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此人月薪180元仍哭穷，主席听说后大手一挥：再给2000，毕竟他是皇帝

01

“这钱你务必收下，这是主席特意交代的。”
1964年春节刚过，北京的风还带着几分凛冽，在西城东观音寺胡同的一座小院里，章士钊手里紧紧攥着一个信封，神情严肃地递给对面那个戴着厚镜片的瘦高个男人。
那个男人看着信封，手足无措，脸上写满了惊恐和不解。
信封里装的是两千块钱。
各位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概念，咱们得把时间轴拨回到六十年代。那时候，北京城里的一级工，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拿三十多块钱，这笔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五六年的总收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简直就是一笔能把人砸晕的巨款。

接钱的这个男人，身份更是特殊得离谱，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
大家可能要纳闷了，这溥仪不是早就特赦了吗？听说国家给他的待遇相当不错，怎么还会有这种需要“救济”的情况？
要知道，当时溥仪的工资条上，明明白白写着：180元。
这在当时绝对属于“金领”级别的收入，比很多高级干部的工资都高。
可就是拿着这么高的工资，这日子愣是被他过得紧巴巴的，甚至到了需要毛主席亲自从稿费里掏腰包来补贴的地步。
这事儿吧，乍一听像是天方夜谭，一个拿高薪的前皇帝，怎么就混到了这步田地？这里面的弯弯绕，还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

02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翻到1950年8月1日。
那天的绥芬河火车站，气氛压抑得像要下暴雨。
一列从苏联伯力开来的闷罐火车缓缓停靠，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在溥仪听来，就像是给自己的丧钟在倒计时。
车门被人一把拉开，几个穿着旧西装、脸色惨白的男人被押了下来。
走在最中间的溥仪，手里死死攥着个黑皮箱，腿肚子直打哆嗦，每走一步都像是在踩棉花。
他在苏联吃了五年的俄式面包和土豆烧牛肉，虽然没受什么大罪，但他心里那根弦一直崩得紧紧的。
因为他认定了一件事：回国，就是死路一条。
在回来的火车上，这位“康德皇帝”为了保命，竟然干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眼看的事。
他觉得自己这次肯定是要上刑场了，爱新觉罗家的香火不能断，于是就在那个晃晃悠悠、充满了汗味和脚臭味的车厢里，搞了一个极其荒唐的“立嗣”仪式。

他拉过自己的侄子小瑞，非要人家给他磕头，立人家为“皇太子”。
当时车厢里的其他人，看着这一幕，眼神里全是复杂的情绪，有同情，有鄙夷，更多的是觉得这人是不是疯了。
这就是溥仪当时的心理状态，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只惊弓之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崩溃。

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才是对他真正“扒皮抽筋”式改造的开始。
管教员把一套深灰色的囚服递给他，指着上面的编号说：“以后这就是你的名字，981。”
溥仪捧着那套衣服，手指关节都在发白。
在他那四十多年的人生认知里，衣服那是龙袍，是西装，最次也得是绸缎长袍，什么时候穿过这种粗布片子？
他觉得这哪里是囚服，这分明就是阎王爷发下来的寿衣。
刚进管理所那会儿，这哥们儿简直就是一个生活上的“巨婴”。
这真不夸张，你想想，前半辈子吃饭有人喂，穿衣有人伺候，连系鞋带这种三岁小孩都会的事，他都不会。
别的战犯，哪怕是那些国民党的将军，好歹也是带兵打过仗的，生活自理没问题，被子叠得像豆腐块。
再看溥仪，被子永远堆得像个烂菜叶子，成了整个监舍的笑话。
最要命的是洗衣服，他拿着搓衣板，根本不知道该往哪使劲，肥皂打得满地都是，好好的白衬衫让他搓得像块抹布。
同屋的人看不过眼，想帮他一把，结果他还要端着那个“皇帝”的架子，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这种心态，让他在管理所里吃尽了苦头。
那时候，没人惯着他，没人再喊他“皇上”，大家看他的眼神，就像看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03

但是，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个地方，还真就有种神奇的魔力。
它不打你，不骂你，就用日复一日的劳动和生活，把你的“皇帝皮”一层层剥下来。
慢慢地，那个高高在上的“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老溥”的普通老头。
他开始学着自己刷牙，学着自己洗脸，甚至开始学着去菜园子里种大葱。
虽然他种出来的葱歪歪扭扭，浇水也经常浇到脚面上，但那毕竟是他自己劳动得来的成果。
这种变化，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是在无数个因为不会干活而羞愧难当的夜里，一点点磨出来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一直熬到了1959年12月4日。
这一天，对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个大日子。
大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空气安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特赦大会。
每个人都在心里打鼓，手心全是汗，都在猜这第一批特赦的名单里到底会有谁？
溥仪坐在台下，缩着脖子，脑袋垂得低低的。
他心里是一点指望都没有，甚至可以说是一片死灰。
他自己心里有本账：我是谁？我是伪满洲国的皇帝，是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人的罪魁祸首，是头号战犯。
要杀头我肯定是第一个，要放人？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
就在他准备看着别人欢呼流泪的时候，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礼堂：
“爱新觉罗溥仪！”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都凝固了。
溥仪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僵在椅子上，半天没动窝。
他怀疑自己听错了，或者是出现了幻听。
旁边的狱友用胳膊肘狠狠捅了他一下：“老溥，叫你呢！快上去！”
他这才回过神来，颤颤巍巍地站起来，那两步路走得，跟踩在棉花上似的，深一脚浅一脚。
当他走到台前，伸出双手接过那张特赦书的时候，这个当了半辈子傀儡、活了半辈子惊弓之鸟的男人，彻底破防了。
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那是真的嚎啕大哭。
那哭声里，有委屈，有庆幸，更多的是一种重获新生的震撼。
他做梦都没想到，共产党真的说到做到，连他这样的“皇帝”都能放，而且是第一个放。

