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嫌相亲对象骨架大，娘拿鸡毛掸子逼我娶，后来才懂娘的眼光毒

一九八七年的深秋，雨下得黏腻，连下了半个月没停。那年我二十四岁，在县供销社当售货员，算是端着“铁饭碗”的体面人。那时候的我，留着郭富城式的分头，穿着的确良白衬衫，外面套着一件军绿色夹克，脚上是刚流行的旅游鞋。走在县城的青石板路上，我觉得自己比庄稼汉高出一截，满心都是对“城里式爱情”的憧憬。我叫赵建国。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谁不被《渴望》里刘慧芳的温柔知性迷得不行？总盼着能找个细声细气、眉眼清秀的姑娘，闲时能一起逛公园、听收音机，聊两句歌词里的情愫。

所以，当媒人把王秀莲领进我家堂屋时，我心里的那点期待瞬间碎成了渣。那天雨刚停，院子里还积着水。王秀莲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对襟褂，胳膊上套着灰色的旧套袖，裤脚卷到膝盖，露出沾着泥点的小腿。她个子不算矮，但骨架格外宽，肩膀平展得像块门板，腰身也没有姑娘家的纤细，整个人透着一股“憨实”的笨重感。她一进门就没闲着，看见我妈正费劲地挪墙角的腌菜缸，二话不说就挽起袖子上前搭手。那宽厚的肩膀一使劲，半人高的腌菜缸竟然被她稳稳地挪到了干燥处，额头上立马沁出了汗珠。

我靠在门框上，嘴里嚼着泡泡糖，心里直犯嘀咕。我想要的是能依偎在我怀里、需要我保护的姑娘，而眼前这位，看着能把我举起来扔出去。她干活的利索劲儿，不像要嫁人的媳妇，倒像生产队里最能扛活的劳力。进了屋，媒人喝着茶水唾沫横飞地夸：“建国啊，你可捡着宝了！秀莲这闺女，是咱们乡出了名的实在人。骨架粗，身子壮，进门就能顶个劳力，你娘以后再也不用操心地里的活、家里的杂事了，妥妥的福气！”

我听着“骨架粗”“顶劳力”这些话，脸都憋红了。这都啥年代了？八七年了！谁还把媳妇当劳力挑？我觉得这是对我“文化人”身份的羞辱——我天天卖货接触城里顾客，见过穿连衣裙、涂雪花膏的姑娘，怎么能娶个“庄稼汉式”的媳妇？王秀莲一直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关节粗大，指缝里还嵌着没洗干净的泥垢，手背和手指缝里满是细小的冻疮裂口，一看就是常年干农活、做家务的手。

等媒人和王秀莲一走，我就把旅游鞋往地上一甩，一屁股坐在八仙桌旁的长凳上，冲着正在烧火做饭的我妈嚷嚷：“妈，这婚事黄了，我不娶！”我妈正往灶膛里添柴，闻言动作一顿，转过身来看着我：“你说啥胡话？”“我说我不娶她！”我梗着脖子，一脸嫌恶，“你看她那样，憨头憨脑的，骨架粗得像个闷葫芦，走出去别人还以为是我姐！我赵建国大小也是个供销社的售货员，天天跟城里打交道，你就给我找这么个没见过世面的憨货？”

我妈的脸色沉了下来，拿起灶边的鸡毛掸子，“啪”地一声拍在灶台沿上。“嫌憨？嫌骨架粗？”我妈冷笑一声，在围裙上擦了擦手，“那你想要啥样的？仙女？也不掂量掂量自己，除了这张脸和一份工作，你还有啥？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家里几亩地谁种？你爹常年咳嗽干不了重活，我这腰也不利索，找个娇滴滴的回来，是让她当祖宗供着？”“反正我不娶！”我年轻气盛，满脑子都是风花雪月，“我要找有模样、有气质的，能跟我聊到一块儿去的。这种只会干活的粗人，我看着就烦！”屋子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我妈没说话，只是那双布满细纹的眼睛里，冒出了一股子让我头皮发麻的狠劲。

