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上班，我悄悄塞了一封情书给女同事，她红脸：晚上来我家

1989年春天，北京的杨絮像漫天雪花飘得人睁不开眼。我叫刘仁杰，在红星机械厂技术科已经干了两年，每天对着冰冷的图纸和轰鸣的机器，日子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直到李雯雯的出现。

那个周五下午，阳光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洒在她乌黑的发梢上。“仁杰，三号车间的图纸送来了吗？”她站在我办公桌前，轻声笑着，嘴角漾起两个浅浅的梨涡。我猛地从图纸堆里抬头，手忙脚乱地翻找：“马、马上，雯雯同志。”

看着她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胸口像被什么攥紧了。工装口袋里那封揣了三天的信，此刻烫得像要烧穿布料。这封信我熬了两个通宵，用最老式的信纸，字迹工整得不像我平日的潦草，撕了又写、写了又撕，废纸篓里堆满了揉皱的纸团。“李雯雯同志，冒昧写信给你……自去年秋天你调入技术科，我便……”想到这里，我手心已经全是汗。

下午四点，厂里的广播准时响起《歌唱祖国》。我深吸一口气，攥着信朝她的办公桌走去。她正低头核对数据，一缕碎发垂在白皙的脖颈旁。“雯雯同志，这个……给你。”我把信快速塞进她手里，转身就跑，甚至不敢看她的表情，回到座位时，感觉全办公室的目光都在盯着我——后来才知道，那不过是我的幻觉。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时光。我假装专注地修改图纸，铅笔却在纸上画着无意义的线条。余光里，我看见她打开了信，脸颊“唰”地红透，飞快地把信收进了抽屉。完了，我心想，她肯定觉得我是个轻浮的人。

下班铃响，我故意磨蹭着收拾东西，想等她先走，可她却慢悠悠地整理着桌面。同事们陆续离开，办公室里只剩我们两人。终于，她站起身走到我桌旁，声音轻得像羽毛：“刘仁杰同志，今晚七点，来我家一趟吧。”没等我回应，她就转身走了。

我愣在原地，心脏狂跳不止。是要当面拒绝我吗？整个晚上，我在租住的小屋里坐立不安，换了三件衬衫，最后还是穿了最常穿的白衬衫和蓝色工装裤。六点五十分，我站在她家门前，手里拎着一网兜苹果——那是我用半个月的肉票在副食店换来的。

开门的瞬间，我看呆了。她穿了件淡粉色连衣裙，头发梳成整齐的马尾，比平时温婉了许多。“请进。”她侧身让我进屋，不大的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奖状，书架上从《机械原理》到《红楼梦》摆得整整齐齐。

“你的信，我看了。”沉默了几秒，她先开了口，脸颊泛红，“写得很真诚。”我刚想解释，就被她打断：“叫我雯雯就好，厂里是厂里，家里是家里。”她告诉我，其实早就注意到我了——我总最后一个离开车间，周末还来研究老机器，帮王师傅修好过十年没修好的铣床；上个月我把半个月的粮票给了食堂张大姐，她也都知道。

我惊讶地抬头，她却话锋一转，眼神变得认真：“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我父母都不在了，父亲是知识分子，文革时被打成右派，虽然平反了，但档案里还有记录。你刚成为预备党员，这可能影响你的发展。”“我不在乎。”我脱口而出，“我喜欢的是你，不是你的家庭背景。”她愣住了，眼眶瞬间红了，低头用手帕擦了擦眼角。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十点，从童年趣事聊到未来憧憬。临走时，我鼓起勇气问：“我们还能见面吗？不只是工作中。”她红着脸点头：“下周日厂里放《庐山恋》，一起去吧？”

那之后，我们开始了“秘密约会”。其实厂里早就传开了，那个年代的恋爱，大多始于同志情谊，发展于集体活动。我们一起参加技术革新小组，周末去图书馆查资料，在公园长椅上讨论刚读的书。六月的颐和园，我第一次牵起她的手，她的手很小很凉，在我掌心里微微颤抖。她靠在我肩上说，小时候父亲常带她来昆明湖，说山水能给人安慰。

七月的一个傍晚，暴雨突至，我们被困在厂里。她突然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黑伞，红着脸说：“想和你多待一会儿。”雨伞下，我们靠得很近，能闻到彼此身上淡淡的肥皂香。走到她家楼下，两人半边身子都湿透了，她让我上去擦擦，我在她书桌前看到了一张全家福，那是她父母和年幼的她。

就在那天，我告诉她厂里有去上海学习三个月的机会，可能还会留在那里。她眼睛亮了，催我一定要去：“这是难得的机会，对你发展很重要。”“可我走了，我们就分开了。”她却坚定地说：“三个月很快，我们可以写信。真要留在上海，我就申请调动。”我心头一暖，脱口而出：“雯雯，等我回来，我们结婚吧。”她脸瞬间红到耳根，轻声说：“等你回来再商量。”

八月初，我踏上前往上海的火车。站台上，她穿着第一次约会时的淡粉色连衣裙，把一个包裹塞给我。上车打开，里面是一条灰色围巾——夏天还没结束，她已经在为我准备冬衣。围巾下的笔记本扉页，是她娟秀的字迹：“仁杰：见字如面。愿你学成归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等你。”

在上海的三个月，我白天拼命学习先进技术，晚上给她写信。每周最期待的，就是收到她的回信，信里有厂里的变化，有昆明湖的荷花，还有一张她站在荷花池边的黑白照片。可十月的一封加急信让我慌了神：“厂里有变动，可能分流，学习结束后尽快回京。”

十一月底，学习结束，上海分厂给出优厚条件留我，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回到北京，寒风中她裹着厚棉衣，围着我送她的红围巾，在车站等我。她告诉我，厂里效益下滑，要裁员三分之一，科长说我带回的新技术，可能能救厂子。

我向科长请战，和雯雯一起用一个月时间完善新产品方案、做出样品。十二月的北京天寒地冻，车间没有暖气，我们穿着厚棉衣，手冻僵了就往暖气片上捂一会儿，常常工作到深夜。关键部件精度一直不达标，我们翻遍仓库找废旧零件，连夜做了个简易夹具。当第一缕晨光照进车间，成品测量精度完全符合要求时，我激动地抱起她转了个圈。

同事们被我们感染，纷纷来帮忙。新年前三天，改良版便携式机床样品完成，验收会上，厂长激动地说：“有这新产品，咱们厂有救了！”

新年前夜的联欢会上，我握住她的手：“之前说的结婚，还算数。”她从口袋里掏出我写的那封信，信封已经磨损，却保存完好：“这半年，我每次孤单就看它。你的答案是，我愿意。”新年钟声敲响时，全场欢呼，我们相视而笑，手握得更紧。

1990年春天，我们在厂会议室办了简单的婚礼。王师傅送了茶具，张大姐做了两床棉被，科长当证婚人。新房是厂里分配的一间半宿舍，最珍贵的是她带来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还有我们半年的通信，用红绳捆得整整齐齐。

1992年春天，女儿出生，取名刘念雯。雯雯说，这名字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女儿满月那天，阳光洒进房间，她抱着孩子哼歌，我坐在旁边看书。她突然问：“你还记得那封情书吗？我收在盒子里了，等女儿长大给她看。”

我笑着摇头，心里却暖暖的。是啊，那封在杨絮里递出的情书，是我们故事的开始。一封情书，一次勇敢，一个承诺，便是半生的相守。那个年代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却像机床里的零件，稳稳当当，经得起岁月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