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安战士的南下回忆， 南下途中收到通讯员来信，对不起刘局长

火车还没开动，人却先跑了。

这事儿发生在1949年8月，地点是济南南站。

当时山东泰安县的一批干部正准备南下，参加接管西南的工作。

就在临上车的前一晚，一个叫小杨的通信员不见了。

留下了一封信，塞在枕头底下，还有几件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

“刘局长，我对不起你了。

我是家里的独子，母亲、姐姐还有对象都不同意我南下。

我实在走不了，枪和子弹我都留下了，我回县公安局接受处分。”

这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具体多大年纪没人记得了。

但那会儿他已经是个公安干部，是刘志刚局长的贴身通信员。

枪都配了两把，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

这么一走，算是犯了军纪。

可是问题来了——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干部南下，在当时是一项政治任务。

可别忘了，1949年那个夏天，大部分南方地区还没完全解放。

国民党军队在很多地方还在负隅顽抗，城市里满是特务和便衣。

南下的干部，不止是要去办公，更要去冒险。

从山东到云南，几千公里的路，从火车、汽车到骑马步行，一路上走的是战乱刚停的烂路，住的是临时借的旅社、破旧车站。

谁都知道，这一去可能几年都回不了家。

刘志刚收到信后第一时间写信回县公安局，要求严肃处理。

这不是因为他无情，而是因为整个队伍的稳定正在一点点崩裂。

小杨这一跑，像是揭开了一道口子。

到了徐州，又出事了。

原来一个区长，叫孙明修，之前在华东局参加军政训练，结果开着小车回家探亲后，干脆就不回来了。

后来被人发现，他竟然跑到徐州做起了小买卖。

南下干部还没到云南，自己先变成了“地方商人”。

说起来有点滑稽，可那时候真的不少人这样。

火车开到信阳山区，突然停了。

下车一查，火车头不见了。

大队干部急了，带枪直接找到站长问话。

站长一听要“枪毙”，吓得脸都白了，赶紧打电话调车头回来。

谁知那司机竟然自己把车头开去了信阳。

那会儿的纪律，靠的是人盯人。

没人能想象，一个铁路司机会在夜里偷偷把火车头开走。

但在干部南下的队伍里，这样的事情不是个例。

还有宣传部长，几个区级干部，也是在途中悄悄“溜回家”的。

可这支队伍最终还是到了云南。

刘志刚是其中一员。

从副指导员做起，后来一路做到云南省公安厅的干部科长、政治部主任。

工作细致严谨，作风泼辣，办案、训练、组织建设样样不落。

那时候公安机关还在组建初期，既要接收旧政权留下的档案，又要整顿社会秩序。

城里还有不少没缴枪的国民党士兵，街头巷尾都是暗哨明岗。

他在公安厅干了五年。

到了1954年，又被调去搞工业建设，新岗位是澜沧铅矿的矿长兼地质勘探队队长。

这不是普通的矿，是国家重点项目，背后是中央的大手笔投资。

那地方连路都没有，从思茅到矿区得骑马走九天。

路上全是泥泞山道，马帮走着走着就停下来煮饭，晚上睡在草地上、老百姓家的草棚里。

有一晚走错了路，几个人在大雨里又冷又饿，进了个粮仓借了两条毡子挤着睡。

睡不着，讲故事打发时间。

李文渊讲了个尼姑和醉汉的段子，大家在雨夜里笑出了声。

到了矿上更难。

没房子住，就上山砍木头盖茅草房。

没电，就用柴油机发电。

最早炼铅用的是土窑，年产1000吨，后来建起鼓风炉，年产翻倍。

运输全靠人背马驮，最多时有3000多匹马组成的运输队。

铅锭堆在西双版纳的公路边，连周总理都看到了，亲自批示给他们调拨汽车运输。

他说要100辆，最后给了90辆。

刘志刚不是工程师出身，也不是搞工业的。

他是干公安的，干组织工作的。

但在澜沧，他带队修路、建厂、搞测量，连职工宿舍、文化俱乐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后来国家还在老厂和孟浪坝之间建起新厂，年产1万吨。

到1966年，产量突破2万吨。

铅里提炼出的银子交给国家，稀有金属也有专家鉴定。

厂子建起来了，俱乐部也热闹了，《老厂小调》《神灯照边疆》都是他们自己编自己演的歌剧。

东方歌舞团也来演出过，张爱萍、宋平等中央领导都来过现场。

那时候的干部，既要干活，还得带头唱戏。

可到了“文革”，一切都变了。

造反派冲进他家，奖状、照片、材料，全抢光了。

连厂里大礼堂里挂的功劳牌也被砸了。

那些年，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也有人被精简下放。

他负责的厂子办了家属副业社，种菜、养猪、开荒，才撑过那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