那天晚饭，桌上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我爸坐在桌角抽旱烟，一口接一口，烟雾缭绕着他皱成疙瘩的脸。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家里大小事全听我妈的，这会儿也只能唉声叹气。我以为我把话说得这么绝，这事儿就算了。毕竟当时都提倡自由恋爱，我又是吃公家饭的，娘总不能真逼我娶不喜欢的人。可我低估了我妈的固执，也低估了那个年代“父母之命”的分量。

第二天一早，我还在被窝里做梦，梦见自己骑着自行车，载着穿连衣裙的姑娘去县城看电影。突然，被子被人猛地掀开，一股冷风灌了进来。我打了个哆嗦，睁开眼，就看见我妈手里攥着那把鸡毛掸子，脸黑得像锅底，站在炕前。“起来。”她只说了两个字，语气硬得像石头。“妈，大清早的干啥呀？”我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去王家坳，提亲。”我一下子清醒了，蹭地坐起来：“我不去！我都说了我看不上她！”

话音刚落，鸡毛掸子就劈头盖脸地抽了下来。“看不上？反了你了！”我妈一边抽一边骂，“赵建国，你算个啥东西？在供销社待了两年，就忘了自己是啥出身了？咱家是庄稼人，娶媳妇是过日子，不是供摆设！你爹身体不好，我这腰随时可能瘫，家里的活谁接手？找个娇小姐回来，难道让她喝西北风？”鸡毛掸子的木柄抽在身上生疼，我一边躲一边喊：“那是你们的事！我要为了爱情结婚！她那么憨实，带出去别人都得笑话我，我丢不起那个人！”

“丢人？你嫌她骨架粗，嫌她憨实？我告诉你，那是能扛事的福相！”我妈下手一点不留情，掸子上的鸡毛都飞了不少，“你个睁眼瞎的混账！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一头撞死在这炕沿上，让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我被逼到炕角，身上火辣辣地疼，可更怕的是我妈那决绝的眼神。她把鸡毛掸子一扔，一屁股坐在地上哭起来，哭自己命苦，哭养了个忘本的白眼狼，说着就要往炕沿上撞。我爸赶紧跑进来拉住她，回头冲我吼：“建国！你就非要逼死你娘吗？”

看着满地狼藉，看着我妈布满泪痕的沧桑脸庞，我那点所谓的“浪漫理想”，终究在孝道和现实面前败下阵来。我咬着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最后狠狠捶了一下炕沿：“行！我娶！我娶还不行吗！”就这样，在那年腊月，我像个提线木偶似的，敲锣打鼓地把王秀莲娶进了门。

新婚之夜，红烛摇曳。王秀莲穿着一身借来的红棉袄，端端正正地坐在炕头，脸涨得通红，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显得局促又紧张。我喝了不少酒，脑子却异常清醒。看着她那宽厚的肩膀和结实的臂膀，心里只有被强迫的屈辱感。我没碰她，抱了一床被子扔到炕梢，冷冷地说：“你睡那头，我睡这头，各不相干。”她愣了一下，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委屈，有受伤，但更多的是顺从。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地铺好被子，合衣躺下了。那一夜，我们背对着背，中间隔着的半尺距离，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窗外的风呜呜地吹，我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心里想：赵建国，你这辈子算是毁了。

婚后的日子，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煎熬。我对王秀莲实行了“冷暴力”。在家里，我几乎不跟她说话，把她当透明人；下了班，我宁愿在供销社跟同事打牌、闲聊，也不愿意早回家面对这个“憨媳妇”。可王秀莲就像一块温润的石头，无论我怎么冷淡，她都全盘接纳，依旧按部就班地打理着家里的一切。

她太能干了，真的，比媒人说的还要能干。每天天不亮，她就起来烧火做饭、喂鸡喂猪、打扫院子。等我醒来的时候，洗脸水已经温好，热腾腾的玉米粥、白面馒头、腌萝卜条摆得整整齐齐。她做的饭实在，馒头暄软，粥熬得黏稠，就连咸菜都腌得咸淡适中，比供销社卖的罐头还下饭。虽然我心里嫌弃她，但不得不承认，自从她进门，我再也没吃过冷饭冷菜。可我嘴硬，从来不说一句好话，甚至还故意挑刺：“这馒头碱放多了，发苦。”“这粥太稀了，跟喝水似的。”她也不辩解，只是下次默默地调整，下次做出来的，准是我顺口的味道。

