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被俘将军大西南历险记：男的只被剥光衣服，女的遭遇不可细说

原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在大西南一路溃逃，在被俘后把自己的逃跑经历写成了《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经过》，宋希濂不愧为黄埔一期毕业生，他的“挣扎”两个字用得实在是太贴切了。

我们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经常看到“大西南”一词，有解放大西南，有走进大西南，有大西南剿匪，在解放前，很多蒋军成建制转化成土匪，据说最多的时候，土匪数量在百万以上。

解放前的大西南还有个西康省，用现在的地图来看，大西南除了云贵川康，还应该包括重庆，有人说西藏也在大西南范畴之内。

大西南环境险恶民风彪悍，即使没有那数十万蒋军溃兵，匪患也是十分严重，宋希濂在奔逃过程中，也拿分不清是匪还是民的地方武装毫无办法：“牛喜场有一千多自称为红帮的大刀队，拥有少数枪支，封锁江面，不让我们通过。他们都自命为刀枪不入的人，气势汹汹，我派人前往交涉，不仅没有获得他们的谅许，而且把派去的人杀害了一个。”

宋希濂有枪有炮，地方武装尚且不给他面子，那些被打散的残兵败将进了山林，就跟小白兔进了老虎嘴差不多——在大西南很多地方，还有人处在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

在曾任河内警备司令（您没看错，我也没写错，1944年第九十三军中将军长卢浚泉跟随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赴越南受降，确实曾兼任此职）、第六兵团中将司令的卢浚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讲述了故乡（云南）解放前的“风土人情”。

据沈醉回忆，卢浚泉是卢汉的幺叔，卢家是云南彝族中三大家族纳吉家，属于彝族上层统治者黑彝（占有土地、奴隶和武装的奴隶主），属于黑彝私有的白彝和抓来的奴隶被称为“娃子”——大西南的“抓娃子”可跟我们在大商场里“抓娃娃”是两回事，说起来真能令人毛骨悚然。

卢浚泉告诉沈醉：“他们（抓娃子的人）往往埋伏在一些偏僻的小路上，遇到单身汉人，只要不是老头老太太，而是有劳动力的男人或女人，便一拥而上，一面堵住嘴巴不让叫喊，一面蒙住眼睛，连拉带推，边拖边打抓到山林里去。这些人并不让抓来的汉人当娃子，而是当成牲口或货物一样卖到深山彝寨去当奴隶，身体强壮的可以卖几十或上百两银子。有些娃子被一卖再卖，卖到深山老林，就一辈子没有逃跑出来的希望了。奴隶主一到晚上就把娃子关进木柜中。木柜是从上面掀起来才能进出。奴隶主就睡在柜子上面，想要爬出来非把奴隶主掀下来不可。”

和宋希濂文章一同收录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的，还有胡宗南部下少将（此人职衔太多，而且史料记载不一，但军衔为少将是一致的）李犹龙写的《胡宗南部逃窜西昌和覆灭实录》，那里面有他们败逃时的惨状：“4月1日，我和邓承修、李雪松、张序彝、徐昭杰、张光钰藏在一个山洞里，彝人搜山，把我们搜出来，将我们男女的衣裤鞋袜剥光，用石头打我们，我们便滚下山岩逃命……我们赤身藏在树里无法行动，乃在死尸身上剥些带血的衣裤，先叫徐昭杰、张光钰两个女的穿上，由她們到小川汉人家中要了点破烂衣裤穿上。2日晨，我离开冕山，途中穿的破衣又被人拦住剥光了。 ”

直到被解放军俘虏，李犹龙和他手下的女人才有衣穿有饭吃，这些情节，任何电视剧都是演不出来了。

李犹龙等男女残兵败将，只是被剥光了两次衣服而没有“彻底”搜查，看起来他们遇到的山民还算比较客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叛徒、少将特务黄逸公则比李犹龙还倒霉，因为山里的土匪的“搜查”可谓“无孔不入”。

黄逸公跟我们熟悉的吴敬中（原名吴景中）、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都是同学，因为毛人凤对特务很不待见，绝大多数叛徒都被留下来就地潜伏或上山打游击，少将特务黄逸公请求去台被拒，只好像宋希濂、李犹龙那样在大西南的丛林里狼狈奔逃，他原本是想逃亡还有蒋军盘踞的西昌，结果走到半路就遇到了“土匪”。

沈醉跟土匪是打过一些交道的，听说黄逸公在逃跑时遇到土匪，就来了兴致，非要黄逸公细讲一下不可。

据黄逸公讲述，那些山匪对往往集结几十或上百的人，埋伏在四面环山的地方，当蒋军残兵败将进入他的伏击圈，便一齐呐喊开枪冲下来把男人和女人小孩分开，先从男的下手开剥，一丝不留地剥完一个赶走一个，谁不让剥就杀掉谁，这样杀鸡儆猴之后，其他人就十分配合了。

不知道沈醉写这段话的时候有没有笑：“黄逸公是最先被剥的几个中的一个，他朝四川方向跑了两天多，才遇上解放军先头部队。在盘查时，他自报身份，立刻受到了优待，发给了衣服鞋帽等，不久，就被送到重庆西南军管会的嘉陵大队。”

黄逸公叛变后爬到军统（保密局）少将高位，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最后会晃晃荡荡跑了两天才有衣服穿。

据黄逸公回忆，那些山匪先剥强壮男子，赶走男的之后开始剥老弱妇孺，连小孩子都不放过，衣服全拿走后才让其母继续抱着，而女子就更加倒霉了，凡是可能藏东西的地方，他们都要搜挖一遍——有些文字沈醉可以写，咱们还是不看为好。

宋希濂、卢浚泉、李犹龙、黄逸公，这四个人在战败前，都可以穿袖口带红杠的将军呢制服，宋希濂手里有兵，卢浚泉在东北被俘，所以这两个中将的处境，比同为少将的李犹龙和黄逸公要好得多：解放军优待俘虏，不但不搜腰包，还给他们衣服食物，而山匪们对蒋军残兵败将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这些将军和特务，在得势的时候欺男霸女坏事做绝人神共愤，现在风水轮流转，当地人岂能放过这个报仇的机会？

一开始看这四个将军回忆文章的时候，还觉得他们挺可怜，但是再看看其他人的回忆，就会觉得这是报应：蒋军残部盘踞大西南，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只好落草为寇，那些被逼上梁山的老百姓，又怎能不痛打落水狗？

在大西南和大东北，解放前都有大量山贼土匪，据说两地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但这么多土匪，在解放后几年之内就被清理干净，说明真正穷凶极恶一心为匪的人并不多，只要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谁还会去干刀头舐血的营生？读者诸君看了这四个被俘将军的回忆文章，对当年的“大西南之匪”，又会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