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美沙芬被禁后 他们开始滥用普瑞巴林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千龙网）

在经历两次住院之后，林可决定戒断普瑞巴林。

这是一款原本用于治疗神经性疼痛的处方药。她曾一次性吞下20多片普瑞巴林，试图用药物迅速压住体内的焦虑、恐惧和失控感——“让自己暂时不用面对现实”。

随后，她被送进急诊。凌晨两点，林可躺在病房的床上，盯着天花板，已经7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这是林可今年夏天第二次因为滥用普瑞巴林住院，距离上一次，只隔了一个月。第一次是在8月，她的心率飙升到每分钟150次，晕倒在路上被室友送进急诊，那次也吃了20几片。

此前，林可还过量服用右美沙芬等多种药物。后来，右美沙芬被列管，购买变得困难，普瑞巴林成为“替代品”。

林可的经历并非个案。近段时间，我国陆续出现普瑞巴林滥用的病例报告。2025年3月，湖南省脑科医院在国际期刊《精神病学前沿》发表一则病例报告，记录了一名患者在长期、大剂量滥用普瑞巴林后形成依赖。其中提到，此前，中国尚未报告过普瑞巴林依赖病例。

2025年4月，《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发表一则由山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报告的病例，一位既往有滥用右美沙芬病史的未成年患者，在右美沙芬列管后，开始使用其他药物替代滥用，其中普瑞巴林获得最为便利，替代使用次数最多，服用剂量最高达到30片/次。

临床医生发现，普瑞巴林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药物滥用者的新选择，尤其是右美沙芬列管后，部分青少年正通过网络购买普瑞巴林，而线上药店无需真实病历即可开处方进行购买。有医生直言，普瑞巴林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里，重演右美沙芬曾经走过的路，应当是重点监测对象。

社交平台上有很多关于普瑞巴林药物滥用的分享，“pr80”是普瑞巴林的暗语。社交平台截图

药丸里的“避风港”

林可是一位临床医学的大二学生，曾被诊断人格障碍共病双相情感障碍，很早就开始服用精神类药物，也逐渐习惯用药物去“处理情绪”。

2025年上半年，她因为在精神科住院两个月治疗而耽误了学业，秋季学期开学后，需要补考多门课程。压力迅速堆积，她形容那段时间自己只想“逃避”。

她选择了od（overdose）。

od指的是通过一次性或短时间内的大剂量用药，刻意追求药物带来的强烈精神或躯体反应。但现实中，od与急性中毒、器官损伤、精神症状加重密切相关。临床上，反复od常伴随耐药性上升、戒断反应加重，以及对风险的感知能力下降。

林可最初是在网络上看到普瑞巴林的。有人分享称它“起效快”“不容易被发现”，还能在短时间内缓解焦虑、提升情绪。

2025年年初，林可通过线上渠道第一次购买普瑞巴林，相比已被严格管控的右美沙芬等药物，普瑞巴林显得更“安全”，也更容易获得。她用了一张伪造的处方，买了两盒药——每盒32片。

最初的体验来得很快。吞下几个药片后，身体开始发飘，情绪像被托举起来，社交变得主动，甚至有些亢奋。

耐药性也来得同样迅速。她的应对方式很简单：继续加量。几个月内，剂量从每天六七片，增加到二十多片。那段时间，她几乎每天都在服用普瑞巴林，成瘾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直到副作用变得无法忽视。

第二次入院治疗时，在医生的帮助下，林可“被迫”停药，算是“强制戒断”。当时她连续70多个小时无法入睡，出现嗅觉障碍，随后陷入持续两周的极端抑郁。

冲动最强烈的时候，她只能靠镇静剂勉强入睡，反复找咨询师倾诉，强迫自己不去想普瑞巴林。她承认，戒断之后，仍然出现过再用的念头。但因为“太不体面”的副作用，她反复告诉自己，不想因为膀胱破裂、腹腔感染而死亡。

这个念头，暂时压过了冲动。

25岁的王龙则在出现药物依赖之前控制住了自己。

最初他是在od论坛上了解到普瑞巴林，“效果强烈”是他选择它的原因。那时他正在实习，性格内向的他常因跟人沟通受挫。2024年3月第一次服用后，他明显感觉到自己“更想说话了”。

