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几探赜‖王乃勇楹联书法选

王乃勇

1969年出生。一级美术师，中国书协第八届草书专委会委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新乡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多次担任全国展评委。郑州大学书法学院草书所研究员，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第三、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提名奖、二等奖，第八、九、十届全国书法篆刻展提名奖、二等奖及全国奖，首届全国行书展一等奖，第二届全国隶书展一等奖等10多次全国奖项。作品入编《中国美术60年·书法篆刻卷》、《共和国书法大系》等重要典籍。理论文章及专题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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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勇的大草风

文｜姜寿田

王乃勇无疑是当代中原帖派代表人物。他面目独具的大草，在国展及兰亭奖中屡拔头筹，傲然侧身于当代中青年草书家一流阵营，为草书创作不无落寞的河南书坛赢得了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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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新时期以来，书界对河南书法似乎已形成一种共识，即精擅篆隶，崇尚碑榜之气，代表了北派书法的阳刚之美，而与南派帖学的风流韵致相对应。这种看法似乎形成于1986年，河南墨海弄潮进京展之际。当时河南雄强的碑风给书坛带来一种类似震惊的效果，而因为这也是河南新时期书法在书坛首次整体亮相，由这次展览所产生的审美效应，便给当代书坛留下深刻印象，并形成书界观照中原书法的审美共识与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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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当代书坛很少从帖学立场审视河南书法，即便是河南拥有不少以写王铎名世的书家乃至王铎热首先由河南书坛倡起并带动起弥漫书坛的“明清调”，也难以改变书坛视河南帖学为弱势的观念。于是河南王铎的帖风也被归入中原雄强的碑风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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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细加追溯，将中原书风归于雄强碑风而将帖学与中原碑派剥离的是清代碑学倡导者阮元。他在《南北书派论》中有一著名论断：“南派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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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碑学先声，阮元一言九鼎，不仅从书法流派上奠定了南北书派的分峙格局，同时，也从审美上确立起北碑的书史地位。不过，从书法传承而言，阮元将中原古法，定论为从篆隶到北碑的一脉直传，却不无片面歪曲。在他的论述中，中原古法中的帖学一脉完全被虚化遮蔽掉了。这当然是从他确立碑学地位这一碑学策略出发的曲笔所在。不过，相对于书史真相而言，却有些差之千里了。从笔法传授而言，笔法传授之祖为蔡邕，而蔡邕为中原书家。中原古法由蔡邕篆隶笔法导源，至钟繇已开隶楷之变先河，并成为二王帖学笔法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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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笔法传承中，蔡邕，钟繇二位始祖人物皆为中原书家，而由他们开创的笔法传授谱系直接构成南派帖学的笔法核心。如无蔡邕，钟繇笔法奠基，王羲之书法就无从产生，而没有蔡邕，钟繇之笔法传授，一部帖学史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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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置疑，阮元对中原古法及崇尚碑学的论列，影响到后世对中原书法的认识，而清代碑学理论也确实重塑了中原书法。我曾在《传统与现实——中原古法与帖学流变》一文中，通过对中原帖学梳理得出几个基本结论：“一、阮元碑学对中原古法的论定，剔出了帖学笔法这一核心内容，将中原古法与南派帖学对立，是不符合书史真实的；二、中原帖学传统，虽有代际之间的消长陵替与从高潮到低谷的递变，却一脉相承，绵延至今；三、受清代碑学影响，中原书法以篆隶传统自重，对二王帖学不无疏离，即便对帖学的接受上，也强化了碑学因素。如对王铎的接受，便忽视了王铎在笔法上对二王笔法精谨承传的一面，而一味放大了王铎书风雄强疏狂的一面。此既是时风影响所致，也与地域审美的自我认同与强化有关，而这也同时构成河南帖学创作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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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于上述背景，河南省中青年书家很少从纯粹帖学立场介入创作。