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视角看江西东周时期历史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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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考古发现的角度审视江西地区东周时期的历史变迁。江西从西周时期就与吴越地区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至少在春秋中期，吴越就将其疆域扩展到江西。春秋晚期，楚国势力也进入江西。在越灭吴后，江西长时间在越国的统治之下；直到战国晚期，楚国再次进入江西并取代越国的统治。江西在吴楚越的经营开发下获得较大发展，为成为秦汉统一国家的豫章郡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江西；东周时期；吴楚越；考古发现

东周时期的江西属于《禹贡》“九州”中的“扬州”，《禹贡》描述这里“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当时江西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田地的产出和赋税都很低，人们还穿着草编的衣服。直到秦汉江西都被认为是边缘荒服之地，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

由于古籍着墨太少，人们对东周时期的江西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如有学者认为江西这个时期的居民赣江以西为扬越，以东则属于干越。

“扬越”也写作杨越或杨粤，最早出现于西周。《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从这句话可知杨粤与庸、鄂等地位置接近，都在江汉间，与江西无关。《吴起列传》记载其“南平百越，北并陈蔡”，而《蔡泽列传》则说吴起“南收杨越，北并陈蔡”，这里杨越即百越的意思。《货殖列传》：“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南越列传》：“秦时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这里的杨越又指的是南越。可见在不同的时代杨越的涵义不同。

“干越”被认为是赣东北、赣东乃至赣南部分地区分布的一支古越族，也有学者认为“干越”就是“于越”“吴越”，或与古“干”国有关。“干”国在淮河流域，也称“邗”。《淮南子·道应训》有：“荆有次非者，得宝剑于干遂。”许慎注：“干国在今临淮，出宝剑。”干国在春秋早期被吴国所灭，因此吴也称干或干吴，吴王也会称“邗王”，如吴王夫差青铜戈上的铭文：“邗王是野乍为元用。”干越与干国之间的关系尚有争议，如果是指同一时期的一个国家，则干国的疆域从赣东一直到淮河，范围过于广大，且中间还隔着皖南和宁镇地区等吴国统治区。因此干越与干国并不能简单的联系。韦昭《汉书》注：“干越，今余干县之别名。”余干县为西汉豫章郡十八县之一，《淮南子·人间训》有秦军征岭南时“一军结余汗之水”的记载，余干的得名应该与余汗水有关。余杭、余姚、余干等地名中的“余”字一般认为是古越语中无意义的发语词或者是有某种特定的含义。杭、姚、干等应该都是古代的河流名，“余汗水”就是现在的信江，在东周时应该被称为“干水”或“汗水”，因此认为干越是江西东部的越人是有道理的，但应该专指生活在“干河”流域的越人。信江流域与浙江衢州、金华相邻，考古发现也证实此地是越文化重要分布区，是越国（於越）的一部分。

另一个常用来形容东周江西的词为“吴头楚尾”，《辞海》定义“吴头楚尾”为：“今江西省北部，春秋时为吴、楚两国交界地，因称‘吴头楚尾’。”由于人们对江西“吴头楚尾”的印象，往往会对《左传》中记载的关于吴楚两国之间数次战争中有关“豫章”与“潘”的地理位置产生误解。吴楚之间有大小战争数十次，其中与“豫章”有关的记载出现了八次，其中昭公六年、昭公十三年、昭公二十四年、昭公三十一年、定公四年各一次，定公二年三次。如“昭公六年”（前536年）记：“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吴人败其师于房钟。”又“定公二年”（前508年）记：“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与“潘”有关的记载有“定公六年”（前504年）：“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乎迁郢于鄀，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此事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也有记载：“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楚惧吴复大来，乃去郢，徙於鄀。”但改“潘”为“番”。“番”地《史记索引》认为：“番，盖鄱阳也。”加之豫章与江西西汉之后的政区名称“豫章郡”相同，古人据此认为吴楚之间这几次战争发生在江西，从而推论春秋时期吴楚两国在江西的势力范围。从左传记载相关事件的过程及相互联系的地名看，“豫章”应在江北淮河流域一带。《史记·索引》引杜预的观点：“昔豫章在江北，旧后徙之於江南。”钱穆先生也考证，“豫章”即古“寿春”，楚汉之际分九江郡江南地为豫章郡，豫章地名才移于江南。也有学者认为，豫章在长丰、霍邱间。而关于“潘”地，随着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其地望可以确认在河南信阳、固始一带，其国君在潘国并入楚国后成为楚国的重臣。人们对吴楚间发生战争的“潘”与现鄱阳、余干一带的古“番”邑产生混淆，完全是由于古籍记载时改“潘”为“番”后对它的误读。

