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的长安,佛音缭绕,香火鼎盛。王公贵族争相舍宅为寺,百姓为求福报散尽家财,连唐宪宗都要遣使千里,恭迎佛骨入宫供奉。在举国狂热的崇佛浪潮里,有一个人却身着青衫,手持笔锋作利剑,写下一篇《论佛骨表》,直斥“佛不足事”,孤身与整个时代叫板。他,就是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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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大唐,早已不复盛唐气象。藩镇割据,战乱频仍,朝廷赋税锐减,而佛教的大肆扩张,更让雪上加霜的民生不堪重负。数万僧尼不事生产,却坐拥大量田产;无数寺庙金碧辉煌,而民间却是饿殍遍野。韩愈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他深知,若任由崇佛之风蔓延,国家根基必将动摇。
于是,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当佛骨被迎入宫中,满朝文武歌功颂德之际,韩愈挺身而出。他在奏折里直言,佛教乃“夷狄之法”,与华夏正统相悖;他历数历史教训,指出“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他甚至疾呼,若皇帝执意崇佛,愿“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这字字泣血的谏言,如同一道惊雷,劈开了长安城的靡靡佛音。
龙颜大怒。唐宪宗将奏折掷于地上,怒斥韩愈“诽谤朝廷”,当即下令将其处以极刑。幸得裴度等大臣拼死求情,韩愈才捡回一条性命,被贬往八千里外的潮州。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这趟贬谪之路,韩愈走得狼狈又悲壮。他路过蓝关时,大雪封山,前路茫茫,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千古名句。但他没有丝毫悔意,在潮州任上,他驱除鳄鱼,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将中原文化播撒在蛮荒之地。他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抗争从不是一时意气,而是为了苍生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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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抗争,远不止反佛一事。彼时文坛,骈文盛行,辞藻华丽却空洞无物,文章沦为权贵的玩物。韩愈又一次逆势而行,扛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主张“文以载道”,呼吁文章要言之有物,要承载儒家的仁义道德,要反映民生疾苦。他亲自撰文示范,以古朴刚健的文风,打破骈文的桎梏,为后世散文发展开辟了全新道路。
他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却始终不改初心。他敢为天下先,敢说真话,敢与世俗对抗。他对抗的,是泛滥的宗教狂热,是僵化的文坛风气,是腐朽的官场规则。他以一介文人的单薄身躯,扛起了重振儒家道统、匡扶社稷民生的重任。
千年之后,当我们重读《论佛骨表》,重读《师说》《进学解》,依然能感受到那股振聋发聩的力量。韩愈早已化作一座精神丰碑,告诉世人:纵使举世皆浊,亦要守得住本心,撑得起风骨,敢于和时代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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