一次与合作公司沟通业务前，他本能地紧张、抗拒。服药后，压力迅速消退，他觉得自己的反应变快，跟别人的对话变得顺畅。药物还放大了感官，听音乐时，他觉得每个声部都清晰可辨，几乎“随便一首歌都很好听”。

这种状态并未持续太久。持续服用一年多后，负面效应开始反超。他频繁产生被害妄想，常常走在路上整个人高度紧绷、冷汗不止，记忆力也明显下降，“像一只受惊的老鼠。”

“天堂与地狱仅一线之隔。”王龙形容药效耐受后的落差，他也清楚自己想要获得最初的体验，就要增加药量，“但我不想陷进去。”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成瘾医学科医生李瑞华介绍，普瑞巴林主要用于治疗癫痫、神经性疼痛和广泛性焦虑症等疾病，在神经内科、疼痛科和骨科的处方中都很常见。在常规剂量下，它很少被视为高风险成瘾药物。

她解释，普瑞巴林的主要作用机制是降低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在神经病理性疼痛患者中，这种机制有助于缓解异常放电；而在非医疗目的的大剂量使用中，这种“抑制兴奋”的效果，被误用为缓解焦虑或获得精神放松。

当这种神经活性药物被持续、大剂量使用，用来对抗的是长期存在的焦虑等情绪困境和社交失败感时，它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

隐秘的“成瘾转移”

对许多滥用者而言，普瑞巴林并不是第一站。药物的选择往往像一种残酷的“流行趋势”。这种趋势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由“领路人”推动的。

在它之前，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过同一个名字——右美沙芬，林可和王龙也不例外。右美沙芬是一种中枢性镇咳药，适用于感冒、支气管炎等疾病。超剂量使用时，可产生欣快感与幻觉，长期非医疗目的滥用可能导致成瘾。

赵晴在2020年前后通过朋友第一次接触右美沙芬。

由于家庭原因，她自初二时就有抑郁倾向，随后被确诊抑郁症，长期服用具有安眠功效的药物思诺思。但精神科开具的药量有限，朋友告诉她“可以试一下右美沙芬，吃了之后感觉很不一样”。

她记得当时这种药物可以在药店直接购买，一盒十几片，她一次性吞下整盒，闭上眼后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药效带来的短暂抽离感，也伴随着严重的失控。比如她可能只是想走到厨房倒杯水，却突然僵在原地，完全无法动弹。她还在一次服药后精神恍惚时被母亲撞见，母亲坐在床边哭着和她说话，而她无法回应。

后来，把她从小带大的外婆住院，她需要每天陪护，她无法接受自己处于恍惚状态，那段时间，她停了药。直到2022年初，她再次尝试购买时，却发现右美沙芬已经被严格管控，几乎买不到了。

正是由于滥用问题严重，右美沙芬的管控不断升级。2021年，右美沙芬在我国从非处方药转为处方药；2022年，网络平台被禁止销售；2024年7月，右美沙芬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按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要求进行管理。

尽管获取门槛抬高，但需求并未消失。普瑞巴林在这一阶段迅速被“发现”——价格不高、药效相似、尚未列管。

2022年下半年，又是在朋友的推荐下，赵晴开始尝试普瑞巴林。为了达到od效果，她一次至少吃8片，一年下来，体重增加了50斤。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物质依赖科医生叶玉剑观察到，药物滥用多集中在青少年和青年群体，普遍存在情绪障碍、社交困难或既往成瘾史，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并非医疗系统，而是社交平台、论坛和私密群组。

他曾接诊过一位患者，对方透露自己在od论坛中担任“编辑”角色，基于个人用药经历，科普药效、分享配方，甚至安抚后来者的恐惧。叶玉剑分析，这些滥用者能够在这种危险的分享中获得成就感与认同感。一方面，他们相信自己是在“帮助别人”；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评论和追随中获得确认和认同。正是这样一小部分人，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药物滥用模式的扩散和演化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王龙也感受到，在od圈层里，谁的经验更极端、描述更生动，谁就更有话语权。