从大的时空概念上看，吴、越、楚是东周时期赣鄱地区主要政治势力，但它们在江西这一段历史中互动的过程十分复杂，并不是“吴头楚尾”所能简单概括。近年由于考古发现的涌现，人们依据考古材料可以大致复原江西东周时期的历史，彭适凡、唐锦琼等先生已做了有益的探索。但关于这段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还可以做新的阐释，本文希望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一些尝试，使这一过程更加清晰。

一、春秋时期的江西

江西地区从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的考古学文化是延续性的。江西的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经发掘的遗址有赣西北的九江神墩、磨盘墩、陈家墩，靖安县老虎墩，安义县长龙；赣江以西的萍乡禁山下，樟树筑卫城上层、樊城堆遗址上层；赣江以东的万年县雷坛，玉山县程家墩、双明，上饶市马鞍山土墩墓；另外还有一些调查发现的遗址如进贤县高岭、寨子峡，上饶胡家桥、高南峰等，瑞昌求雨垴等。

根据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我们大致可以将西周中晚期到春秋前期的江西分为两种考古学文化。一是在以九江神墩遗址为代表的赣西北地区，这里普遍分布着以高锥足鬲、高锥足或柱足鼎和带外附耳的甗形器为特征的陶器，有的鬲足和鼎足还有纵向刻槽，从西周到春秋早期，带刻槽的鬲足和鼎足的数量逐渐增加，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只占很小的比例。赣西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江西其他地区有较大的区别，这种考古学文化更接近鄂东南和皖西南的以阳新大路铺为典型遗址的一种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这种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幕阜山以北长江沿线，但其影响可以南至潦河流域的靖安、安义等地甚至赣中的樟树一带。

除了赣西北以外的江西其他区域，从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基本相似，且表现为与江浙吴越地区文化面貌趋同，印纹硬陶发达，原始青瓷比较多见。印纹硬陶的纹饰种类达三四十种之多，西周早期还常见的沿用商代的圈点纹、方格凸点纹、圆圈纹等基本消失不见，云雷纹、勾连云雷纹、变体云雷纹、叶脉纹、曲折纹、方格纹、回字纹、圆涡纹、重圈纹、菱形纹、菱形填线纹等纹饰及组合成为主流，纹饰线条粗大，浮雕感很强，但纹饰整体粗放松散。除了赣西北地区，鬲已经不再作为主要炊器，罐的数量增多，而且罐逐渐由折肩变成溜肩和圆肩，硬陶比例大大增加，原始瓷特别是喇叭状圈足的豆在各地也很常见。上饶马鞍山地区曾发掘一座西周晚期土墩墓，墓葬形制和出土的器物都与安徽屯溪土墩墓非常相似，墓中出土的青铜盘与屯溪出土编号M1：85和M3：19的青铜盘造型和纹饰也接近。屯溪土墩墓研究者趋向于认为其为早期越国贵族墓。在上饶玉山双明的洪家山、对面山也发现类似的土墩墓，时代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上饶地区与安徽黄山、浙西的衢州、闽西武夷山等地区相邻，在土墩墓的类型上也接近。《国语·越语上》记载：“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清代王先谦《汉书补注》认为：“姑蔑故城在龙游，太末县亦治龙游，其地实兼有今西安、江山、常山、开化、遂昌、玉山及汤溪县之半。”这说明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江西东部地区已属于越国势力范围，为越国的西部边境。

吴国的势力什么时候进入江西还不能确定，但考古发现说明最晚在春秋中期，吴国已沿着长江进入赣江并在江西中部和西部占有大片土地。清乾隆年间清江县（即今樟树市）临江镇出土春秋时期吴国“工王”铜钟十一件，这批铜钟除最小的一件外均镌刻有铭文，铭文都以“唯正月初吉丁亥工王皮㸐之子者减，择其吉金，自乍遥钟······”为开头。经考证，此套编钟时代为春秋中期，是目前可确认的最早的吴国青铜乐器。1993年在樟树观上郭堆垴发掘一座大型竖穴土坑墓，出土青铜鼎2件、青铜鉴1件及青铜壶、青铜刮刀、青铜镞、青铜锛、青铜圈饰、玉蛙、玻璃管饰、青瓷碗等器物。此墓出土的青铜鼎敞口，口沿上有两方形立耳，耳微外撇，鼎身半球状、圜底，三兽蹄足，底部有三角形范线，腹部有凸弦纹两道，其间为蟠虺纹带（图一）。这种器型的青铜鼎在宁镇地区和安徽皖南沿长江地区如繁昌等地发现较多，皖南所出类似的鼎纹饰多是重环纹和窃曲纹，时代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而樟树观上铜鼎中间纹饰带为蟠虺纹，时代稍晚，应为春秋中晚期。1957年在樟树农校出土青铜鼎1件，鼎身为钵形，立耳，三足外撇，此鼎与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出土的同类鼎相似，年代在春秋晚期。

