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死刑后他仰天大笑，死后妻子才知，他娶她是另有所图，却不恨

如果有一张照片，能同时让人感受到极致的恐惧和惊人的平静，那一定是1948年9月30日《大公报》头版的那一张。

黑框标题写着冰冷刺眼的4个字“死刑执行”，可框里的年轻人却在笑——不是强颜欢笑，不是嘲讽冷笑，而是仰天大笑。

他叫王孝和，那年才24岁，那天早上，提篮桥监狱的牢门打开时，王孝和已经准备好了。

他穿上那件白衬衫，仔细扣好每一颗扣子，像是去赴一场重要的约会。走出牢房时，他对着走廊两侧的难友们点头，忽然用尽力气高喊：“特刑庭不讲理！特刑庭乱shā人！”声音在监狱上空回荡。

去刑场的路上很安静，只有脚镣拖在地上的声音。当被绑在刑场的木椅上，面对颤抖的枪口时，他突然笑了，那笑声如此响亮，如此坦荡，以至于执法的法警都愣住了。枪响了，王孝和怒目圆睁，身体依然挺直。

行刑前，他为什么仰天大笑？一个24岁的年轻人，面对死亡怎么能这样笑？这一笑背后，连着一个女人的一生，更藏着一个跨越半世纪的秘密…

时间倒回1946年，上海的一家小茶馆里。

22岁的王孝和见到了，从乡下来找他的未婚妻忻玉英，这是一桩“娃娃亲”，受过新式教育的王孝和曾经很抗拒，还写过退婚信。

但见面那天，一切都变了，这个淳朴的姑娘回答了他几个看似突兀的问题——“你信神佛吗？”“村里有人骂国民党吗？”——她的答案让王孝和看到了一个善良、本分的劳动妇女的模样。其实，那是组织在考察她是否可靠，她通过了。

两人结了婚，但婚后的日子却让忻玉英看不懂。王家的“麻将局”常常开到深更半夜，却只听洗牌声，不见打牌声。王孝和有时深夜才回，身上还带着香水味。流言在邻里间传开，连忻玉英自己也困惑过。

直到有一天，丈夫把她叫到墙角，悄悄撬开一块砖，露出里面藏着的油印纸包：

“以后这里，你来守。”他看着她的眼睛说。

忻玉英没多问，只是郑重地点了点头，从那天起，她成了丈夫最可靠的“哨兵”，她学会了在门口纳鞋底、晾衣服，实则留意每一个过往的陌生人，她记住了各种暗号，什么时候窗口该放花盆，什么时候该收衣服。

她渐渐明白，香水是为了盖住地下传单的油墨味，深夜的“麻将声”是同志们在开秘密会议。他们的婚姻，始于一桩旧式婚约，成于革命的需要，却在相濡以沫中生长出了最真实的感情。

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取名佩琴，这个小家，成了王孝和最温暖的港湾，也成了他最深的软肋。他教不识字的妻子认字，会在回家时给女儿带一块小糖果。日子清贫，但有了盼头，忻玉英又怀孕了，王孝和常常摸着她的肚子，眼里都是温柔的光。

可黑暗还是来了。

1948年春天，上海被白色恐怖紧紧包裹。因为领导工人运动，王孝和早已被敌人盯上，4月19日，特务上门威逼利诱，要他“自首”。

他斩钉截铁地拒绝：“我是工友们选出来的，只为工友办事，无甚可自首！”

朋友和妻子都劝他出去躲躲，但他因为没接到组织的明确指示，选择了留下，后来才知道，撤离通知已经发出，只是没能送到他手上。

4月21日，忻玉英的生日。

王孝和抱起1岁多的女儿佩琴，亲了亲她的小脸，说了句：“爸爸上班去了。”然后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只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来。