在临床接诊中，李瑞华还注意到另一种路径——来自同学、朋友之间的推荐。在一些校园环境中，朋辈压力和好奇心交织，使部分学生尝试他人推荐的药物，以缓解焦虑、提升社交表现或追求快感。

当滥用的药物发生变化时，最先接收到信号的，往往是医院。

叶玉剑回忆，在右美沙芬被管制之后，一些青少年患者在门诊中直言不讳：“现在的零花钱已经买不起右美沙芬了。”

与此同时，他还明显感受到同时期普瑞巴林滥用患者的迅速增加。2025年下半年，他接诊的普瑞巴林滥用病例数量较上半年增加了三到四倍，医院整体的情况也呈现出相似趋势，其中青少年占比超过九成，多数曾滥用右美沙芬。

换句话说，普瑞巴林成了右美沙芬的继任者。叶玉剑直言，普瑞巴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可能将重演右美沙芬的老路，应当是重点监测对象。

而在院外，获取普瑞巴林几乎没有门槛。新京报记者在多个互联网药物销售平台发现，一盒普瑞巴林胶囊的价格多在20元上下，多个平台未要求提供任何病历或纸质处方，仅通过简单问诊，便可直接开具电子处方并完成购买。

是否要列管？

事实上，普瑞巴林的风险已被提前察觉。

近年来，英国、德国等地因相关滥用导致的死亡案例激增，促使部分欧美国家将普瑞巴林及同类药物（如加巴喷丁）列入严格管控。

2025年以来，我国开始出现多例普瑞巴林滥用的临床病例报告。

2025年3月，湖南省脑科医院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精神病学前沿》上，报告了国内首例公开发表的普瑞巴林滥用致依赖病例。

一名20岁男性，起初每日服用16—32粒，出现欣快感、轻微身体麻木、性欲增强和睡眠改善等反应；一周后，药效减弱，并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将剂量增加到每日80片。2024年7月，患者尝试自行戒断，停用普瑞巴林超过10天，其间出现心悸、疲劳、轻微震颤、易怒、失眠和幻听等戒断症状。2024年9月，他因成瘾问题入院治疗。

2025年4月，《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发表一则由山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报告的病例，一位既往有滥用右美沙芬病史的未成年患者，在右美沙芬列管后，开始使用其他药物替代滥用，其中替代使用次数最多的就是普瑞巴林，服用剂量最高达到30粒/次，服用后嗜睡、无力，自述幻觉持续时间较右美沙芬长，有用药渴求，但渴求程度较右美沙芬低。

几个月后，2025年7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报告了一位于2024年9月收治的30岁男性普瑞巴林成瘾患者，最初目的是改善睡眠和情绪，后来单次最大服用剂量达到4800毫克。

李瑞华提到，滥用精神活性药物的下一步是药物依赖，随着神经系统逐渐适应，用量会不断增加，表现为对该药强烈的“渴求”愿望和强迫性“觅用”行为。

但对不少临床医生而言，这些病例报告的出现，“让人意外。”

李瑞华坦言，其他科室的医生可能都不知道这种药物有成瘾性，在日常诊疗中，很少主动向患者强调其潜在的依赖风险。一位骨科医生也在一则普瑞巴林的科普文章下留言称，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普瑞巴林存在成瘾风险。

叶玉剑是上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报告病例的第一作者，他认为，病例报告的意义，正在于揭示这种现象——当药物被持续、大剂量使用时，其成瘾性开始显现。他表示，这会直接影响临床决策。过去，患者可能会要求医生一次性开半年的药；而这些案例报告后，医生会绷紧药物滥用风险的弦，更倾向于只开处方治疗周期内的药物数量，并进行更密切的随访观察。

但叶玉剑坦言，病例报告本身也存在无法回避的滞后性。在这段时间里，滥用行为并不会因此停下来。

这也引出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普瑞巴林是否需要被列管？

李瑞华认为很难简单给出答案。普瑞巴林在神经病理性疼痛治疗中效果确切，若管理过严，可能增加患者用药负担，如果患者因无法获得有效镇痛，转而使用阿片类止痛药，反而可能带来更高的成瘾风险。