大量的吴国贵族墓葬和青铜器在樟树附近出土，特别是带吴王铭编钟的发现，说明此地在春秋中期之后备受吴国的重视。筑卫城位于樟树市大桥街道，距赣江约9千米，城址东西宽410、南北长360米，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发掘表明筑卫城城址建于春秋时期，延续使用至战国。筑卫城城址应该是春秋时期吴国在赣中腹地建立的一个区域中心，控制着东西和南北两处交通干线的交汇处。在萍乡市北郊有一座田中古城，面积约4万平方米。由于破坏严重，田中古城的始建年代难以确定，但田中古城所见陶器多为方格纹、米字纹、方卷云雷纹、绳纹、回字填线纹的鼎、罐、釜、豆等吴越式陶器，流行于春秋时期；采集的青铜器如矛、斧、镞等也是春秋晚期常见的样式。田中古城应该是吴国在罗霄山脉山口位置所控制的一个赣江流域通往湘江流域通道的据点。除了这两处城址外，文献还记载吴国在江西有艾邑：“吴公子庆忌骤谏吴子，曰：‘不改，必亡’。弗听。出居于艾，遂适楚。”杜预注曰：“艾，吴邑。豫章有艾县。”《大清一统志》记载：“艾县旧城，在义宁州西，本春秋吴邑，左传哀公二十年，吴公子庆忌出居于艾”，又“艾城，在州西百里龙岗坪，古城犹存”。遗址在今修水、武宁两县交界处，此地向西或向北越过幕阜山就可到楚国统治区，所以吴公子庆忌“出居于艾”后，能够“适楚”。1964年在艾城遗址以西约10千米的修水县上杉乡曾家山出土1件錞于（图二）和1件勾鑃（丁宁）。錞于是吴国常见青铜器，在丹徒北山顶和镇江谏壁王家山等吴国贵族墓就出土过多个錞于。吴国贵族墓中，錞于与勾鑃作为军乐器往往并出，《国语·吴语》记载：“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三军皆哗，扣以振旅，其声动天地。”在春秋战国之交时錞于从吴国传入湖北、湖南、四川等地，修水就在这一通道上。曾家山出土的錞于顶部为侈口浅盘，上有半环状钮，这种形制属于春秋时吴文化錞于。吴国錞于和勾鑃的出土说明此地确曾属吴。1986年在广昌县头陂镇附近发现一处青铜窖藏，出土矛、钺、镞、斧、鼎、刮刀及一件印纹陶罐。矛与钺均可在田中古城见到同类型器物，鼎虽然残缺，但可以看出也是立耳钵形鼎，只是鼎足为柱形足，时代应该比樟树农校的青铜鼎略早，出土的印纹硬陶罐直口弧腹，饰水波纹、米筛纹和小方格纹，也是春秋晚期风格。从这些吴国青铜器分布地点看，到春秋晚期吴国势力已遍及赣中、赣西，并占据赣南部分地区。

赣西北地区原本以部分足端带刻槽的鬲、鼎和附耳甗形器为主要特征的考古学文化，在楚国和吴国的东西夹击之下，从春秋中期之后迅速消失了。以春秋中期开始的吴楚战争为大背景，楚国势力开始进入这里并越过幕阜山向南发展。瑞昌铜岭铜矿的采矿区和余家山遗址，从春秋中期晚段开始，高柱足鬲、盆、高柄豆等典型的楚式陶器逐渐占据主流，而印纹硬陶罐、坛、原始瓷杯、盅式碗等吴越文化因素居次要地位。2017年，在九江共青城基建工地出土一件曲柄甗式盉。此甗形盉上部为折腹盆形，曲柄为单柄龙首式，这种类型的甗式盉时代为春秋早期，为江淮流域群舒国家特有青铜器。由于群舒在春秋中期被楚国所灭，甗形盉在春秋中晚期后已不再见于舒地，而在周边一些晚期墓葬中还可以见到流散的甗形盉。九江共青城所出甗形盉应该是楚灭舒后楚人带来的。

