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周总理，我国革命能否走向胜利？尼克松给了一个参考答案

1972年2月21日，夜色笼罩北京。刚刚抵华的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握住周恩来的手时，轻声说了一句话：“我一直想见见真正改变历史的人。”这一句寒暄，埋下了一段有意思的评语：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会“烧成灰烬”。尼克松为何得出如此结论？要理出他的逻辑，得把时间拨回到南昌枪声和长征艰途。

1927年夏，四一二事变过去还不到四个月，武汉江面暑气蒸腾。中共中央紧急电令：在江西发动武装起义。争分夺秒的是前敌委员会，却偏偏出了“临门踩刹车”的张国焘。张咬住“成功把握”这四个字，要求征求张发奎意见，一拖就是两天。起义计划眼看要泡汤，会议室里烟雾缭绕，针落可闻。周恩来终于站起身，抬手重重一拍木桌，茶杯震得跳起。他丢下一句：“再拖，我即刻回汉口，请另派人负责！”短促的爆发打断僵局，当晚九点，各部火速集结；8月1日凌晨，南昌枪声划破夜空。这一拍，给秋收起义夺来宝贵掩护，也让“党指挥枪”的口号落地有声。
同样的决绝，还出现于1934年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踏上漫漫征途。黎平县城刚被攻下，政治局内部又陷入路线拉锯。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会合，理由是“指示早就下了”。毛泽东则以黔北、川南形势为据，主张西进。会场外风雨如晦，会场内唇枪舌剑。李德不在，却借电报压人：“路线已定，不得擅改。”周恩来坐不住了，他用英语冲在场众人直问：“盲目北上，能打得穿五倍敌军防线？”随即再度抡掌，马灯摇晃，灯芯瞬间暗下。周恩来盯着李德的代表，语气急促：“这是逼红军上绝路！”黎平会议因而改向西进，遵义会议的窗口由此打开。后来毛泽东回忆此事时笑道：“总理那一下，把钢轨掰直了。”

有人说，南昌起义就算被拖黄，秋收起义也会爆发；黎平县若继续北上，兴许还能闯出去。说得轻巧，却忽略了两点：第一，秋收部队当时兵力不过五千，缺弹少粮，若无南昌主力牵制，湘赣两省的反扑必然倾巢而出；第二，湘西重兵设防，红军携带大量非作战物资，正处江河日下，一旦被包围，很可能重蹈鄂豫皖主力被歼的覆辙。周恩来的“拍桌子”，不是情绪宣泄，而是以时间换生机的决断。
1949年以后，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时就关注新中国动态。美国情报部门多次提到周恩来在党内“调节矛盾”的角色，但那只是皮毛。真正让尼克松信服的，是他翻阅到一份1946年的延安谈判记录。国共双方陷入僵持，“和谈代表团”已打算解散，周恩来却在凌晨一点敲开美国特使的房门，递上一份新草案。文件落款：周恩来——“为全体中国人避免内战再度表态”。尼克松批注：“持续行动者，非浪漫派。”
周恩来身上的锋芒与温润并存，既能在危急关头拍桌断案，也能在谈判桌边回旋余地。1921年到1949年，中国革命横跨28年，内部路线分歧、外部多方围剿，任何一次失血都可能致命。毛泽东擅长在宏观战略上开辟新路，而周恩来善于把那条路修成可以疾驰的通道。尼克松的评价，与其说是个人感慨，不如说是旁观者对两个角色互补性的洞察。

试想一下，如果南昌起义的枪声因为犹豫而迟到，那么国民党对共党武装的围堵将更加严密，秋收起义可能被迫蜷缩于井冈山周边，无法向外辐射。再往后，没有井冈山与瑞金之间的战略回旋，也就谈不上以后中央苏区的成型。同理，在长征初期若继续北上，红军不仅要面对桂系和中央军，还要突破重兵封锁线，几十门山炮、上百挺机枪足以把队伍打散。那些牺牲并非没有意义，但倘若主力尽失，1935年的遵义会议何处召开？陕北的落脚点又由谁来争取？单凭毛泽东独自折冲，缺少周恩来一道监管执行链条，胜负天平恐怕要重新摆放。
周恩来并非事事拍桌，他更多时候以耐心协调闻名。也正因为极少发火，每当他骤然拍案，反倒像警钟长鸣——“形势再延误就要失控”。南昌、黎平之外，西安事变时他同样在紧要关头一锤定音；解放战争前夕，他对刘邓大军“先打运城、再取临汾”的部署，也以刚柔并济化解争论。一次又一次，他在转折点上将革命推离险境。

尼克松访华结束前，再次与周恩来长谈。他提及那句“烧成灰烬”的比喻，周恩来只是淡淡一笑：“中国革命靠的是集体智慧，个人不过做分内的事。”这一回应没有自谦，也无自夸，却恰恰点出了答案——胜利从来不是单人剧本，却常常需要有人在岔路口掷下重锤。尼克松后来说：“那位总理把战场上最危险的火线一寸寸向前推，而自己却总像站在幕布后。”于是，他给出了参考答案：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依旧能生火，但火势或无法穿透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