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身份叙事的流变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

从“巴比伦后裔”到“本土始祖”：黄帝身份叙事的流变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

作为华夏文明的精神符号，黄帝的身份认知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流变：从春秋文献中的“缺席”，到战国以降的“五帝之首”，再到20世纪初一度被塑造成“古巴比伦后裔”，最终在30年代后回归“中国土著”的定位。这场身份的反复拉锯，绝非单纯的学术考证之争，而是近代中国在救亡图存的紧迫语境下，借助始祖叙事重构民族认同、推进民族国家建构的动态过程。两种看似对立的黄帝身份叙事，本质上都是不同历史阶段民族生存诉求的文化投射，其兴衰更迭深刻折射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艰难探索。

一、“西来说”的流行：救亡语境下的“借西证中”与族群划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帝来自古巴比伦”这一漏洞百出的学术观点之所以能赢得诸多中国知识精英的青睐，核心驱动力并非学术理性，而是救亡图存背景下的双重现实诉求。彼时，西方列强以“文明优劣论”为殖民扩张辩护，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传统的“天朝上国”叙事已然崩塌，亟需新的民族身份叙事来提振士气、凝聚力量。

拉克伯里提出的“西来说”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其一，该学说将黄帝与巴比伦国王Nakhunte绑定，暗示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同出一源，可为“黄白同源”提供佐证，进而打破西方的种族歧视叙事，证明中华民族具备与西方民族同等的文明资质，为“黄白二色人种共同主宰世界”提供历史依据。其二，对于主张排满革命的革命派而言，“黄帝为外来征服者”的叙事具有重要的政治工具价值。章太炎、陈天华等革命派学者将“黄帝子孙”限定为汉族，将满洲排除在外，通过建构“外来征服者”的始祖形象，强化汉族的主体意识，为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汉族主导的民族国家寻找合法性依据。正如材料所示，陈天华直言“凡不同汉种，不是黄帝的子孙的统统都是外姓”，清晰地将黄帝身份叙事转化为族群划界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对“西来说”的态度分野，进一步印证了该叙事的政治属性。认同“开明专制”的蒋智由对“西来说”持保留态度，因改良派无需通过制造族群对立推进改革；而革命派则主动强化这一叙事，本质上是将学术观点服务于政治目标。此时的黄帝身份，早已脱离了历史人物的本来属性，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工具化”的符号。

二、“土著说”的兴起：民族自信的回归与本土认同的强化

进入20世纪30年代，“黄帝来自古巴比伦”的说法逐渐式微，“中国人种土著说”取而代之，黄帝身份完成了从“外来者”到“本土始祖”的转换。这一转变并非单纯的学术纠错，而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入新阶段的必然结果，标志着民族自信从“依附西方权威”向“立足本土实证”的回归。

随着抗日战争的临近，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亟需更具包容性和凝聚力的民族叙事。“土著说”以北京猿人等考古成果为依据，将黄帝定位为黄河流域土著文明的开创者，不仅契合了考古发现的本土文化序列，更构建了“中华民族源于本土、扎根本土”的叙事逻辑。这种叙事打破了“西来说”的族群狭隘性，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纳入“共同起源”的框架，为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提供了支撑。罗香林在《高中本国史》中强调汉族“语言文字文明教化，皆自成系统，一脉相承”，并主张“假定本土起源再寻证据”，本质上是通过强化本土认同，凝聚全民族的抗敌力量。

此时的学者对“西来说”的批判，也不再局限于学术层面，而是上升到“民族气节”的高度。金兆梓痛斥“汉族西来之说，其持论殊嫌穿凿”，认为认可该说是“背宗忘祖的行为”，正是民族自信觉醒的体现。各级历史教材对黄帝族源问题的谨慎克制，也反映出教育领域对本土认同的强化——通过传递“黄帝是本土始祖”的叙事，培养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这一阶段的黄帝身份叙事，从“借西证中”转向“以中证中”，标志着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逐渐摆脱对西方权威的依附，走向本土认同的自觉。

三、叙事的本质：历史与当代的互动，符号与现实的绑定

从“西来说”到“土著说”，黄帝身份叙事的兴衰更迭，深刻印证了“历史本质上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无论是将黄帝塑造成“巴比伦后裔”，还是“本土始祖”，本质上都是不同历史阶段的知识分子，根据当代的现实需求对历史进行的“重构”。这种重构虽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甚至偏离了学术严谨性，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却起到了凝聚民族力量、推进民族国家建构的积极作用。

需要明确的是，黄帝身份叙事的流变，并非对历史真相的刻意歪曲，而是近代中国在“救亡”与“启蒙”双重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与主动探索。在国家颓势日显的背景下，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往往优先于科学求证，历史叙事成为凝聚人心、对抗危机的重要工具。从康有为、章太炎到罗香林、金兆梓，一代学者对黄帝身份的探索，本质上是在为近代中国寻找“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答案——这一答案的核心，并非历史事实的精准还原，而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求。

四、当代启示：从“工具化叙事”到“理性化认知”的超越

站在当代视角回望这场黄帝身份叙事的流变，我们既要理解其历史必然性，也要实现从“工具化叙事”到“理性化认知”的超越。当代考古学、遗传学的研究已经证实，现代中国人源于约5—6万年前走出非洲的早期现代人，经东南亚北上扩散，与北京猿人等直立人无直接遗传联系，彻底否定了“巴比伦后裔”与“本土独立起源”的极端说法。黄帝作为历史人物，其真实性仍需进一步的考古实证；但作为文化符号，其价值在于凝聚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而非界定单一的族群起源。

近代黄帝身份叙事的兴衰，为当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提供了重要启示：民族认同的基础，不应是虚构的历史叙事，而应是基于实证的历史认知、基于包容的文化认同和基于共同利益的现实联结。黄帝符号的生命力，不在于其被塑造成“外来征服者”或“本土始祖”，而在于其承载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唯有摆脱对历史符号的工具化使用，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对待历史，才能构建起更具包容性和稳定性的民族国家认同。

综上，黄帝从“巴比伦后裔”到“本土始祖”的身份变迁，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微观缩影。两种对立的叙事背后，是相同的民族救亡诉求；叙事的兴衰更迭，是民族自信与认同的动态调整。进入当代，我们应超越历史叙事的“工具化”局限，在尊重历史真相的基础上，让黄帝符号回归其文化本源，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前进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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