江西高安和靖安两地曾先后发现徐国的青铜器。光绪十四年（1888年），农民熊氏在今高安市西四十五里的清泉市山下田中掘地发现青铜器十二件，包括“钟铎类”九件和觯三件，其中四件有“徐王”铭文。1979年在靖安水口乡李家出土了三件徐国铜器，为一盥盘、一炉盘（图三）和一枓，盥盘和炉盘有铭文，器主为“徐王义楚”和“雁君之孙徐令尹者旨”。2007年4月在安义县城郊凤山村七里墩山发现8件青铜器。其中5件完整的青铜器中，蟠螭纹青铜尊缶（图四）和蟠螭纹双耳三足青铜盥盘（图五）与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墓道出土的“尸祭”蟠螭纹缶及墓坑外祭祀平台中出土的三足青铜鉴器型、纹饰几乎完全一样。三足青铜盥盘与靖安出土的盥盘器型也很相似，只是多了三个小足。丹徒北山顶春秋墓一般认为是吴国贵族墓，但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为徐国青铜器，包括“尸祭”缶及三足青铜鉴。方格乳钉纹青铜盘（图六）直口、浅腹，圈足高且直，双附耳紧贴器壁，上与口沿齐平，这种器型的盘是吴国青铜盘式样。蟠龙纹器座（图七），上为箓顶，下为方座，器身满饰蟠龙纹，中间方形立杆，上饰绹纹。有学者研究后指出，这种青铜器座主要出现在春秋到战国早期，是一种“媵器”，即随嫁的嫁妆，目前已知随葬这种器物的墓主人均为来自中原地区诸侯国的高级贵族女子。安义出土的这几件青铜器具有吴国和徐国青铜器的特征，判断其墓主人应是某位嫁到吴国的徐国贵族的女儿。樟树临江镇在1974年还出土过一件铜鉴（图八），这件铜鉴与安义、靖安出土的盥盘接近，应是同一类器物，同样器型在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和绍兴306号墓等徐国贵族墓也有出土，应该也是徐国青铜器。

徐国在公元前512年被吴国所灭，徐王章禹投奔到楚国。徐国疆域在淮河流域，而大量的徐国青铜器出现在赣西北的靖安、高安、安义等地，有学者认为是楚国将投奔来的部分徐国贵族安置在楚国与吴国交界之地，作为与敌国的缓冲和前哨，吴国作为回应，也安排与徐国关系密切的贵族在周边。这种观点十分有见地。如果高安和靖安的徐国青铜器是楚国所安置在边境的徐国贵族所有，则公元前500年左右赣西北地区大部分区域为楚国占据，其前锋直指丰城樟树等吴国在江西的区域中心，两国边界在现江西九江、南昌、宜春等地区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图九），并且不停地拉锯变动。

春秋晚期吴越之间战争不断，楚国趁机在江西夺取了大片吴国地盘。萍乡田中古城在春秋晚期被废弃，而在古城的最晚堆积中发现了少量楚式鬲的足，古城的废弃被认为是楚国势力到来的表现。与此相应的是楚国青铜器在江西各地的出现，在萍乡高楼出土的春秋晚期青铜鼎，子母口，双附耳，马蹄足，器腹满饰蟠虺纹；宜丰县宝集镇出土1件蟠螭纹钮钟，体形瘦长，于部深凹，鼓部和钲间饰细密蟠螭纹，是春战之交楚国常见钮钟类型。樟树樊城堆遗址上层和筑卫城遗址的上层也都发现了春秋晚期的楚式鬲和细把豆等典型楚国陶器，可见此时楚国占据了整个赣江西岸。

《春秋左氏传·哀公》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误吴也。夏，楚公子庆、公孙宽追越师至冥。不及，乃还。”“冥”地属越国，谭其骧先生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放在今余干万年一带。哀公十九年为公元前476年，即越灭吴前一年。楚国和越国军队能够直接在这里接触，说明楚国势力已跨过赣江，此时吴国在江西的疆域被楚越两国占领。

