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永城革命勇将，率军攻毫县失败不气馁，过半月兵不血刃取永城

蒋一峰，原名冠卿，1904年出生，河南永城县蒋东口村人，农民家庭出身。

他从小随父亲干农活，磨炼出顽强的意志。9岁入读私塾，因天资聪颖，刻苦好学，3年多就读完了五经四书。

1917年，蒋一峰考入安徽毫州王巷口美国人办的福音堂小学。学校有校田，他半工半读，边学习边种田。期间，他阅读了《新青年》等革命进步书刊，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

他两年多学完了3年的课程，被保送到开封济汴中学读书。虽然学校给他发奖学金资助，但家里无法负担他的生活，他就在课余为小学代课，以微薄的报酬换取老南瓜、扫帚苗充饥。

1922年，家乡连发大水，蒋一峰被迫辍学，到毫州以织洋袜子为生。不久，他在母校福音堂小学谋到英语代课一职。

蒋一峰在教书之余发奋学习，其英语能力能与美英人士自如对话。美国牧师看他聪明好学，想保荐他赴美免费留学，被他拒绝。他说：“我是中国人，现在国家需要我，我不能出国。”

1924年秋，蒋一峰再次考入开封济汴中学。此时，学校的进步学生杜宏远、吴殿祥等已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蒋一峰经常和他们接触，提高了思想觉悟。

1925年寒假，他和本县在外地求学的韩子黎、陈育生、陈体礼、屠罗南（杜畏之）等在家乡串联了四五十名进步青年学生和店员，在县城东关关帝庙成立了太丘读书社，以“读革命书刊、批评时弊、救国救民”为该社宗旨。蒋一峰是读书社的执行委员。

不久，读书社即与在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青年协社取得联系。开学后，蒋一峰不断从开封给太丘读书社寄革命书刊，给予帮助和指导。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开封，省会学生纷纷举行罢课游行。济汴中学推选蒋一峰等为代表，参加开封学生大闯河南督军府的行动，要求督军岳维峻给学生发枪，参加军事训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1925年秋，济汴中学的共产党组织接收蒋一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8月，蒋一峰与二中的5位同学，持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介绍信，奔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蒋一峰被录取编入第六期一团。

北伐战争开始后，军校派蒋一峰和国民党员孙立业等返回家乡永城，做直鲁联军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永城县人）的争取工作，相机发动农民，迎接北伐军。

1927年初的一个夜晚，蒋一峰回乡。第二天天未亮，他就开始了发动群众的工作。

为了便于联络，他重操旧业，开起织“洋袜子”铺。青年学生、共产党员韩子黎、尹正官、陈体礼等经常到这里来，听他讲南方的革命形势，商讨斗争策略。他们研究后认为，孙殿英一贯为非作歹，早已臭名远扬，没有争取的可能，只有发动农民同他斗争。

蒋一峰把情况告诉了孙立业，孙不听劝告，反而投靠了孙殿英。蒋一峰在城乡四处奔走，联络原太丘读书社成员，介绍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的大好形势，使深受封建压迫的贫苦农民看到了解放的希望。

蒋一峰说服了韩子黎、尹正宫和陈体礼放弃学业，留在永城县第一高等小学任教，有组织地开展革命运动。1927年1月，中共永城县支部在第一高小成立，蒋一峰担任书记。

永城农村普遍存在红枪会组织，党支部根据中共豫区委委员萧人鹄的指示，决定教育改造红枪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党支部与国民党县党部联合成立了永城县农民协会，蒋一峰任训练部长，韩子黎任宣传部长，陈体礼任组织部长。

农协领导人分头到各区做发动工作。蒋一峰到七区，动员高新庄的红枪会首领高兴凤将百余名会员改编为七区农民自卫军。他变卖了一些家产，买布为每个战士缝制了一块白底红字的“农”字臂章。每晚教练武术之后，战士们都要接受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政治教育，大家觉悟提高得很快。

在七区的带动下，其他各区的农民自卫军相继组成。全县共组成4个军，由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各军军长发印鉴一枚，委任状一张，自卫军战士人人配发臂章，显得格外精神。永城农民自卫军很快发展到四五万人，成为豫东农民武装的一支重要力量。