除了伺候我，她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我爸咳嗽得厉害，她每天晚上用冰糖炖雪梨给他润肺；我妈腰不好，她从不舍得让我妈干重活，地里的除草、施肥、收割，家里的洗衣、缝补、打扫，全被她一个人包了。家里的三亩玉米地，我从没踏进去过一步。农忙时，她天不亮就下地，中午啃两个馒头喝口水，一直干到太阳落山。她那宽厚的身影在玉米地里穿梭，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把地里的活打理得妥妥当当。我有时候站在村口，看着她背着半麻袋玉米，走得稳稳当当，心里会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这女人，力气真不小，比村里的壮劳力还能扛。

转眼到了八八年夏天。那天，我在供销社遇到了初中同学林晓燕。林晓燕在县文化馆工作，留着齐耳短发，穿着碎花连衣裙，说话细声细气的，还戴着一副眼镜，透着一股子文化人的雅致。那一刻，我心里的那点不甘又冒了出来。这才是我想要的女人啊！温柔、知性、有气质，能跟我聊诗词，谈爱好。一来二去，我和林晓燕走得越来越近。虽然没什么越界的行为，但我整颗心都扑在了她身上，开始频繁晚归，甚至有时候谎称供销社加班，整夜不回家。

回到家，看着穿着粗布衣裳、满身汗味正在喂猪的王秀莲，我眼里的厌恶更深了。“你就不能收拾收拾自己？”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看看人家晓燕，再看看你，整天灰头土脸的，跟个老妈子似的。”王秀莲正在拌猪食的手停了下来，她转过身，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有了波动：“建国，地里家里的活多，收拾得再干净，干一天活也得脏。再说，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借口！就是懒，就是没气质！”我摔门进了屋，把她的话关在了门外。

我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一天晚上，趁着王秀莲在缝补衣服，我妈把我拉到一边，用手指狠狠戳我的额头：“建国，你别作死！外面的女人看着光鲜，未必能跟你过苦日子。秀莲这样的，才是能跟你过一辈子的人。你现在嫌弃她，早晚有你后悔的那天！”我不屑一顾：“后悔？我最后悔的就是娶了她！”那时候的我哪里知道，后悔来得那么快。

八八年的冬天，我突发急性阑尾炎，疼得在炕上打滚。那是个雪夜，雪下得没膝盖深，村里的土路被雪封了，拖拉机根本开不进来。我疼得浑身冒冷汗，意识都开始模糊，嘴里不停地哼哼。我妈急得直哭，我爸在院子里团团转，嘴里念叨着：“这可咋整？这可咋整？”就在这时候，王秀莲猛地掀开被子，蹲在炕边，语气坚定：“爹，娘，我背建国去县医院！”“你？”我妈惊呼，“县城离这儿十几里地，全是雪路，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背得动他？”“没事，我有劲儿。”王秀莲说着，已经把我往背上拉。

我一百五十多斤的体重，压在她身上，她踉跄了一下才站稳。我趴在她宽厚的背上，能清晰地感觉到她急促的呼吸，像拉风箱似的，还有她肩膀的颤抖，但她的手却死死地托着我的大腿，没让我滑下来。她给我裹了两层棉被，自己只穿了件薄棉袄，头上裹了块头巾。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积雪往前走，每一步都格外吃力。“秀莲……放我下来……”我虚弱地说。“别说话，抱紧我，很快就到了。”她的声音带着喘息，却异常沉稳，“你别睡，跟我说说话。”

走到半路，她脚下一滑，被路边的石子硌到了脚，疼得闷哼一声，膝盖重重地跪在了雪地里。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晃了晃，可她愣是没松手，反而把我托得更紧了。“没事吧？”我急着问。“没事。”她咬着牙，慢慢站起来，我能感觉到她的裤腿湿了一片，应该是雪水渗进了裤管，“咱接着走。”后来我才知道，她的脚被石子划了个大口子，血渗出来，和雪水混在一起，冻得她直打哆嗦，可她硬是没说一句疼。

