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病假”背后：万历为何退幕后，原来爷爷就是“东躲西藏”

或许从老师张居正咽气的那一刻起，二十岁的万历皇帝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要退到深宫幕后，当一个真正“遥控”朝堂的君主。这个念头，在四年后变成了现实——从万历十四年秋天开始，他就找各种理由，不再上朝见那群大臣了。

说实话，皇帝嘛，天下都是他的，在哪儿办公好像没那么要紧，关键是把权攥在手里、别误了正事就行。他爷爷嘉靖皇帝就是个例子，几十年不上朝，躲在西苑修道炼丹，可朝廷里的大事小情，哪件不是他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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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臣们不这么想。在他们眼里，嘉靖皇帝那就是“懒政”的坏典型。他们一心想把万历皇帝扳回“理想明君”的轨道，哪能看着他学爷爷“躺平”？于是，有个叫雒于仁的官员憋不住了，上了一道轰动朝野的《酒色财气疏》。他在奏折里把皇帝骂得够呛，说您自己又好酒又好色又贪财又脾气大，凭什么要求我们臣子清心寡欲、克己奉公？这不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这道奏折的杀伤力，堪比当年海瑞骂嘉靖。万历皇帝没他爷爷那么“刚”，被这么一骂，干脆又“病”了。从此，大臣们想见皇帝一面，更是难上加难。

其实，在万历十四年之前，皇帝在大家眼里还是个勤奋上班的“好学生”。每天按时打卡，规规矩矩，怎么看都是个明君胚子。但对万历自己来说，那都是装出来的——是在严师张居正和严厉母亲李太后的高压下，不得不做的样子，根本不是他的本性。

这事的根子，还得从他十岁登基那会儿说起。

父亲隆庆皇帝早逝，扔给他一个庞大的帝国和三位辅政大臣。很快，他的老师张居正联合太监冯保，挤走了首辅高拱，自己成了帝国实际上的掌舵人。在母亲李太后的全力支持下，张居正既是严厉的帝师，又是代行皇权的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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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皇帝万历表现得聪明又懂事：每天先给嫡母陈皇后请安，再去见生母，孝道无可挑剔；对张居正更是尊崇备至，一口一个“张先生”。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写了幅字送给老师，张居正却板着脸，搬出一堆亡国之君的例子来教训他，吓得小皇帝再也不敢随便舞文弄墨了。

张居正对皇帝要求极严，要他节俭勤政。宫里开销被砍了又砍，万历想摆点皇帝排场都没机会。可另一边，张居正自己却大权独揽。为了让皇帝专心学习，他甚至停了皇帝和大臣当面议政的“召对”制度，奏折到内阁就被截留处理，皇帝成了盖章工具人。

对张居正来说，权力是推行改革、打击贪腐的利器。但对渐渐长大的万历来说，这位无所不能的“张先生”，功高震主，俨然已是皇权最大的威胁。清算，只是时间问题。只是没等万历动手，张居正就在万历十年累死了。

老师一死，万历亲政，压抑多年的情绪终于释放。很快，张居正被抄家，昔日盟友冯保也被打倒。更让万历心惊的是，眼看一代名相倒台，墙倒众人推，舆论瞬间把张居正踩成了十恶不赦的奸臣。这让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文官集团，特别是那群言官“笔杆子”的可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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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和冯保倒了，皇帝就得独自面对整个文官集团了。这是朱元璋废除丞相后，给后世子孙留下的“考题”。可后来的皇帝，谁也没有朱元璋那样的精力和手腕。于是内阁和宦官渐渐成了皇帝的帮手。如今帮手没了，万历得自己答题。

而张居正之后的内阁首辅们（比如申时行），都被之前的斗争吓破了胆，变得谨小慎微，只知道和稀泥、明哲保身。即便如此，他们也免不了被言官们整天弹劾、指着鼻子骂。整个朝廷几乎变成了吵架的菜市场，是非对错，最终都要皇帝来裁断。万历烦透了，他选择躲起来——眼不见为净。