因蒋一峰熟悉毫州，党支部决定让他去那里组织农民自卫军。蒋一峰到毫州东北五马、崔庄、蔡大庄一带发动红枪会，成立了一个农民自卫军，受永城农民自卫军总部领导。

1927年4月，中共豫区委派张海峰到永城巡视工作。尔后，周禾立也命来永城协助开展农民运动。

5月初，直鲁联军张宗昌部被北伐军击败，溃退毫州。张海峰与蒋一峰决定发动永城、毫州的农民自卫军联合攻打毫州城，消灭张宗昌。为统一指挥军事行动，成立了皖北豫东军委小组，张海峰任书记，蒋一峰、韩子黎为领导成员。

蒋一峰通过关系，策动了张部一个连准备里应外合，又从传教士处借了辆吉普车，以备攻城时搞联络。他还筹集80元大洋，购买红、白布数匹，赶做了暴动用的袖章和旗帜。

5月上旬的一天晚上，蒋一峰携带一支十字连短枪进城，做好部署。当晚，韩子黎、乔克带领农民自卫军奔向毫州。因集合时不足两千人，且中途流失过多，及至兵近毫州，天已黎明，大家均畏缩不前，只好改为次日行动。

第二天，原红枪会“红门”杨春峰的人集中不足千人，“白门”胡金山的人没有来。而且，准备攻城的人多使用大刀、长矛、铁锨，仅有少数土枪，面对使用洋枪、洋炮的军队更加胆怯，遂自行解散。

毫州暴动流产，蒋一峰没有失去信心，他和同志们商议，决定在永城再次举行暴动。为了确保斗争的胜利，他们认真总结了上次暴动失败的教训，认为应当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逐步改造红枪会组织，深入发动农民群众。

其时，永城农村普遍种植大烟，县衙征收烟税过重，民怨沸腾。中共永城支部决定发动农民反对征收大烟税，领导农民自卫军攻打县城。

蒋一峰、周禾立等在城乡广泛宣传北伐战争的意义，说明反烟税减轻农民负担的好处，对农民自卫军进行政治动员，加强军事训练，克服原红枪会的派别思想。暴动前一天，又在永城城乡到处张贴“迎接北伐军”“反对烟税”等标语。

1927年5月23日，永城县农民自卫军几万人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团团包围了县城。他们高举大刀、长矛，高呼口号，要县长出面答应减免烟税。大兵压境，县府人员鸟兽散。农民自卫军顺利地占领了县城，接管了县政府。

新的政权机构永城县治安委员会宣告成立，周禾立出任主任，委员中还结合了一些知名地方绅士。治安委员会应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将县衙仓库中保存的大烟税册用太平车拉到县城东北隅崇法寺院，一火焚之。蒋一峰当众宣布，免除当年的全部烟税。永城农民无不欢欣鼓舞。

正当新生政权发展之际，永城县的地头蛇，有“二县长”之称的八区区长聂九如纠集全县9个区的反动武装进行反扑。正是农忙季节，很多农民自卫队员返乡收麦，各区反动武装很快进驻县城。双方通过谈判，县治安委员会撤销，周禾立被迫返回开封。新生政权夭折。

蒋一峰对此十分气愤，他做妥善后工作之后，受组织委托，去武汉国民政府控告扼杀新生政权的聂九如。可当他辗转到达武汉，已是“七·一五”之后，武汉形势恶化，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共产党组织已转入地下活动。

他几经周折，找到了共产党组织，接受了在武汉散发传单的任务。有一天，他正在街上散发传单，当场被国民党军警逮捕。

敌人审问时，他说：“我家住安徽省毫州，名叫李华堂，是来武汉买织‘洋袜子’机的。”敌人追问他手里为何有那么多传单时，他答：“我是大老粗，不识字。那叠纸是俺在马路上拾的。留着带回家去包‘洋袜子’卖。”敌人派人到毫州调查，正巧毫州李华堂由于害怕受农民暴动连累外逃不知去向。外调人员返回武汉后，就释放了蒋一峰。

蒋一峰返回永城，遵照组织指示转入地下斗争。为了给党筹集活动经费，他重操旧业，在县城大街开起了织袜子店。为防敌耳目，他接来家属。从此，这里即成了党组织开会研究工作的地方。

他爱人王小哲十分担心他的安全。蒋一峰开导说：“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翻身的。到革命胜利了，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生活要多好有多好，男女实行平等。到时候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在他的启发下，王小哲的思想觉悟逐渐提高，经常为他们开会放哨，以后加入了共产党。

