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另一种人生可能 | 郑宪

雕花厅与姑妈

12岁时的母亲抬头，看雕花厅四面高高横梁上，木雕的花开盛放。雕的什么花？梅兰竹菊皆栩栩。好高的厅，厅两边靠中间，有两根漆成红色的大柱，原是两棵百年以上的大树干，雄壮地撑住了大厅。大厅上面有四个翘角。最早的雕花厅，是母亲清末二品官的爷爷雷补同，为他当时80岁的老母亲建造，亦称“孝子厅”。

是日，在雕花厅办母亲的姑妈丧事。声声哀乐，缭绕着横梁上的木雕花。想总是笑声朗朗的姑妈，只要她矮矬的身影出现，松江60亩中西合璧的雷家宅院里便充满活力。但50岁不到的姑妈，一夜凋零，像雕花厅外秋日的百合与月季，残花入泥，水中花谢。雕花厅南侧三间厢房内，以后不再住有姑妈身影，不再有她自由畅快的气息，还有，她笑对苦难的人生姿态。

母亲对我说，她的姑妈是雷家一重要人物，是雷补同（清末驻奥匈帝国公使）唯一女儿。当年她有三个哥哥，分别在京做官，在家管家，她能干什么？“她想长大找个好人家，嫁出去。”

外公上世纪三十年代拍摄的我母亲

在松江，母亲听姑妈讲过山海经，讲远的家史，说她小时候住北京，遇到洋鬼子（八国联军）进京，“洋鬼子腿硬，蹲不下来，到一户户人家，用枪杆子往大床底下刺呀刺。遇到人，一枪戳死，遇到小孩，就戳在刺刀上，走到街上给人看”。姑妈当年也是小孩，躲大床底下，一声不吭，避开了枪刺。这些描述，让母亲痛恨洋人，想以后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

姑妈嫁的是门当户对的大地主家：松江叶榭的费家，却备受婆婆折磨。为什么？因为姑妈诞下的六个孩子，全女儿身。姑妈每生一个女儿，婆婆就痛骂，使出恶手段。姑妈不会烧菜，婆婆逼她炒菜，炒出来忒咸。婆婆推碗过去，厉声：这碗菜，你必须自己全部吃下去。姑妈生第五个孩子时，取名中有“荇”，荇音通引，要引个小弟来。结果生的第六个，还是女儿，婆婆不让她看一眼，送人。

姑妈常回娘家，也把女儿们带来。姑妈思想新潮，让自己的女儿们读“上海洋学堂”。费家的几朵金花，一到学校放寒暑假，唱歌舞乐之声，会一起“把雷家的屋顶要掀开来”。

躲过八国联军侵略者枪挑刀刺的姑妈，殁于日军铁蹄践踏上海之前夜。

母亲那日眼光，望出去除悲伤，又感受雕花厅内如火的争斗。母亲的两个表姐龙姐与渠姐已长大，为姑妈，她们像两头竖毛反抗的小狮，在灵堂前斥长久迫压妈妈的祖母。祖母要她们摺锡箔成一个个“元宝”，然后才能逐一烧毁——人死还要最后被利用“招财”。她们不听，把锡箔一股脑放入缸中焚尽，“要烧毁旧世界”。祖母遂将两个孙女以“忤逆罪”告入法院。法院前门扣人后门放人，两不得罪。回雷家的龙姐、渠姐发话：我们要出去革命，回家第一个消灭的，就是封建大地主的祖母。

在上海读书的姑妈家的表姐们，以后一个个走上反抗的道路，不约而同向往了同一种人生信仰：共产主义，冒生命危险，去干那些“惊天事”。

塘沽路和地下党

1941年，母亲16岁，在松江的中学读书。

母亲长得好看，但肤色有点黑，她有许多未来梦，更有许多亡国恨。

早春一日，失踪几年的龙姐回松江，潜入雷家。母亲读书放学归，入三伯伯如弯船造型的洋房，龙姐正压低嗓门说话，要“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母亲对龙姐说：“我刚过城南小鬼子岗楼，人要鞠躬，真想对他们吐口水。”夜里龙姐宿下，拉起母亲手：“我们就睡一个床。”

