激化矛盾。

另一个（我认为）重要的背景是：很大程度上，疫情短暂地遮蔽了不同派别之间原有的政治分歧。在那三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具有批判意识的群体，无论左右资社、激进保守，整个同温层所首要关注的，是“大象”。“共同的敌人”，让各方暂时搁置了内部争议，形成了一种并不牢固、甚至可以说是虚假的团结。而当疫情成为过去，大家的目光重新回归到各自真正关切的议题时，分歧便逐渐显现，并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持续发酵，最终成为无法回避的裂痕。

与此同时，左翼群体在疫情期间也明显进一步壮大，如今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同温层的主流，但其内部的分化也随之加剧，并且由于左翼本身的激进性，这些分歧更容易从理论争论，演变为群体之间的敌对与撕裂。无论你持何种立场，任何密切关注此地社会发展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是：性别议题已经成为民间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一项公共议题，并且可以说，在传统诸多社会议题不断收缩的背景下，性别议题似乎已经成为了残存的、为数不多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可供广泛讨论的社会议题（尽管讨论深度依然受限）。与之相伴随的，是女权/女性主义群体的快速崛起、内部的不断分化，以及在分化过程中持续产生的张力与冲突。

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是公共讨论所依赖的平台结构本身的变化。

前文已述，公共讨论的主战场早已从传统媒体转向数字平台。如今，人们主要通过线上平台参与公共生活，而人性又总是会倾向于听见自己想听的声音、倾向于趋同。平台“信息茧房”的特性，便进一步加剧了撕裂的趋势，它让人越来越走向封闭，也越来越难以去理解他人的所思所想。事实上，信息茧房并非新事物，但以往算法推送精度有限，信息的流通仍保有一定的开放性，人们尚有机会接触不同的异见；而如今，平台的推送机制能更精准地捕捉用户的偏好与情绪，进而投喂同质化的内容，不断强化其固有立场，让用户长期沉浸在单一视角的信息中，逐渐丧失接触异见的能力。

疫情三年更放大了这一问题：线下聚集与真实社交大幅减少，人们缺乏线下的、真实的、具身的联结，信息获取和社交场景几乎全部转移至线上，原本可能通过线下互动打破信息壁垒的机会也随之消失。而当线上平台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公共空间时，算法的影响力也随之被无限放大，人们更容易沉浸于由平台塑造的同质化社群之中，将算法制造的“高度一致”，误认为是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共识”。

最终，茧房的强化，又塑造了两种认知——对内，营造“人人皆同”的共识幻觉，进而将内部不同的声音视为破坏团结的行为，甚至发起针对“纯度”的思想审查；对外，则树立起一个敌人形象，而将异见者视为“非理性”甚至“敌对势力”。这种非黑即白的敌我划分意识， 彻底堵死了对话的可能，也自然会加剧撕裂。

于是我们看到，互联网技术层面的开放性，最终却并未带来观念上的开放与包容，反而进一步放大了人性中那些幽暗的部分。

03

结合此地公共讨论所处的结构性困境，同温层这样的撕裂会让人更加感慨：在公共空间更为开放与发达的社会之中，不同的政治立场尚且拥有相对明确、稳定的表达与博弈渠道，无论偏左还是偏右，人们通常都能在既有政治结构中，找到接近自身立场的某种代表，民间与官方之间存在着更为稳定的互动、协商与反馈机制，二者的界线也相对模糊；而在此地，在真正区分左与右、激进或保守之前，首先横亘在人们面前的，是“官方”与“民间”的分野——民间并非官方政治结构的自然延伸，而是一个在相当程度上相对独立、甚至隔绝于官方体系之外的公共空间。

所谓的左右之争，也更多局限于民间内部。

更无奈的是，那条能将民间观念 传导至 官方、并与之进行 常态化政策博弈 的 制度化渠道 ，始终是缺失的。这意味着许多公共讨论在一开始，就被限定在一种“自说自话”的内部循环之中，难以抵达更正式的决策机构。相应的，民间的观念也主要是通过舆论、话语与情绪进行传播，而这种影响往往是间接的、碎片化的，也高度依赖于偶然性。

在这样的条件下，民间同温层的存在，本身就显得格外脆弱，它更像是一种临时性的、松散的结盟，而非一个稳固的共同体（当然，或许也会有人认为这种松散才是民间的意义所在）。也正因为力量有限，民间的团结便显得尤为重要。这种团结，并不意味着消除分歧，而至少意味着，在面对更为根本的结构性困境时，彼此不至于过早地将精力消耗在内斗之中。

因此，当这本就不算强大的力量，还不断因内部撕裂而自我瓦解时，结果从来不会是某一派别的胜利，而是整体能量的流失，这不得不说是一件相当遗憾、也最值得反思的事情。

04

借此，我也想抛出一个更露骨的问题：在当下，一个人为什么还要参与公共讨论与公共生活？他究竟还能从中获得什么？

无论动机多么高尚，公共参与从来都不只是纯粹的“付出”。对绝大多数个体而言，持续而深入的公共参与，必然伴随着某种“回报”——它可能是名声、影响力或现实利益，也可能是友谊、认同感、归属感、成就感，抑或是一种关于自我实现的生命体验……