1927年10月，蒋一峰和陈体礼去开封找中共河南省委请示工作。陈体礼有个旧友李鸿儒在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负责农运工作，他对蒋、陈二人说：各县农民协会准许公开成立，经费由各县政府筹划。二人分析认为，这种“农民协会”虽是国民党政府组织的，但可以利用这种公开的形式，开展革命活动。

二人立即回永城和当局联系，成立了永城县农民协会。陈体礼任县农协主任，蒋一峰和韩子黎分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永城县农协实际上由共产党秘密掌握。

农协在县城开办了农运训练班，全县各区乡联保均派员参加。蒋一峰等经常在训练班讲课，讲述打倒土豪劣绅、农民当家作主的道理。训练班培养了一批进步分子，其中一些人在当时或以后参加了共产党。

训练班结束后，蒋一峰等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农村开展宣传，表面上做农协工作，暗地里发展共产党组织。到第二年春天，永城农村陆续建立了中共练土楼总支和芒山、薛湖、韩庄、谢阁、呼庄等党支部。

蒋一峰等还以农协的名义上告聂九如吸毒贪污、欺压良民。1928年春，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以“廉烂县境”的罪名，逮捕并镇压了聂九如。这个摧残新生政权的刽子手受到应有惩罚。

1928年3月，经中共河南省委批准，永城县委成立，蒋一峰任书记。正在党组织地下活动顺利发展时，永城县农协主任陈体礼脱离共产党，不久堕落成为可耻的叛徒。县农协从此名存实亡。

为了争取以公开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借河南省教育厅招收各县教育局社会宣讲会会员之机，蒋一峰和韩子黎赴开封考入该会。他们利用会员的合法身份，一面宣传兴办学校，反对封建礼教，男女平等，男剪辫、女放足，一面秘密开展地下斗争。

蒋一峰的革命活动引起地方劣绅的恐惧和强烈不满，永城县商会会长姚慎斋和地头蛇毛月如、杨士彦等联名上告蒋一峰在永城宣传赤化，有共产党的嫌疑。永城的党组织和省委在开封的联络处也被敌人搜查。

1928年10月，永城县当局将蒋一峰逮捕，关押在永城大牢。王小哲给他送棉被时很难过，蒋一峰安慰她说：“我不是刮穷人地皮被捕的，蹲大牢并不丢人。为国家为人民死了也值得。你在家要照顾好两个孩子。”此时他的儿子刚刚两岁，女儿才两个月。

蒋一峰被解到开封后，敌人用高官厚禄引诱，要他交代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蒋一峰不为所动，不论问什么，都说不知道。敌人用老虎凳压断了他的腿，他也没有暴露党组织。反动派因找不到证据，只好在1929年6月将他释放。

蒋一峰被捕后，中共永城县委其他负责人逃到外地，全县革命活动处于停顿状态。

1929年夏，蒋一峰获释，受开封党组织委托带着两名刚释放的女共产党员到永城隐蔽。一行3人来到永城，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

他父亲看他受了大罪，劝他离乡去外地织“洋袜子”谋生。蒋一峰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时刻都要服从党的分配。”他说服父亲去虞城把韩子黎等请回永城，让韩仍担任第一小学校长，安排那两位女共产党员在学校任教。

蒋一峰重建中共永城县委后，立即着手恢复发展组织，通过艰苦的工作，在农村建立了中共芒山、薛湖和二区区委，全县共产党员发展至约300人。

1930年夏，中共河南省委调蒋一峰到开封工作。到了开封，蒋一峰和刘达士受中共开封市委的委托，在开封筹办一所私立河南中学，以便安排一些党团员隐蔽下来。

该校租赁民房授课，后迁至宋门里“八方会馆”。蒋一峰任教务主任。学校中除会计是进步人士外，其余教职员均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因此，学校的政治空气浓厚，成为共产党活动的坚强的革命阵地。

不久，因被敌人注意，校长刘达士返回家乡确山，教员吕公器等先后离校。面临严峻的形势，蒋一峰没有退缩，他征得党组织同意，回永城请韩子黎来开封继任校长，学校又开始了正常的教学，地下斗争又继续进行下去。

1931年2月，蒋一峰第三次被反动派逮捕。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他凛然不屈，终于在1931年3月22日，在开封西门外的荒地上，和中共开封市委书记来学昭等8名共产党员一起遭到敌人毒手，时年仅2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