二、战国时期的江西

吴国灭亡后，江西分属楚越两国。《史记》张守节《正义》认为：“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饶并是东南境，属楚也。袁、吉、虔、抚、歙、宣并越西境，属越也。”这应该指的是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短时间内楚越边境分布情况。

楚国似乎并没有稳固他们在江西的统治，很快就退出了赣地。楚文化是一种强势的文化，当楚国势力占领某地后，或强制推进或温和融合，楚文化都会占据主流或至少平分秋色。但从江西的考古发现看，在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原本已经被楚国占领的地区楚文化出现了退潮，楚式陶器和青铜器变得非常少见，不管是遗址和墓葬的考古材料，越文化占据了主流。显然越国取代了原本的吴国和楚国，统治了整个江西。

从春秋晚期开始，江西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长时间都是以越文化为主。陶器以印纹硬陶为主，原始瓷也较多，磨光泥质陶特别是黑陶占有一定的比例，纹饰以米字纹、麻布纹为主流，蕉叶纹、席纹、绳纹、小方格纹也常见，原始瓷上多水波纹、划纹、弦纹和篾纹等。器型有平底的鼎、釜、圆腹平底的坛和罐、深腹的瓮、浅盘的豆等，甗和鬲几乎不见，原始瓷可见各种盅式碗、盂、钵，各种器物如鼎、罐、盂等器物下往往可见带三个小足，器盖上多见简化的鸟形钮。墓葬形制多样，既有典型的越式土墩墓，也有竖穴土坑墓，还有崖墓。墓葬随葬器物组合多为鼎加兵器加工具，兵器数量较多，鼎均为越式鼎，早期是立耳鼎，后期附耳鼎居多，工具以削刀和农具为主，纺织工具如纺轮和织机等也是常见随葬物。

1988年在宜春浦江坝上发掘春秋晚期墓葬一座，墓葬浅坑，近方形，墓坑四周、底部和封土均为大小不同的鹅卵石，出土青铜提梁鼎、青铜钺、矛、扁茎剑、镞、刮刀，以及方格圈点纹硬陶罐和泥质灰陶罐。此墓的形制和出土器物都是典型的越式风格，提梁鼎与广西恭城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扁茎铜剑也是春秋时期样式。安福严田地区也曾发现类似春秋时期的扁茎剑和青铜矛。

1979年在鹰潭贵溪县发掘14座崖墓，共发现棺木37具，均为独木棺，出土陶器、原始青瓷、竹木器、纺织品等220件。出土的陶瓷器泥质陶22件，主要是仿铜器式样的黑皮灰胎陶，器型有兽首鼎、盖鼎、盘口鼎、钵形鼎、盥盘、提梁盉、三足盘等；印纹硬陶66件，原始青瓷49件；竹木器包括木筝、木剑、纺织工具等。从葬式、葬具和随葬物品看，贵溪崖墓表现出浓厚的越人风格，碳-14测年显示其年代为春秋晚期。

2007年，在靖安县李洲坳发掘一座大型竖穴土坑墓，距发现徐国青铜器地点仅几百米。墓葬为一坑多棺的竖穴土坑墓，棺木都是独木棺，随葬器物包括纺织品、竹木器、漆器、青铜器、玉器、青瓷器等。青铜器包括铜鼎2件，均为钵形鼎身、方形立耳，扁平足外撇，与贵溪崖墓出土的黑皮钵形鼎形态接近。李洲坳墓葬葬制特殊，但从葬具到随葬品各方面表现出越人的习俗，其年代是春秋晚期。

清光绪年间在高安城东锦江和樟树境内发现两件鸟虫书镈，通常被称为“奇字镈”或“能原镈”，分别有60字和48字铭文，为一套编钟中的两件。关于这两件镈上的铭文内容，李学勤、曹锦炎、董楚平、王辉等先生都做过解读，虽然其内容尚有争议，但这两件镈是春秋晚期的越国器物则是确定的，铸器的人可能是越王勾践。能原镈出现在赣中腹地，其意义与发现春秋中期吴国者减钟是一样的，即越国非常重视赣地的统治，向这里派出了王室子弟等高等级贵族。

