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铁道游击队创始人，抗战胜利却叛变投敌，建国后被捕结局如何

1956年，《铁道游击队》电影上映那会儿，电影院里那叫一个锣鼓喧天，全国人民都在哼那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就在大伙儿对着银幕上的英雄“王强”拍手叫好的时候，谁能想到，在山东枣庄的一个破草棚子里，这角色的原型徐广田，正缩在一床发黑的烂棉絮里咳血。

这老爷子当时不仅穷得叮当响，档案里还盖着个触目惊心的红戳子——“叛徒”。

一边是全中国都在追的星，一边是村里狗见了都绕道走的糟老头子，这巨大的反差，简直就是要把人活活撕裂。

说起徐广田这人，在鲁南抗战的老黄历里，那是绝对的狠角色。

现在的神剧喜欢拍手撕鬼子，那是扯淡，但徐广田的本事是真刀真枪练出来的，或者确切地说，是“饿”出来的。

那时候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为了弄口饭吃，他练就了一身扒火车的绝活，愣是靠这手艺养活了半个游击队。

最神的一回是在1940年冬天。

那年冷得邪乎，鲁南军区的战士们还在穿单衣，好多人的手脚都冻烂了，看着都疼。

徐广田带着十几个弟兄，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趁着火车转弯减速的那几十秒，像壁虎一样贴上去。

这不是演杂技，是玩命。

结果呢，他们愣是搞下来一千多套棉衣。

当这些带着体温的棉衣送到根据地时，首长们是流着泪接过去的。

朱老总后来还专门发电报嘉奖。

在那个年代，一套棉衣就是一条命，徐广田送来的不是衣服，是几千条命。

可是吧，历史这东西最爱捉弄人。

徐广田是个典型的“江湖人”，讲义气、不怕死，但他把打仗当成了“入伙”，觉得打鬼子就是为了以后能大口吃肉、大秤分金。

这种想法在枪林弹雨里显不出来，可一旦稍微安稳点，心里的那个算盘珠子就开始拨拉了。

转折点在1945年，抗战胜利了，队伍要正规化。

原来的大队长刘金山当了铁路局局长，副大队长王志胜也是副局长，这都是正经的官。

可到了战功赫赫的徐广田这儿，只给安排了一个“长枪中队中队长”。

这就好比现在的公司上市了，跟你一起创业的哥们都成了副总裁，就你还是个部门主管。

徐广田当时心态就崩了，他觉得这是“卸磨杀驴”。

再加上回老家一看，哥哥残废、弟弟炸死，家里穷得连个像样的碗都没有。

他越想越觉得亏，觉得自个儿拼命这么多年，除了伤疤啥都没落下。

就在他心里最窝火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凑上来了。

那边也不跟你谈什么主义，就直接砸钱、许官。

这对当时急着想翻身的徐广田来说，简直就是量身定制的诱饵。

1946年春天，这位曾经让鬼子闻风丧胆的英雄，连个招呼都没打，为了那点眼前的利益，竟然真的去当了国民党的特务连长。

但这事儿吧，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徐广田的这次“跳槽”，仅仅维持了两个月。

为啥？

因为他骨子里还是个穷苦人。

到了国民党那边，他以为是去享福，结果发现那边的军官喝兵血、抽大烟，根本看不起他这个“土包子”。

他那套在铁道上玩命的本事，在那边的官场里一文不值。

他想把革命当成生意做，结果发现到了对面，自个儿连上桌谈判的资格都没有。

仅仅60多天，徐广田就后悔得肠子都青了。

他发现自己不仅丢了荣誉，也没捞着钱，还背上了一世骂名。

于是，他又做了一个决定：逃。

他扔了国民党的衣服，灰溜溜地跑回老家躲了起来。

这就有了1949年的那一幕。

当公安人员包围他的院子时，徐广田正在劈柴。

他平静得吓人，就把斧头往旁边一扔，说知道这天早晚要来。

接下来的审判，挺有意思。

按理说，这种投敌变节的，当时枪毙都不为过。

但组织上查了大量档案，那一千多套棉衣、那炸毁的装甲车，都摆在桌面上。

法官最后认定：叛变是实锤，但在国民党那边属于“消极怠工”，很快就跑了，也没打过自已人。

最后判了两年。

这在当时，绝对是法外开恩了。

两年牢坐完，徐广田出来了。

但这才是悲剧的开始。

法律上算结案了，但社会性死亡才刚开始。

回到村里，原来的老房子早塌了，也没人理他，只能在山脚搭个草棚。

他想申请老兵优抚，人家翻开档案一看那两个月的记录，直接让他回去。

最后的日子里，他就在那个漏风的草棚里熬着。

最扎心的是，村里广播经常放《铁道游击队》的歌，大伙儿都在夸“王强”机智勇敢。

真正的原型徐广田却只能躲在阴影里，听着别人歌颂那个曾经的自己。

他把自个儿活成了一个透明人，那个英雄“王强”属于人民，而那个落魄的“徐广田”只属于他那个破草棚。

历史这本账簿最是无情，它记你的功劳，但也绝不会漏掉你的一笔坏账。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徐广田在那个草棚里病死了。

死的时候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也没人送行。

乡亲们看不过去，用几块青砖帮他压了棺材板，木头上草草写了个名字，就把这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给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