04

回到北京后的溥仪，看着满大街的自行车和公交车，觉得一切都那么新鲜，又那么陌生。
组织上考虑得很周到，先是把他安排到了北京植物园工作。
这活儿挺适合他，每天跟花花草草打交道，浇浇水，剪剪叶子，不用动太多的脑子，也不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第一个月领工资，发了60块钱。
溥仪捏着那几张薄薄的票子，手都在抖。
这可是他这辈子第一次靠自己双手挣来的钱，那种感觉，比以前拿库银里的金元宝还要踏实。
他激动得像个孩子，跑到小卖部买了一堆高级点心和糖果，见人就发，嘴里不停地念叨：“吃糖，吃糖，这是我挣的钱。”
但是，这60块钱，对于过惯了“饭来张口”日子的他来说，确实有点紧巴。
没过多久，组织上觉得植物园的工作对他来说可能还是有点屈才，毕竟他肚子里装的是半部清史。
于是，一纸调令，把他调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门负责写回忆录和整理清末史料。
这下工资涨了，级别也上去了，直接飙到了100多，再加上各种补贴，一个月能拿180元左右。
各位，那是1961年啊。
那时候猪肉才几毛钱一斤，大米才一毛多，普通人一个月挣30块钱就能养活一家老小，还能存下几块钱。
180元，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妥妥的“大款”。
可问题来了，这钱到了溥仪手里，就像水倒进了漏斗里——根本存不住。
为什么？
因为这哥们儿根本就没有“理财”这根弦，前半辈子花钱从来不看数，现在虽然落魄了，但那股子大手大脚的习惯还在。
出门坐车，他从来不知道讲价，人家要多少给多少；
买东西，只要看着顺眼就掏钱，根本不管实用不实用；
再加上他身体不好，年轻时被那些所谓的“御医”瞎折腾，落了一身的病，每个月光医药费就是个无底洞。
还有个更要命的习惯——抽烟。
他抽烟极凶，而且只抽好烟，这一项开支就占了工资的一大半。
所以，表面上看他是“高薪阶层”，实际上每到月底，家里就得拉饥荒，经常是还没到发工资的日子，兜里就比脸还干净了。

05

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中南海。
毛主席听说了溥仪的窘境，眉头皱了起来。
在一次春节座谈会上，毛主席特意提到了这事儿。
他转过头，对身边的章士钊说了一句：“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个月180块钱怕是不够花吧？”
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心想主席您是不是对180块钱有什么误解？那可是巨款啊，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但毛主席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太了解溥仪这个人了。
前半生被伺候废了，后半生虽然改造好了，但生存技能这东西，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补回来的。
他知道溥仪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接济那些比他还落魄的满清遗老遗少，那些亲戚朋友，一个个都指望着他这个“大哥”呢。
“人家是皇帝嘛！”
毛主席笑了笑，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这话里，没有讽刺，没有嘲笑，只有一种站在历史高度的宽容和幽默。
随后，主席转头对章士钊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去送给他，让他改善改善生活。”
章士钊一听，这哪行啊，主席的稿费那是主席没日没夜写文章换来的辛苦钱，怎么能给溥仪呢？
但毛主席坚持要给，而且一出手就是两千。
他还特意嘱咐，这钱不仅是给溥仪的，连溥仪的七叔载涛也要照顾到，因为载涛日子过得也不容易，房子都漏风了。

06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章士钊带着这笔沉甸甸的“巨款”，敲开了溥仪的家门。
当溥仪弄明白这钱是毛主席私人掏腰包给他的时候，整个人都傻了。
他捧着那个信封，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眼镜片上全是雾气。
嘴里不停地念叨：“欣逢春雨获新生，倾海难尽党重恩……”
这两千块钱，对于当时的国家财政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大事。
但对于溥仪这个“末代皇帝”来说，这不仅仅是钱，这是尊严，是认可，是真正的“把他当人看”。
他这辈子，当过高高在上的皇帝，当过日本人的儿皇帝，当过阶下囚。
只有在新中国，在共产党的天下，他才真正活得像个人样，感受到了什么是人的温度。
后来，溥仪用这笔钱修了修漏雨的房子，改善了伙食，但他心里那份感激，一直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事儿传出去后，不少人都感慨，也就只有毛主席才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

07

1967年10月17日，北京的秋天已经很凉了。
溥仪躺在病床上，因为肾癌的折磨，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
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成群的太监宫女，也没有陪葬的金银珠宝。
但他走得很安详，是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走的。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真是让人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曾经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认贼作父的旧皇帝，最后竟然是被他曾经视如草芥、甚至想要赶尽杀绝的“乱党”给救赎了。
这或许就是历史最大的玩笑，也是新中国最大的气魄。
那两千块钱稿费，就像是一个时代的注脚，证明了那句老话：
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你肯回头，路就在脚下。
至于溥仪最后到底有没有学会怎么花钱，有没有学会怎么过日子？
嗨，那都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当皇帝不一定幸福，哪怕是坐在金銮殿上也是提心吊胆；但当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哪怕手里只有几十块钱，心里也是真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