这些曾被楚国占领的地方很快又被越国占领是楚国主动退出的结果。楚越之间关系在春秋时期比较友好，随着吴国的强大，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楚越两国结成盟国关系。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大夫逢同谏曰：‘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越灭吴后，楚越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仍保持友好。《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屈固“负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宫”。《索隐》：“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即越王勾践的女儿是此时楚国国君楚惠王的母亲。《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还记载：“勾践已平吴······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淮上地即淮河以北地区，勾践将淮上地还给楚国，楚国投桃报李，将赣地让给越国，也是可能的。而且此时“越兵横行於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楚国避其锋芒，让出对其战略意义不大的赣江以西地区，退到幕阜山以北和罗霄山以西，避免与越国直接交锋。因此在越灭吴后较短时间内，越国就占据了整个江西地区，这些越国贵族墓就遍布赣中、赣西等原本属于吴、楚统治的地域。

直到战国中期江西的考古发现都与越文化有关。1983年在玉山双明地区窑山发现一座平地起建的土墩墓，出土玉器3件，包括残剑尖、剑珌和镦；青釉瓷5件，包括提梁盉、兽首鼎、子母口附耳钵形蹄足鼎、钵和盘；以及一件敛口鼓腹平底的麻布纹小罐。在附近狗槽岗的墓葬中出土四个青釉瓷杯，杯壁较直。这两座墓都是战国早期墓葬。在绍兴凤凰山战国木椁墓出土过类似的玉镦。1990年在瑞昌市桂林乡六合村发现两件青铜鼎，一件为撇足盘口鼎（图一〇），一件为附耳箍口鼎，时代是战国早期。撇足盘口鼎与广西宾阳战国墓出土的鼎相似，与贵溪崖墓中的黑皮盘口陶鼎也接近；钵形附耳鼎的造型是越式鼎，但口沿外加了箍口，应该是受到楚文化影响而变化的。1986年，在高安太阳墟乡发现一处窄坑浅穴墓，出土四件铜鼎和六件青瓷器。出土的盘口鼎与瑞昌六合村盘口鼎比较，环形立耳变成了方形附耳，且通体素面没有纹饰，这种鼎出现的时代稍晚，在广州南越王墓都可见到与之相似的鼎。出土的附耳钵形鼎（图一一）与青瓷盅在淮阴高庄战国墓中都可见到类似的器物，高足的钵形鼎在株洲、醴陵也有出土。淮阴高庄战国墓时代为战国中期，高安太阳墟年代应该与之接近，是战国中期。

2002年在新余罗坊镇发掘的陈家遗址中有比较丰富的战国时期堆积。发现墓葬一座，出土青铜剑、青铜削刀和青铜锯。遗址出土陶器以夹砂陶和硬陶为主，有少量原始瓷；纹饰以方格纹为主，次为素面，还可见蕉叶纹、米字纹、麻布纹、弦纹、回纹等，器型有鼎、双系罐、罐、瓮、筒形器、飌形器、钵、豆、纺轮、原始瓷盅等。鼎为越式鼎中常见的盘口鼎、钵形鼎，与贵溪崖墓陶鼎相似。陈家遗址文化因素以越文化为主，楚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细把豆，并不突出。其时代应该是战国早期到中期。

1974年及1975年，在清江县（今樟树市）观上沔下牛头山清理了四座战国时期墓葬。墓葬均为宽坑的竖穴土坑墓，墓向为东西向，墓葬规模均较大，长宽均在8米以上。墓葬椁室四周有二层台，用木炭和生土分层夯筑而成。出土40余件物品，陶器多为硬陶，饰米字纹、麻布纹、回字纹、叶脉纹等，有麻布纹六耳罐、小罐、盂和纺轮等；原始瓷主要是盅，圆筒状；铜器有铜剑、铜削刀、兽蹄器足、器耳、提梁等；玉器有玉璜、玉龙等。器物均具有越式风格，时代应该是战国早期晚段到战国中期。

2011—2015年，在莲花县琴亭镇六模村桐鼓堆山，发掘一座战国中期墓葬。墓葬为竖穴土坑墓，墓道向东，葬具为一椁三棺，棺为独木棺，出土有编钟座架、木筝、各种构件、纺织工具等，陶器残片均为印纹硬陶，饰米字纹和麻布纹等。桐鼓堆战国墓虽然出土较多漆器，但总体风格仍是越式。