龙姐比母亲大九岁，晚上讲了许多“乡下的新四军”，母亲听得神往，要去。龙姐摇头说：“那边很苦。”她还讲了渠姐的事，渠姐只比龙姐小一岁，也已是出生入死的战士。一年前，作为地下党，渠姐和浓情的男朋友潜入金华。男朋友一夕被人出卖，遭敌人枪杀，尸首挂在金华城墙上。撕心裂肺的渠姐，只能在城外远望，一路痛哭，连夜从金华潜回上海。龙姐说：革命者，要付出多少啊，常人无法体会无以知二三。

在夜色里，母亲的眼睛瞪如铜铃：尽管前路险峻，她依然想成为龙姐、渠姐一样的人。尽管她还小，但她恨日本鬼子，也不满当年已死气沉沉的封建大家族。

龙姐高兴，说以后会和你写信，什么时候出来，会通知你。信不久就来，让母亲先去上海城里“接头”。

那天，母亲带着龙姐的两个小妹前往。“去塘沽路，当年叫蓬路，在虹口，落着长脚雨。”母亲觉得那条路不平，有时直，有时弯，东起大名路，西到浙江北路，还经过一个静谧书院。

路的图景，在母亲今天的脑子里活泛生成。

有暗号，接头的人是修鞋老头，眼光警惕，弯背驼腰。接上暗号后，才露出一丝笑，脚一瘸一瘸，引她走上一个暗黑的阁楼。

这是怎样的破陋小屋，阴暗，潮湿，滴滴雨漏，走上十几级摇摇晃晃的木楼梯，阁楼小屋让母亲无法直立，“一只老猫跳到屋顶上，房子也在抖”——回想让母亲一笑：这个地下党住的条件真差啊。不过，老修鞋匠有个徒弟，在阁楼下若无其事吹变调的口哨——放哨呢。修鞋老头叫母亲回松江等音讯，“回去马上打好行李，一接信，拔脚兔奔，一刻不等。”

孰料之后音讯杳然，一蓬热焰化灰烬。一年后方知，是母亲的父亲，发现事情的蛛丝马迹，暗地严防，将所有“上海来信”扣压。所以，母亲热切的革命梦消散于无形——这也是母亲几年后高中毕业，断然背弃家庭，孤身闯上海滩艰难谋生的主因。

再见龙姐，已是新中国成立第二年。作为上海医务工作者一员，母亲往北京，到龙姐家。龙姐的丈夫既是文人，又是一家大报纸的党委书记。龙姐见母亲，好开心，“吉弟（母亲小名），来来来，我们上床，一边睡觉一边说话。妇女的解放，让你姐夫和两个儿子为我们劳动，包饺子吃。”

今天，我问母亲：“见到龙姐，你有没有说塘沽路见到地下党的修鞋匠？”母亲一挥手：那是“组织”安排的人，龙姐不认识。

白皮松与枚表姐

枚表姐是姑妈第三个女儿，大母亲六岁。奇怪，姑妈长得不太好看，枚表姐则很好看，好看得像林黛玉，瘦瘦的，白白的，很弱，胃口小，有点愁绪，常躲在一屋子角落，一书在手，静读。她十岁前，病怏怏，隔月一发烧，烧后咳嗽得紧。母亲的祖母知晓，示下人：“去草堂园，把白皮松落下的树皮取来，煎汤，早晚喝两次，七日不断。”

七日后不但止咳，之后无病沾身。

枚表姐对自己家的龙姐、渠姐也少语，曾让龙姐恼而斥之：“枚妹子，你总幽幽不响，一定肚里蛔虫在响——小九九多的来。”可枚表姐却喜欢小孩时的母亲，拉母亲去屋周围无人僻地，窃语。