问题在于，在此地的公共参与环境中，这些回报正变得越来越稀缺。

首先，公共参与本就很难转化为直接、稳定的现实利益。个体在其中投入了时间、情绪并承担了（通常并不小的）风险，却往往难以获得现实层面的反馈与回报，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高投入、低回报（甚至可以说是负回报）、且结果高度不确定的行为。

其次，撕裂的环境本身，也在不断侵蚀参与者的成就感与认同感。在一个高度极化的舆论场中，表达观点不再意味着被认真对待，而更可能意味着被迅速归类、贴标签、站队。你很难被视为一个复杂的、值得理解的个体，而只会被当作某个阵营的符号。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名声”也更像是一种诅咒。

更糟糕的是，对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言，他所面临的往往不是来自单一立场的压力，而是来自多个群体的同时敌视：不够激进，便被指责为犬儒；不够保守，便被指责为极端；不愿站队，便被视为暧昧；尝试调和立场，便被视为骑墙派，可能同时遭遇来自不同阵营的攻讦，甚至网暴。

在这样的环境中，公共表达逐渐从一种可能带来成就感的行动，变成了一种情绪消耗巨大、风险难以预期的负担。长此以往，理性、克制、愿意长期投入的人，反而最容易选择退出。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如果公共讨论既无法提供现实激励，又难以给予情感回馈，甚至还会持续惩罚独立思考者，那么它究竟凭什么吸引人长期参与？

当参与公共讨论不再意味着建立友谊、形成共同体，而只是不断经历消耗、冲突与否定时，社群的衰败几乎是必然的。这或许正是当下许多公共讨论空间逐渐空心化、情绪化、极端化的重要原因。也正因如此，如何为公共参与重新创造“值得留下来”的理由——无论是安全感、尊严感、成就感、被理解的可能，还是最低限度的友谊与信任——就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公共讨论能否持续存在的现实问题。

05

如何改善？或者说，改善可能吗？

我也不知道。

在当下，再来呼吁理解、包容与重建共识，似乎是件太老掉牙的事情，陈旧而无力。

在我起草的《》当中，自己曾参照戴维森的宽容原则，写下一个“善意推定”条款：“本群倡导友善、包容、理性的交流氛围。鉴于语言难免存在歧义与模糊，因此在公共讨论中，本群鼓励群友应尽可能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他人的表达，避免故意曲解或挑错，尽量去发现他人表达当中具有价值的部分；当对他人的言论存在疑问或不同意见时，应以理性且建设性的方式表达，严禁进行人身攻击或辱骂。”

这个条款的目的，并不在于要求人们放弃自身立场，而是在承认语言必然存在“词不达意”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将分歧迅速升级为敌意。因为在一个高度撕裂、缺乏纠错机制的舆论场当中，任何不必要的误解，都可能被迅速放大，并演变为新的冲突。

相较于驳倒与挑刺，更重要的是理解与宽容——这是一句人们很少会不认可，但在现实的公共讨论中又极难践行的原则。

至于如何对抗信息茧房，或许还需要一种更为内在的调整，我个人的经验是：人需要培养一种“健全的现实感”。

所谓现实感，并不是犬儒，也不是放弃价值判断，而是去正视世界及人性的复杂性，也承认自身包括人类普遍的有限性，理解任何理想都是在现实而非真空中展开，因此也必然伴随着妥协与退让。

在思想的象牙塔中，我们可以构想完美的社会图景；但在现实行动中，我们往往不是在“好”与“坏”之间抉择，而是在“坏”与“更坏”之间权衡，我们常常需要在次优选项中做出选择。

作为一名现实的行动者，也必然身处于多重约束之下：你需要面临极其复杂的现实环境，你拥有的行动空间也往往相当的逼仄狭隘，且你必须为自身的行为后果负责。正因如此，现实中的选择往往并非发生在善与恶之间，而更多是在不同“善”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并非追求某种单一价值而抛弃其它）。

这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约束，自然会使人难以长期维持极端或激进的姿态，也迫使行动者学会必要的妥协与退让，而这种妥协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于原则的背弃，更多时候，它只是行动得以持续的前提。这种扎根于现实的克制，是那些高谈阔论、泛泛而言、沉迷于在脑子里操练各种思想实验的看客所难以理解的——对他们而言，只需在虚拟空间里坚守某种纯粹的立场、发泄情绪即可，却不必承担现实选择的重量。

真实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道德剧，在黑与白之间，布满了广袤的灰色。

过去几年，即便是网上冲浪，我也会尝试尽力保持这种现实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当自己在网络上与人沟通包括论辩的时候，我会尽力假设自己与对方正在面对面交流，进而以对待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的方式，来对待一位具体的网友，而拒绝将其简化为某种抽象立场的符号。当以这种姿态去参与网络讨论，就会发现，自己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偏激，也更容易宽容（或者说容忍），同时自身的观念也不会那么容易激进。因为在现实之中，人就是生活在更为复杂的利益格局之下，与人的相处也就更难偏激，对于自身的观念，也因为要考虑到可执行性，便不会那么容易天马行空虚无缥缈。

06

四年多以前，在一篇已不可见的文章里，我写下了如下的文字作为结尾，如今我想再次将它作为本文的结语：

“有一股虚伪的、反智的、盲目而狂热的风，正在挂过，它将席卷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左右资社、体制内外、激进保守、威权自由、庙堂江湖…终将无一幸免。

朋友，你决定好如何去抵抗它了吗？”

——颜森林

2025.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