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支架植入夺走42岁生命：过度医疗之殇何时休？

42岁的陈先生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身为国企职工的他，在体检后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从舒兰市人民医院多次致电催促手术，到“多做一个支架多活十年”的劝说，再到一次手术植入6个心脏支架后心脏骤停离世，这起悲剧揭露了医疗系统中一个令人忧心的现象：当经济效益凌驾于医疗指征之上，患者便可能从“被治疗者”沦为“被伤害者”。

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

根据医疗鉴定报告，陈先生术前“无急性心肌缺血症状、心肌损伤标志物等无明显异常”。这意味着，这次手术缺乏明确的紧急医学指征。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医院在三个多月内7次致电患者，以“专家要来”“攒够患者”为由催促手术，其行为已超出了正常医疗随访的范畴，更像是完成指标的“业务推销”。

更值得关注的是，手术前承诺的知名医院专家并未主刀，而是由当地医院医生操作。一次性植入6个支架，术后半小时即出现心脏骤停，最终导致患者死亡。鉴定报告明确指出：“医方没有进行评估，适应症选择欠准确，存在医疗过错。”

过度医疗：当治疗变成伤害

这起悲剧是过度医疗的典型案例。过度医疗是指超过疾病实际需要的诊断和治疗行为，包括不必要的检查、用药、手术等。在心脏支架领域，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1. 经济驱动下的医疗决策：心脏支架手术费用不菲，医院和科室可能存在创收压力。

2. 防御性医疗的变异：部分医生为避免“治疗不足”的指责，转而采取“过度治疗”。

3. 患者信息不对称：患者缺乏专业医学知识，往往被动接受医生建议。

陈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近年来，类似“小病大治”、“轻症重治”的案例时有发生，反映出部分医疗机构偏离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初心。

医疗伦理与经济效益的博弈

医院负责人在回应中称多次致电是“负责任的回访”，但医学伦理要求，任何治疗决策应基于明确的医疗需要，而非医院或医生的经济利益。当“回访”变成“推销”，当“治疗建议”变成“业绩指标”，医疗的本质便被扭曲了。

鉴定机构认定医患双方责任对等，这一结论引发了家属的强烈不满。患者虽有基础疾病，但无症状情况下被劝说进行高风险手术，医院的责任显然不止于此。55%的调解责任认定和约50万元的赔偿，难以弥补一个家庭失去顶梁柱的伤痛，也难以体现对过度医疗行为的应有惩戒。

制度反思与行业警醒

这起悲剧应引起整个医疗行业的深刻反思：

首先，必须严格遵循诊疗规范。心脏支架植入有明确的适应症指南，任何偏离都应被严格审查。无症状、无明确指征的患者，不应成为介入治疗的对象。

其次，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高值耗材使用、高费用手术应建立额外的审核程序，防止经济利益影响医疗决策。

再者，强化医疗伦理教育。医生应牢记希波克拉底誓言中“首先，不伤害”的原则，将患者利益置于首位。

最后，完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当发生类似悲剧时，应有更加公正、透明的责任认定和赔偿标准，避免弱势患者家庭陷入漫长的诉讼困境。

回归医疗的本源

陈先生的生命定格在42岁，留下年近七旬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和没有父亲的孩子。他的悲剧不应只成为一纸鉴定报告上的冰冷文字，而应成为推动医疗系统反思与改革的契机。

医疗的本质是救死扶伤，而非商业交易；医生的职责是减轻病痛，而非完成指标。当白大褂被经济利益染色，当听诊器听到的是创收而非心跳，医疗便失去了它最宝贵的初心。

愿陈先生的离世能敲响警钟，推动医疗行业刮骨疗毒，真正回归“以患者为中心”的本质。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下一个家庭承受这样的悲剧，才能重建医患之间本应坚如磐石的信任关系。

生命无价，医疗有度。在经济效益与医疗伦理的天平上，我们永远应把砝码加在后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