那天她们一起到雷家后院草堂园，在两棵十多米高的老白皮松下漫步，仰头望。近十亩面积的草堂园，其名源杜甫之“草堂”。母亲的爷爷雷补同，古诗文堪与他做外交官齐名，1912年离京城归松江，在此读书著文写诗，号“南埭闲人”。有诗可证他洒脱辞官淡泊世事的性情：“半百驹光迅若轮，宦游何日息劳薪。蹉跎岁月徒增齿，脱略衣冠要率真。”

松江雷家的草堂园

草堂园中有名贵花木，而两棵白皮松，在当年松江地盘上独立无他，树形树冠成伞状，针叶为三针一束，一束一束向上团拢聚起，妙处还在粉白色的树皮可治病，遐迩传名。一般白皮松，长在北方海拔千米的岩缝、山脊或山坡上，将其植入松江草堂，竟蓬勃茂盛。被白皮松治愈痼疾的枚表姐对母亲说，长大后，她也要成为一棵白皮松，诊治穷人疾病。闻此语，母亲还在松江学堂念高小，懵懂。

枚表姐以后真是一个革命者，地下党，和她丈夫一起，颠簸辗转于大江南北。她丈夫叫骆何民，又名钟尚文，母亲见过几面，亲热称之“尚文哥”——那已在解放前夕两年的上海。枚表姐知道母亲心中向往，几番要“发展”母亲。尚文哥阻止：“不能让吉弟过危险的日子。”危险的日子，终成“牺牲的日子”。1947年夏，在沪办《文萃》杂志的枚表姐夫妇俩，和另几位同仁一起被捕。尚文哥挺身:我一人担责，与他人无干丝毫。枚表姐终获出狱。但最心爱的人，被国民党判死刑，在1948年末，惨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时年34岁。

尚文哥有遗嘱，托人送给枚表姐，言：“枚华：永别了，望你不要为我悲哀，多回忆我对你不好的地方。忘记我！好好照料安安（他们四岁的女儿），叫她不要和我所恨的人妥协！”

母亲的枚表姐，我见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北京西路近西康路的两层居所，母亲带我去的，是我十岁多一点的年龄。枚表姐淡定，声音轻柔。她给我饼干，大白兔奶糖，用温热的手。

母亲和枚表姐说话时，两个人的两双手，不时会相叠相握。她们轻语细声，脸凑得近，眼望向对方，亮水一汪地情深。

之后，一个惊鸿女子，咚咚咚，如欢乐鼓点，踩着二楼深色木楼梯下来，高挑挺拔，深色长裙，浓黑飘逸的长辫，笑靥。母亲欢喜起身，枚表姐脸上也笑涟荡漾。“是安安啊！”母亲雀跃，那个原来小小的安安，已长成楚楚动人模样。

草堂园的旧照

一张旧照，在遥远的草堂园，母亲（下图右二）和她的几个表姐妹们白衣花裤，欢乐地“勾肩搭背”，被树花叶簇拥，笑脸笑声要冲出画面了。

母亲说，照片是她父亲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拍摄的。外公当时除了是个地主，还是一位在松江地面上顶级的摄影师。

1925年10月出生的母亲，前几日，得到上海市政府及市长发来的祝贺及证章，一块透明的沉甸甸的水晶座，做成一本书大，上面有字：“贺雷吉萸女士，百岁生日。”

百岁母亲，脑健如常，忆旧画面清晰。

母亲曾经的一段历史，一腔热血向往，一股热切追求，最后则无果——是母亲的另一种人生可能。但龙姐、渠姐、枚表姐——她们早次第远行，母亲漫漫道来，依旧如旧照片里彼此的“勾肩搭背”，甚亲昵。

母亲同时自责：她敬仰的姑妈——一生短促而坎坷，一生付出与艰辛，一生无成又大成——这个养育了表姐妹们的姑妈，母亲竟然说不出她的全名。

无名姑妈，亦入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