就是那一刻，趴在她宽厚的背上，感受着她身体里爆发出的顽强力量，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我以前嫌弃她骨架粗、身子壮，觉得她不温柔、不精致。可就是这副我曾经瞧不上的身板，在雪夜里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如果是林晓燕那样娇滴滴的姑娘，恐怕早就吓得不知所措了。这十几里雪路，她是一步一步背着我走过来的。

到了县医院，医生看到满身是雪、裤脚淌着血水的王秀莲，再看看昏迷不醒的我，都惊呆了。那一晚，我在手术室里抢救，她就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守了一夜。她的鞋子湿透了，脚冻得红肿，伤口还在流血，可她愣是没敢离开，生怕我醒来找不到人。等我终于清醒过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趴在床边睡着的她。她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有未化的雪沫，双手冻得发紫，指缝里还残留着血迹。可晨光洒在她身上，我竟然觉得，她一点都不憨实，反而有种让人安心的踏实感。

那场病之后，我对王秀莲的态度彻底变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她拼着命救了我，我再铁石心肠，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我开始主动跟她说话，虽然还是不太会说甜言蜜语，但我会在下班路上给她买一串糖葫芦，会把食堂里的肉菜打包带回家给她吃，甚至在发工资后，给她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衫——就像我穿的那种。当她接过衬衫的时候，眼睛一下子亮了，手都在抖，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布料：“给……给我的？”“嗯，天暖和了，穿这个凉快。”我不自然地把头扭向一边。那天晚上，她洗了澡，换上新衬衫，坐在镜子前照了又照，嘴角一直带着笑，像个得到心爱玩具的孩子。

日子就像春回大地的庄稼，慢慢有了生机和温度。九零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就像我妈说的，秀莲身子壮，好生养。怀孕期间，她照样下地干活、操持家务，生孩子那天也顺顺利利，没遭多少罪，生了个白白胖胖的丫头。有了孩子，她更忙了。但她总能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背上背着孩子，手里能择菜做饭；哄睡了孩子，能在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地里的活也没落下，趁着孩子午睡的功夫，就去地里忙活一阵。家里有了她，就像有了定海神针，无论多乱的事，经她一打理，总能变得顺顺当当。

也就是在那些年，改革开放的步子越迈越大，供销社开始改制，不少人面临下岗。我也没能幸免，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我心气高，当了这么多年体面的售货员，一下子没了工作，觉得天都塌了。整天在家唉声叹气，借酒消愁，甚至有点自暴自弃：“我一个售货员，除了卖货啥也不会，以后可咋活？”“建国，别愁。”王秀莲把孩子哄睡了，坐到我身边，眼神亮晶晶的，“没了工作，咱自己干。我会做酱菜、炸油饼，咱去菜市场门口支个摊，肯定能赚钱。”“卖油饼？让我一个大老爷们去摆摊？”我当时就炸了，“我丢不起那个人！”

可王秀莲没听我的。她第二天就找亲戚借了点钱，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置办了铁锅、油桶、案板。天不亮就起来和面、调酱、生火，炸出的油饼外酥里嫩，酱菜咸香可口，分量还足。摊子支起来的第一天，我躲在家里没敢去。可到了晚上，她推着三轮车回来，脸上带着疲惫却兴奋的笑容，从兜里掏出一大把零钱，哗啦啦倒在桌子上：“建国，你看！今天卖了六十多块！比你在供销社上班挣得还多！”

我看着那一堆皱皱巴巴的钱，再看看她被油烟熏得发黄的脸、沾满油污的手，心里的那道防线彻底崩塌了。我所谓的面子，在实实在在的生活面前，一文不值。而这个被我嫌弃了好几年的女人，用她那双粗糙的手、那副宽厚的肩膀，硬生生给我撑起了一片天。第二天一早，我戴上口罩，默默地推起了三轮车：“走，出摊。”从那天起，菜市场门口多了一对卖油饼酱菜的夫妻。那个曾经嫌弃妻子憨实的男人，终于学会了在寒风中给妻子递一杯热水，学会了在她炸油饼累得直不起腰时，替她站一会儿岗。