江西战国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樟树国字山墓群。2013年以来，在樟树市筑卫城西侧国字山一带，勘探发现4座大型墓葬，对国字山一号墓进行了发掘。该墓葬为中字形墓道竖穴土坑墓，面积约230平方米，外部环绕长方形围沟。椁室用楠木搭建，被分隔为25个分室，椁室内埋葬7具独木棺。墓葬虽经早期盗扰，仍出土有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有漆木器、金属器、陶瓷器和玉石器等。国字山墓葬结构具有突出的越文化特点，如墓葬有兆沟、椁室用木皮包裹、使用船形独木棺等，随葬的典型越系器物有越式鼎（图一二）、提梁盉、杖镦、铜镇、木筝以及原始瓷器、印纹硬陶等。墓内出土2件带铭文的铜戈（戟），经考证铭文分别是“者殹自乍用戟”和“於戉台王旨殹之大子不寿自乍元用矛”。国字山一号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国字山战国墓群与牛头山墓群、莲花桐鼓堆战国墓有较多相似之处，时代也接近。除了众多墓葬，在国字山和筑卫城周边还分布着同时期的众多城址和一般聚落。说明在战国时期，越国继续以筑卫城为区域性的政治中心进行经营，在清江盆地乃至江西建立了稳固的分级统治体系。

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战国时期的越文化器物出土，几乎遍布全省。1959年，清江县田家村出土青铜斧10件、阔叶矛1件、刮刀3件。1963年，龙南县发现战国早期圆空茎剑1件。1972年，瑞昌县发现一批青铜兵器，有圆空茎剑1件、戈1件和铜镞2个。1976年，武宁县发现战国早期土坑竖穴墓1座，出土圆空茎剑2件、铜斧2件、原始瓷盅2件。1980年，都昌县发现铜铎1件。1981年，大余县发现青铜圆实茎剑2件、燕尾矛1件和铜斧1件。1989年，横峰县发现一批青铜器，有铜铎14件、铜锸1件。2010年，在铜鼓县发现战国早期墓1座，出土印纹硬陶罐、瓿各1件。

有学者认为，楚国势力据有江西全境是在吴起相楚南平百越为洞庭苍梧郡时，或在越王无疆发动楚越战争，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之时。但这种观点与考古发现并不相符。吴起相楚和楚威王败越分别是在战国中期的前段和后段。江西各地发现的战国中期考古学文化仍是强势繁盛的越文化，楚文化仅在部分地区作为配角出现。目前出土的大量战国时期楚简和此时的楚国文学作品如《九歌》《离骚》等有许多关于地名的记载，但都没有见到与江西有关的。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寿县出土5件鄂君启节，记载了楚国鄂君车、舟商队所经行的路线范围，以及若干规定和限制，时代为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其中舟节对其东线水路记为：“逾江，庚彭蠡，庚松阳，内泸江，庚爰陵。”据谭其骧和陈伟等人考证，彭蠡，即古彭蠡泽，在今湖北广济、黄梅，安徽宿松、望江、怀宁、安庆一带长江边诸多湖泊；松阳，即今安徽枞阳县；泸江，即青弋江；爰陵，在今安徽宣城一带。谭其骧认为，爰陵为楚国此时的东南边境。由此我们可知，此时楚虽然大败越，占领了部分越的领土，但其在东部大致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地区为楚国所有，长江以南的皖南、浙江和江西还是越国疆土。“鄂君启节”舟节记载西南的水路：“自鄂往······上江，入湘，就誓，就洮阳，入耒，就郴，沅、澧、油，上江，就木关，就郢。”谭其骧认为，线路从长江进入湘江，并达到此时楚国边境最南端的洮阳和郴，即今天广西北部全州和湖南郴州一带。这条线路也与赣地无涉，说明此时江西不在楚国统治范围内。

楚国势力重新进入江西是在楚怀王灭越（前306年）之后。1975年，在新建县昌邑发掘一座墓葬，为竖穴土坑墓，长2.65、宽2、深7.95米，有二层台，出土器物17件。陶器包括两套鼎、镦、壶、豆，以及陶罐形鼎、长颈壶、陶罐、陶匜、陶勺，和铜矛、戈、剑。这是江西发现的最早的典型楚墓，不含任何的越文化因素。据高至喜和杨定爱对楚墓的分期，新建昌邑楚墓时代为战国晚期早段，即楚灭越到秦占领楚国郢都之间。另外在高安郭家山也发掘过一座保存较好的木椁墓，由于资料没有发表，仅知为一椁二棺，出土铜剑、戈、带钩、连弧纹铜镜，漆奁、漆盒、漆耳杯，以及陶鼎、镦、钫、豆、盘、匜等。从这些信息可知，这座墓也是战国晚期的楚墓，时代与昌邑楚墓接近。此外在奉新县宋埠公社出土楚式铜盘，南昌市附近出土两面楚式铜镜。整体来说，楚墓或楚式器物发现得很少。