在叶玉剑看来，目前列管证据仍有限，比如缺乏全国层面的流行病学调查、销售数据变化分析以及跨区域监管部门的综合评估，列管还意味着更高的行政管理成本和就诊负担。他表示，药物管理的核心目的是如何让药物更好地服务于临床治疗造福患者，防止滥用是实现这一目的附加的手段，这一点与海洛因等非法毒品管制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另外，李瑞华认为，只要滥用需求存在，总会找到替代的药物或者其他精神活性物质。

在叶玉剑看来，这并非个别药物的问题，而是管理结构本身的难题。他提到，我国现行药品管理主要采取品种管控或整类列管两种方式，只要药理作用相似，不在麻醉、精神药品目录内，就可能被重新“发现”和替代。单纯针对某一种药物加码，并不能从根本上截断需求。

这正是叶玉剑所说的现实困境：戒毒永远跑在制毒后面，药物管控也往往滞后于滥用模式的变化。

“成瘾永远只是冰山一角”

尽管目前普瑞巴林是按照处方药进行管理，但有关部门已经关注到普瑞巴林的滥用问题，吐鲁番市、包头市等多地市场监管局已对普瑞巴林展开专项清查。

对于药品销售，叶玉剑提出，如果未来能利用AI等技术手段提升药监部门对异常购药行为的预警能力，特别是在互联网渠道上，或许能在滥用模式形成早期提供更多缓冲时间，从源头收窄过量药物的获取来源。

但更深层的困境，隐藏在药片之外。

回想起那段药物滥用的经历，赵晴并不认为自己是主动的。她提到，是一位“有毒的朋友”把她带进来的，否则她很难接触到这些药物。她也清楚，如果身边真的存在一个od的圈子，大家彼此强化、互相模仿，戒断只会变得更难。

赵晴偶尔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一些初中生发布的od相关内容的帖子。她认为未成年接触这些药物，一部分是跟风，另一部分则是情绪长期无人照看，“如果一个孩子每天正常上学、生活稳定，其实是很难走到这一步的。”

“成瘾永远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叶玉剑表示，等到个体真正走进医院，滥用行为往往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这些病例中，年轻人用药的动机高度集中在“逃避负性体验”，比如焦虑、抑郁、社交挫败、孤独感、失控感、家庭冲突等，医疗系统所能介入的，往往已经是问题显现之后的阶段。

在多位成瘾医学医生看来，正因为问题并不只在药物本身，治理路径也很难寄希望于某一次列管或专项行动。

叶玉剑提出，可以从公共卫生角度引入分层干预的“三级预防”思路。一级预防面向普通高危人群，尤其是更容易接触到相关信息的青少年和青年人群，通过健康宣教，减少对药物作用的误解和过度期待；二级预防针对已经出现高风险行为的人群，强调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在使用尚未完全失控前介入；三级预防则面向已经成瘾依赖，甚至出现社会和人际功能损害的患者，目标是减少危害、戒断和防止复吸，并帮助其逐步恢复生活秩序。

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并不容易。一方面，标准的治疗方案永远没有成瘾物质的效果来得那么快，如何激发患者接受治疗的动机，在临床治疗中显得格外重要。

另外，精神科治疗的污名化，也构成了现实阻力。一些患者在接触医疗系统前，往往担心“被当成违法者”，甚至有人直言，因为害怕警察会管，才迟迟不敢就医。这使得本就隐秘的滥用行为，更难在早期被纳入医疗干预。

在成瘾治疗领域，“一日成瘾终身戒瘾。”

如今，林可尝试练习如何跟自己的情绪共处。前段时间，她因为滥用愈美片（复方制剂，含右美沙芬）被警方问讯，因右美沙芬尿检阳性，她收到了行政处罚单，警方还询问并记录了她服用普瑞巴林的经历。

从医院到审讯室，她觉得自己体验了od的所有结局，也清楚地意识到，继续滥用药物可能带来的后果，只是这一次，她选择停下来。

采访结束后，王龙发来一张聊天截图。对话框里，朋友对他说：运动比垃圾药片有效多了。今年开始，王龙也确实跑起步来。隔两三天一次，大约五公里。跑步并不能消除所有问题，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他不再依赖那些药片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可、王龙、赵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