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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唐朝入仕之途,世人多聚焦于科举取士的风光无限,却鲜少知晓,在大唐的官制体系中,科举从来都不是读书人步入朝堂的唯一通道。
彼时,门荫、荐举、军功、征辟、流外入流等诸多途径并行,共同构筑起一套多元的选官网络。
可就是这样一个条条大路通长安的时代,偏偏让“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诗仙李白,空怀经天纬地之志,却始终困于“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窘境,终其一生未能踏入仕途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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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既有时代规则的无形壁垒,更有李白自身性格与追求的必然局限。
要解开这个谜题,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唐朝仕途的多元路径,看清隋唐科举考试之外的条条通途,方能明白李白为何连一条路都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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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门荫入仕!
这是门阀子弟最便捷的晋身之阶。大唐承袭魏晋遗风,虽大力推行科举,但依旧给世家大族保留了特权通道——高官子弟可凭借父祖的官爵品级,直接获得入仕资格,无需寒窗苦读。
如宰相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杜如晦之孙杜黄裳,皆因门荫入仕,平步青云。
可这条捷径,从一开始就对李白紧闭大门。李白的家世始终是个谜团,学界虽有诸多猜测,却无确凿证据证明其出身名门望族。
更有说法称其祖上因罪被贬,家世背景不仅无法为其加持,反而可能成为仕途阻碍。没有门荫的加持,这条路于李白而言,无异于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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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荐举入仕!
这是寒门才子最易借力的通道。唐朝帝王素来重视人才,常下诏令百官举荐贤能,不少寒门之士借此得以崭露头角。
比如王维便是经岐王李范举荐,献诗唐玄宗,一举成名入仕;孟浩然也曾受张九龄举荐,虽未得高官,却也获得了面圣的机会。
这条路,李白其实也曾奋力追逐。他一生周游四方,遍访王公贵族、文坛名宿,希望能得到举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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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拜谒荆州长史韩朝宗,写下洋洋洒洒的《与韩荆州书》,言辞恳切地毛遂自荐;也曾与玉真公主结交,期望这位深受玄宗宠信的公主能为自己美言;更曾入仕永王李璘幕府,试图借助藩王之力实现抱负。
可遗憾的是,韩朝宗并未对其青睐有加;玉真公主的举荐也未能转化为实质性的官职;而永王李璘的叛乱,更是让李白身陷囹圄,险些丧命。数次举荐之路,皆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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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军功入仕!
这是乱世之中或者盛世开疆时英雄辈出的捷径。大唐开疆拓土,军功卓著者可凭战功封侯拜相。
比如薛仁贵征战高句丽,战功赫赫,官至右领军卫将军;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挽狂澜于既倒,被封为汾阳郡王。
这条路,李白也曾心生向往。他自幼习武,“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自诩“剑术自通达”,颇有几分任侠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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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漫游幽州,眺望边塞狼烟,写下“倚剑登高台,悠悠送春目”的诗句,字里行间满是建功立业的渴望。
可李白生逢开元盛世,虽有边患却无大规模战乱,朝廷无需大量征召文士从军;更重要的是,李白的“剑术”更多是文人的任侠情怀,并非真正能领兵作战的将帅之才。缺乏战场历练的他,终究无缘军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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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征辟入仕!
这是帝王直接征召贤才的特殊通道。对于那些声名远扬的隐士、大儒,帝王会直接下旨征召,授以官职。
唐玄宗曾经征召隐士卢鸿一,拜其为谏议大夫;唐肃宗也曾征召诗人杜甫,任其为左拾遗。
这条路,李白看似触手可及,实则咫尺天涯。他的诗名早已响彻长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连唐玄宗都对其才华赞赏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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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份赞赏,更多是将其视为“词臣”,而非“重臣”。唐玄宗召李白入宫,不过是让他赋诗助兴,点缀盛世繁华,从未想过委以治国理政的重任。
李白在宫中的身份,更像是一个御用文人,而非能参与朝政的官员。
当他桀骜不驯的性格与官场规则发生冲突,当他“力士脱靴,贵妃研墨”的狂放之举触动了权贵的利益,被“赐金放还”便是必然的结局。这场短暂的征辟,终究只是一场繁华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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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科举入仕!
这是天下读书人最趋之若鹜的正途。自隋炀帝创立科举制,唐朝将其发扬光大,无数寒门子弟通过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改变命运。
当年韩愈四考进士及第,终成一代文宗;白居易一举高中,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得意之句。可这条路,李白却从未踏足。
究其原因,一是科举需经过层层考试,从县试、州试到殿试,耗时长久,且对出身有一定要求,李白的家世背景或许难以通过资格审查;二是李白的性格,根本耐不住科举备考的枯燥与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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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士,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酒仙,让他埋首故纸堆,钻研经义策论,无异于缚住鲲鹏的翅膀。他不屑于走科举这条“寻常路”,一心渴望“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以布衣之身直抵卿相。这份执念,让他与科举之路彻底绝缘。
如此看来,唐朝的仕途明明四通八达,可李白却仿佛陷入了“条条大路皆不通”的死局。这其中,既有时代的客观限制,更有李白自身的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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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代层面看,大唐的选官制度虽多元,却始终跳不出阶级壁垒与权力规则的框架。
门荫制偏袒世家,荐举制看重人脉,军功制需要机遇,征辟制依赖帝王青睐,科举制则要求循规蹈矩。李白既无世家背景,又无过硬人脉,既缺军功机遇,又不愿屈从官场规则,自然难以在这套体系中找到立足之地。
从李白自身来看,他的性格与追求,从一开始就与官场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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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着“济苍生,安社稷”的宏大抱负,却不屑于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资历;他渴望成为帝王之师,辅佐明君开创盛世,却缺乏官场必备的隐忍与圆滑;他狂放不羁,藐视权贵,却不懂得在权力的夹缝中周旋。
官场需要的是俯首帖耳的臣子,是深谙进退之道的官僚,而李白却是一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狂士。这样的性格,注定无法在勾心斗角的官场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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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的城门,对无数人敞开,却唯独对李白紧闭!
他一生漂泊,写下千首诗篇,以诗名光耀千古,却始终未能实现入仕为官的理想。或许,这正是命运的馈赠——若李白真的步入官场,成为一名循规蹈矩的官员,或许世间便少了一个“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诗仙。
长安路远,诗仙难仕。李白的仕途悲剧,既是个人的遗憾,也是时代的无奈,更是历史的必然。而这份遗憾,终究化作了唐诗中最璀璨的一笔,光耀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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