战国晚期之后楚国逐渐占领江西全境并建立起郡县机构。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方楚印，李家浩先生将其释为“上赣君之谞鉨（玺）”（图一三），为楚国封君上赣君的身边小吏配印，《汉书·地理志》豫章郡有赣县，“上赣君”封国位置应该与之有关。另外，岳麓秦简有关于秦郡的资料，其中记载有“九江郡”，赵炳清认为“九江郡”是楚怀王时楚国夺取原越国的部分领土后，为了方便统治管理而设置的楚郡，后来秦在新取得的楚地沿用原来的楚郡名和设置。据谭其骧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秦“九江郡”包括现江西大部，所以在战国晚期，江西大部都已纳入楚“九江郡”的管辖。

楚国的占领对赣地的文化还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印纹硬陶纹饰大量减少，陶器主要以方格纹或素面为主。但整体来说，江西境内楚墓或楚式器物发现得较少，仍以越文化为主。1956年，在上高塔下村发现三件青铜鼎，此类铜鼎是越式鼎的晚期形态，甚至在汉墓中还可以见到，如南昌东郊西汉墓就有类似的鼎。秦末反秦大军中，鄱阳令吴芮“率百越佐诸侯”；汉初，淮南王英布造反失利，吴芮之子诱骗英布到鄱阳，《史记》记载为“诱走越”。说明直到汉初，江西还是以越文化为主，赣人仍自认为越人。楚怀王灭越后不久楚国自己遭遇大危机，楚都郢被秦军占领，不得不将都城东迁。楚国疲于应付秦国，无力深耕新占领的越地，原越地的越王子弟和高级贵族，《史记·勾践世家》记载：“诸公族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朝服于楚”。江西虽然不再属于越国统治，楚国也可能在江西设立了郡县机构，但事实上各地仍是半独立状态，也保留了越民族的文化特征。江西的越文化根深蒂固，历经两汉三国，直到两晋南朝后，才逐渐消解。

三、结语

传统上人们以“吴头楚尾”形容东周时期的江西，但通过梳理东周时期的考古发现可知楚国占领江西的时间较短，产生的影响也较小。在东周时期，江西大部分时间和地区都是处于吴越两国的交替统治之下。在以樟树筑卫城为中心的清江盆地及周边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吴越王室重器和高等级贵族墓，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清江盆地位于江西中部腹地，是江西境内除了赣北平原外少有的地势较为平坦的区域，从西往东流的袁河、锦江和从东往西流的抚河等河流都在附近汇入从南往北流的赣江，是东西和南北通道交汇处。在清江盆地，除了筑卫城，沿赣江两岸几十千米范围内还分布着新干界埠仓城、丰城丽城和蹠口城等东周时期大型城址（图一四）。新干界埠仓城分布着数十座粮仓，每座粮仓的面积为几十到几百平方米，粮食堆积在0.3~1.2米厚，可想其规模。丰城的丽城面积达到六十多万平方米，蹠口城城址调查发现面积也有近十二万平方米。根据这些城址的调查和发掘资料推断，蹠口城可能始建于春秋，新干界埠仓城和丰城丽城始建不晚于战国中期。这几个城址发现的陶器都以印纹硬陶为主，楚式陶器较少见，因此这几个城址应该是吴国或越国所建。可见吴国和越国都相当重视此地的统治，将其当作疆域西部的政治中心经营，并建立了多个大小不一的城市，作为各级统治机构的驻地。

江西远离中原，吴越占据江西可以将这里当作大后方获得可观的粮食和人口。同时江西是重要的青铜资源来源地，而且吴越经营江西，可以通过赣江联通珠江的北江和东江，不断对岭南地区渗透，甚至沟通海外。由于楚国可以通过占领湖南而达到同样的目的，所以占领江西对于楚国来说战略意义并不是特别突出，对江西的争夺也更多是被动的。

通过吴越楚长达几百年的统治开发，江西成为中国东南地区的枢纽区域，并且从新石器和夏商时期的独特考古学文化逐步融入吴越文化和楚文化中，这个过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统一国家形成过程的一部分，也是未来秦汉豫章郡建立的基础。

作者：王意乐，王静

来源：《南方文物》2024年第1期

选稿：耿 曈

编辑：王玉凤

校对：杨 琪

审订：耿 曈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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