忻玉英挺着大肚子，找遍了上海所有的监狱，最后在提篮桥，她见到了戴着沉重脚镣的丈夫。隔着探视的铁窗，王孝和想摸摸她的头，手铐哗啦作响。

他压低声音，快速交代：“孩子交给娘带，家具可以卖掉，但过去的事，谁来过家里，永远别说。”他的话，她一字一句刻在心里。

在狱中的5个多月，是王孝和用笔倾诉最后的爱与牵挂的时光。

他写了50多封信，这些信：

有的写给父母，满怀不能尽孝的歉疚；

有的写给同志，鼓舞他们继续奋斗，“光明就在前方”；

而最多的，是写给妻子忻玉英和未见面的孩子的。

在信里，他是体贴的丈夫，“咸菜要多放油炒，别舍不得吃。”他是愧疚的父亲，给未出生的孩子取名“佩民”，还在信里苦中作乐地叮嘱：“记得给难友们发红蛋啊！”

提及看到女儿在妻子肩上哭泣的画面时，他写道：“我再想多看一眼，已不能了。”字字戳心。

然而，最催人泪下的一封，是他对妻子未来的安排：“倘使你有看得中的好人，可作为你的伴侣，我决不会怪你，只有这样我才能放心。”

在生命的尽头，他给妻子最深的爱，竟然是“放手”，是祝愿她能有新的幸福。这些沾着泪痕和决绝的信，忻玉英后来一针一线，小心翼翼地缝进了棉被里，那是丈夫留给她最后的温度。

1948年9月30日，王孝和牺牲。

21天后，忻玉英在无尽的悲痛中，生下了小女儿，她遵从丈夫遗愿，给孩子取名——王佩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满城欢腾，忻玉英冲上街头，拉住每一个穿军装的人问：“你们见过王孝和吗？”

大家都说没见过，她等来的，只有一张烈士证明书，多年以后，当一切真相大白，她完全明白了这场婚姻起初的“任务”性质。

但这位普通的中国妇女，却说出了让人肃然起敬的话：“虽然是被‘利用’，但我不恨他。”

她理解丈夫，理解那个年代，有比小家庭幸福更重要的事情。她终身未再嫁，一个人拉扯大两个女儿，她把丈夫留下的毛毯、书信全部捐给了国家，如今这些都是珍贵的革命文物。

而王孝和的女儿王佩民，一生都在寻找父亲的足迹。

1994年，烈士遗骸迁往龙华烈士陵园，她恳求工作人员，在移灵时让她看一眼从未谋面的父亲。

“这就是我，一个从未见过父亲的女儿，唯一一次与他‘相见’。”

2018年，她在《朗读者》舞台上，泪流满面地讲述父亲的故事，台下观众无不潸然泪下。

而那个本文开头，关于“笑容”的最终答案，在近年才被揭开。

原来，王佩民在整理史料时，发现了一封新公开的父亲绝笔信，那是王孝和临刑前写给组织的：“我之牺牲，想必能激励更多同志。唯放心不下玉英，她性子直，望多加照拂。”

信的结尾，有一行笔力很重的小字，仿佛用尽了全部柔情：“结婚四年，未尝好好待她，来生再补。”

原来，那刑场上震撼世人的仰天大笑，不是一个无情的革命者对家庭的漠然。恰恰相反，那是一个深爱妻子孩子的男人，在用最极致的勇气践行最博大的爱。他把对小家的愧疚和眷恋，凝成了这句“来生再补”的誓言；而把对民族大家、对光明未来的信念，化作了面对枪口时那无所畏惧的坦荡笑容！

他笑着赴死，是因为深信黑暗终将过去，他所爱的、所保护的人们，终将能堂堂正正地活在阳光下。而她的不恨与一生的坚守，是对这份信仰最深沉、最有力的回应。

今天，在王孝和曾工作的杨树浦电厂，他的塑像静静矗立，每年新员工入职，第一课就是听他的故事，他牺牲的地方，建起了“孝和广场”。

他的故事被编成话剧，走进校园；

他曾用生命呼唤的“光明”，早已普照大地；

他牵挂的“佩民”（心系人民），也已成长为一种精神象征。

当我们再次凝视那张老照片上年轻的笑容，我们终于懂得：最壮烈的爱情，从来不是朝夕厮守，而是我愿用我的牺牲，为你、为千万个你，换一个不再需要如此牺牲的明天。

那笑容穿越77年风雨，依然滚烫，依然能灼痛我们的眼睛，叩问我们的心灵——关于信仰，关于爱情，关于一个人可以为何而活，又为何而死。

（谨以此文，致敬所有在黑暗中前行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