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学生点火致教师坐牢6年，贾老师案为何引全网喊冤

一份判决书的重量，有时候能压垮围观者的心理防线，不完全是因为刑期长短，而是因为它再次撕开了“职责”与“权限”那道无法弥合的伤口。

2025年12月19日，方城县人民法院宣告了关于河南方城英才学校特大火灾案的一审结果。

在这份判决名单里，学校实控人李某领了七年刑期，校长徐某阳获刑六年半。

而争议全部集中在58岁的老师贾霞身上，其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大部分人表示不能接受。

2024年1月19日22时45分，英才学校三楼305男生宿舍，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手里的打火机，成了引爆灾难的火星。

作为这个宿舍的直接管理者，身兼班主任与宿管员双重身份的贾霞，瞬间被推到了责任漩涡的中心。

庭审细节还原了关键过程：火灾发生后，约15分钟才有老师报警，这一延误为火势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

而贾霞的行为存在明显争议，她并未像部分传言中那样冒浓烟冲进火场救人，其自身烧伤系避险不当导致，甚至存在让学生返回火场叫人的危险行为。

更值得关注的是，法院查明她长期未履行安全检查职责，未及时发现并收缴学生携带的打火机，且参与了用床铺封堵安全出口的违规操作，这些都成为悲剧发生的重要诱因。

即便考虑到火灾发生时的混乱场景，但其作为特定场所直接管理人，事前的监管疏漏与事中的处置失当，在13条鲜活生命消逝的特大后果面前，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过失。

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关于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规定，后果特别严重的，刑期在三到七年。

法院判处其六年有期徒刑，是在法定区间内的裁量，既考量了案件整体情节，也锁定了她在责任链条中的直接过错，从法理上讲并无明显不当。

公众眼中的“不公”感，源于一种深层的结构性错位：为什么拥有最少资源、最低话语权的执行者，要承担如此沉重的刑事代价？

根据官方通报，英才学校系2012年经方城县教体局批准设立的寄宿制民办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逐利思维逐渐压倒安全红线。

多名知情者证实，该校长期存在宿舍超员、消防设施老化失效、逃生通道堵塞等问题，基层教职工对此早有察觉。

贾霞并非完全对危险视而不见，她曾向管理层反映过部分安全隐患，但这些诉求如同石沉大海。

作为食物链底端的基层教师，她没有权力采购新的灭火器，没有权力拒绝学校硬塞进来的超额学生，更没有权力擅自疏通被堵塞的逃生通道。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例行报告，然后在这个充满漏洞的“火药桶”上，日复一日地祈祷平安。

最残酷的现实莫过于：当你无法改变危险的环境，却要对环境引发的灾难性后果负责。

大火燃起时，年久失修的消防设施成了摆设，为扩招而挤满的床位成了逃生障碍。

在这种系统性溃败面前，要求一个58岁的老妇人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未免太过苛求。但当审判来临，她却是离现场最近、责任链条上最容易被锁定的“直接责任人”。

量刑对比进一步放大了公众的情绪落差，掌控学校财权、漠视安全整改要求、决策违规扩招的实控人李某，仅比贾霞多一年刑期。

尽管官方通报明确，当地教育、消防等部门25名公职人员已受到政务警告、撤职等处分，确认了监管层的长期缺位，但在公众朴素的价值观里，行政处分与六年牢狱之灾之间，依然横亘着巨大的鸿沟。

这种对比，难免让人产生“基层扛下了所有”的悲凉感。

事实上，这起惨剧绝非单一因素导致。它是民办教育盲目扩张、安全投入被持续压缩、监管机制流于形式的集中爆发。305宿舍的那场大火，不过是整个混乱体系的一个缩影。

实控人李某作为学校安全第一责任人，为追求利润最大化，长期忽视安全隐患。

校长徐某阳未履行管理职责，对违规行为视而不见。

监管部门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学校的违法违规办学行为，这些都是悲剧发生的重要推手。

法院的判决中，实控人获刑最重，体现了“权责对等”的基本原则，但公众的争议点在于，基层执行者与顶层决策者的责任差距，是否匹配其权力差距。

毕竟，贾霞的违规行为，既有自身履职不到位的因素，也有受制于管理体系、缺乏自主决策空间的客观原因。

这起判决之所以在案发近两年后仍能引爆热搜，是因为大家怕的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害怕陷入“权责不对等”的黑洞。

哪怕你兢兢业业，哪怕你预警在先，只要处在链条最末端，当多米诺骨牌倒下时，你就是那个被压得粉身碎骨的人。

未来的校园安全，不能建立在让基层教职工当“人肉盾牌”的基础上，更不能指望事后严惩来倒逼事前预防。

真正的安全防线，需要掌握资源的决策者舍得投入，制定规则的管理者守住底线，履行监管职责的部门主动作为。

那些未能长大的孩子，用生命换来的教训太过昂贵。

修好一个坏掉的灭火器，疏通一条堵塞的通道，驳回一次违规的扩招申请，认真回应一次基层的安全诉求，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远比事后的重判更能守护生命。

让每个岗位的职责都有对应的权力支撑，让每一次隐患报告都能得到明确回应，让安全投入不再让位于利益追逐，这或许才是对13名遇难孩子最好的告慰。

毕竟，校园安全的底线，不该由基层执行者的牢狱之灾来守护，而应构筑在完善的制度、充足的投入和严格的监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