九九年，我妈走了。老太太走得很安详。临终前，她把我和秀莲叫到床前，拉着秀莲的手，老泪纵横：“秀莲啊，这些年，委屈你了。建国这混小子，以前不懂事，你多担待。”秀莲哭成了泪人：“娘，我不委屈，建国对我好。”我妈又转头看我，眼神已经有些涣散，却依旧带着当年的严厉：“建国，娘这辈子没啥本事，但看人从来没看错过。当年娘逼你娶秀莲，你恨不恨娘？”我“扑通”一声跪在床前，泣不成声：“娘，我不恨，我感激您！要不是您，我这辈子就错过了最好的女人！我是个混蛋，是个睁眼瞎……”“这就好……这就好……”我妈欣慰地闭上了眼，最后一句话飘在空气里，“骨架粗……能扛事……娘没骗你……”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朴实得甚至有点粗糙，却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实在的真理。我妈走后，家里的天好像塌了一半。但我发现，只要有秀莲在，这个家就永远散不了。我们的摊子越做越大，从路边摊搬到了小门面，后来又开了家小饭馆，主打家常菜和酱菜油饼，生意红火得很。秀莲还是那个秀莲，骨架依旧宽厚，不爱打扮，说话大嗓门，可她往饭馆里一坐，就镇得住场子。无论是工商税务来检查，还是邻里街坊街坊有矛盾，她都能处理得妥妥当当。

有一次，几个地痞来店里收保护费，拍着桌子叫嚣：“要么交五百块保护费，要么就把你店砸了！”我刚想上去理论，秀莲一把拉住我，拿起墙角的擀面棍，“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眼神凌厉：“我这店是凭本事挣钱开的，一分保护费都不会交！想砸店？先问问我手里的擀面棍答应不答应！”她那宽厚的身板往那儿一站，气场十足，像一尊镇宅的门神。那几个地痞被她的气势吓住了，愣了半天，灰溜溜地走了。那一刻，我看着她，心里没有了当年的嫌弃，只剩下满心的敬佩和爱意。这就是我的女人，能吃苦，能扛事，能护着这个家。

那天傍晚，我坐在自家饭馆的后院里，看着秀莲在菜地里摘黄瓜。她老了，头发花白了不少，腰身也不如以前挺拔，走起路来有些蹒跚。夕阳洒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老街坊张大爷来找我下棋，看着秀莲的背影，感叹道：“建国啊，你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娶了秀莲这么个好媳妇。”张大爷当年娶了个漂亮的城里媳妇，可后来供销社改制，他下了岗，那媳妇受不了苦，跟着别人跑了，他一个人拉扯孩子，日子过得挺不容易。

我喝了一口茶，看着秀莲的身影，心里暖洋洋的：“是啊，当年我还嫌弃她骨架粗、太憨实，被我娘拿着鸡毛掸子逼着才娶进门。现在想想，我娘那是火眼金睛啊。”秀莲听见我们说话，直起腰，提着一篮子黄瓜走过来，擦了擦汗，瞪了我一眼：“又在背后说我啥坏话呢？”“夸你呢。”我站起来，接过她手里的篮子，自然地扶住她的胳膊，“夸你是咱们家的功臣，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家。”我能感觉到，她那只粗糙的大手，紧紧地反握住了我的手，温暖而有力。

回想这一辈子，从八七年的那个雨夜开始，我经历了嫌弃、抗拒、冷落，再到感激、依赖、深爱。年轻时，我们总以为爱情是风花雪月，是外貌的精致、气质的优雅。可等被生活狠狠教训过，在风雨里摔过跟头之后才明白：真正的伴侣，不是那个能陪你谈情说爱的人，而是那个在你生病时能背你踏雪求医、在你失业时能陪你摆摊挣钱、在你遇事时能挡在你身前的人。那种所谓的“憨实”，其实是忠厚老实的本性；那种被我嘲笑的“骨架粗”，其实是撑起家庭的脊梁。

我娘说得对，这不仅仅是眼光毒，更是看透了生活的本质——过日子，终究要找个能扛事、能吃苦、真心对你好的人。看着眼前这个陪我走过半生风雨的老太婆，我心里想：如果有下辈子，不用娘拿着鸡毛掸子逼，我赵建国一定早早地去王家坳排队，哪怕是用八抬大轿，也要把你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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