但不上朝不等于不干活。像处理雒于仁的奏疏，他就采纳了申时行的建议“留中不发”，也就是不批复、不表态，让事情冷处理。这给了大臣们一个错觉：皇帝彻底摆烂了。可对万历来说，他其实找到了更“高效”的管理方式：只通过核心的内阁班子来处理政务。从现代管理角度看，他的管理幅度反而更合理了。于是，从万历二十年起，他基本就“居家办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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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树欲静而风不止。皇帝刚躲进深宫，西北的宁夏和东边的朝鲜就同时告急。宁夏降将哱拜造反，日本的丰臣秀吉则野心勃勃，想以朝鲜为跳板征服大明。朝鲜国王被打得丢盔弃甲，一路逃到中朝边境求援。

要不要出兵？朝廷里吵翻了天。兵部主战，言官们主和，理由五花八门。关键时刻，久不露面的万历皇帝展现了难得的决断力。他迅速批示加强沿海防御，并同意接纳朝鲜国王避难。最终，明军东西两线作战，先后平定了宁夏叛乱，并经过七年苦战，把日军赶出了朝鲜。不过，对于那个一直躲在后方、几乎“躺赢”的朝鲜国王，万历在诏书里也忍不住讽刺了几句：朕是看在大义的份上帮你，可不是欠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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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了外战，万历心情稍好，甚至破例出席了太后的生日宴会。可大臣们一见皇帝“病好了”，立马又扑上来，揪住那个最让他头疼的问题不放：赶紧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这才是万历心中真正的死结。他喜欢的是宠妃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而皇长子朱常洛，只是一次偶然临幸宫女所生，万历对他感情淡薄。但按照祖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他没有嫡子，就必须立长子。这让心高气傲的万历觉得无比憋屈和丢脸——仿佛自己的私生活和继承人选择，都被群臣用礼法绑架了。

于是，君臣之间展开了长达十多年的“国本之争”。大臣们群情激愤，甚至集体跪在宫门前“逼宫”。最终，在母亲李太后的干预下，万历败下阵来，极不情愿地立了朱常洛为太子。

经此一役，万历对这群专门和自己唱反调的大臣彻底寒心。他决定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报复和对抗：“缺官不补”。你不是要按规矩来吗？那好，官位空缺我就晾着，谁也不提拔。到万历二十九年，中央和地方官员缺额严重，整个行政系统几乎半瘫痪。

这招确实让文官们难受了。工作压力全压到剩下的人头上，首辅沈一贯叫苦不迭，说百姓的骂声全冲他们来了。但万历铁了心，他用这种沉默而消极的方式，守护自己最后一点“说不”的皇权威严。他知道这不对，但这是他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的唯一武器。而文官们受儒家“忠君死谏”思想熏陶，也不肯退让。皇权与臣权，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循环，耗尽了大明最后的活力。

最直接的恶果，在帝国边疆显现。当东北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时，万历依然像当年处理朝鲜问题一样迅速决断，要求兵部剿灭。可兵部官员却首先跟他讨要拖欠的军饷，不发钱就不办事。万历想绕过兵部，直接让高层讨论，但拖拉的官僚系统已经失灵。等到反应过来，辽东总兵张承胤的援军早已全军覆没，努尔哈赤已成气候。

生命的最后两年，万历是在对辽东战事的焦虑和日益沉重的病痛中度过的。他多次向臣子解释自己真的病了，“头目眩疼，心腹烦懑”，但没人相信。直到首辅方从哲被特许进入寝宫探视，才震惊地发现，皇帝真的已经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了。方从哲急着问内阁补人的事，气若游丝的皇帝只能回答：“等朕身体好点就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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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间没有等他。万历四十八年七月，这位近三十年不上朝的皇帝在深宫中驾崩，至死也没能补齐那个千疮百孔的官僚系统。

他留下的遗诏充满悔意，说自己因为多病，懈怠政事，导致朝政瘫痪，现在追悔莫及。并提出补官、罢矿税、发内帑充军费等补救措施——这些，恰恰都是当年大臣们求他做而他坚决不肯做的事。直到生命的尽头，他才与臣子们达成了迟来的、也是悲剧性的“共识”。

传统史观常将明朝灭亡的祸根归于万历的“懒政”。但换个角度看，万历的消极何尝不是一种极端无奈的“非暴力不合作”？他并非庸碌昏聩，反而在关键时刻（如三大征）显得清醒果断。他的“躺平”，更像是一个被巨大文官集团和僵化礼制捆绑的聪明人，发现无法用“明君”的方式获胜后，选择的一种沉默反抗。这是一场皇帝个人意志与整个帝国官僚系统之间的冷战，没有赢家，而大明王朝，则成了这场持久内耗中最昂贵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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