由此二王帖学始终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对碑学的眷顾，使得河南中青年书家大多走碑帖融和或“明清调”一路雄强帖风。此外对米芾的取法也构成河南中原帖风一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书法民间化思潮与河南重碑风相应，河南书法创作臻于高潮；从20世纪90年代末发端，当代书法开始向二王经典帖学回归，这对一向重雄强书风的河南书法产生一定冲击。不过，由取法二王所导致的千人一面也使得一向拥有王铎书风根基的中原帖派书家，对之加以反拔，从而为当代帖学转向注入了新的生机。王乃勇的大草创作便显示出这种审美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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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勇的大草创作奠基于篆隶、魏碑。他自言写篆隶是为大草创作奠定基础；其草书取法张瑞图，应该说王乃勇大草的拗折夭矫之气是源于张瑞图的，这使他的草书避免了浮滑缠绵之弊。大草的难点，一在疾中求涩，在圆转绵利中求其涩势。王乃勇通过张瑞图，解决了大草疾涩之变；同时又通过拗折取势强化了草书的骨力之美。这可以说是王乃勇大草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对张瑞图的取法，给王乃勇的大草创作带来优劣二面。优处既如上述，而劣处则在于一味拗折导致线条、结构的破碎与草势的窒碍，他在创作反思中，开始引入黄庭坚，这是因为他在对张瑞图的取法中无法解决草书使转问题。对黄庭坚的取法使他开始面对唐宋大草的笔法核心——使转。孙过庭在《书谱》中有一论草书的枢纽之论；“草以使转为形质”。也即是说，草书是以使转来完成形塑的，离开使转，草书便不成其为草，王献之正是以使转完成了对乃父王羲之草书的超越，而盛中唐张旭、怀素狂草则以其对使转笔法的拓化，完成对魏晋南朝草书的超越并建立起唐代狂草范式。黄庭坚大草直承怀素，他以禅宗之趣降解了狂草的时间性，而在空间结构上却开辟了一个草书时代。他的大草由于降低了速度，反而使空间构筑更趋于丰富，这对明清草书家如祝枝山，王铎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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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勇通过对黄庭坚狂草的取法，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早期因取法张瑞图而难以摆脱的促迫与一味横折之弊，而以使转为笔法核心，转向夭矫连绵和指与物化的自然节律，并以笔势生结构，渐臻大草之境。相较于早期取法张瑞图的草书创作，王乃勇化裁黄山谷的草书创作，应该说已完成了一种转换，这种转换包括从笔法到形式风格的突破，开始从一般意义的草势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大草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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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对黄山谷草书加以研悟化裁，使其草书得到飞跃式拓化之后，他又进一步上追魏晋大王草法，将《十七帖》与章草及张瑞图加以融合从而使其大草在尽精微上又臻至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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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勇以其卓荤不凡的大草创作确立了他在当代中青年草书创作中的一流地位。他的草书既在风气之中，却又超越风气之外。他撷中原之碑骨，又取黄山谷之大化繁密，兼法张瑞图之幽峭夭矫，别裁诸家，化为一已须眉，使其大草以其狂势、夭矫笔法与形式张力，具有了呼吸般自然吐纳的节奏和新理异态的陌生化美感，而其纵墨驰聘，须臾纸尽的大草恢宏气度更使其独步而难遇抗手。王乃勇的草书冲破了南北书法限阈，而以碑骨帖魂作为自身大草之范式建构，从而使其草书获得了非凡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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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勇大草的卓立，表明中原书法并不缺乏帖学传统与帖学创化力，而草书创作的超越也离不开对中原古法的上溯，帖学与碑学传统在中原古法中是并立而传的。进而言之。草书的大化之境，离开对晋唐草书的整合领略是难以臻至的，而书家抗心希古的情怀也同样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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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勇是一个低调，不事张扬，内心却充满激情和担当意识的书家。他将人生感悟，憧憬热望一寓于书，草书成为生命情怀的寄托与表达。他向往的草书之境，是以心写形，随形赋意，在审美自由追求中实现草书的情感、形式表达。可以说，通过近30年的砥砺探索，王万勇已逐步接近了这个目标。在当代草书创作领域，真正理解草书并具有草书创作天赋的中青年书家并不多。生逢书法盛世，相信王乃勇定会不辜负这个时代，为当代书法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草书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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