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我告别女知青，辞去乡村老师去参军，退伍后发现她一直在等我

1976年冬天，我心怀不舍地离开家乡前往部队参军。军旅生涯中，后半年与初恋彻底失联。当我灰心失意的退伍回家时，竟意外地发现初恋一直都在。

我叫张建国，1957年出生在南山大队。高中毕业后，我在公社的小学当代课老师。

把粉笔轻轻放在讲台上，又抹了抹手上的粉笔灰。三十多个孩子正低着头，专注地做着我布置的默写作业。教室里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靠窗的王大勇偷偷抬起头，想往窗外瞄一眼正在枝头叽叽喳喳的麻雀，被我抓了个正着。

“先写完作业，小鸟什么时候看都行。”我故意板起脸说。

李秀英从隔壁教室经过，向我这边望了一眼。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扎着一条朴素的马尾辫，手里抱着一摞作业本。看见我正在维持课堂纪律，她掩嘴笑了笑。

那一眼，恰好跟我的目光碰在一起。不知怎的，心里忽然一跳。记得去年她刚从城里来到南山村小学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那是一九七五年三月初，我正在给三年级的孩子们上语文课。王校长敲门进来，身后跟着一个年轻姑娘。

“同学们，欢迎新来的李老师。”王校长说完，转向我笑道：“这是李秀英同志，上海知青。以后就跟张建国同志，一起负责教学工作了。”

放学后，王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建国啊，你是老同志了，多带带秀英同志。”

我点点头：“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起初，我们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每天早上在校门口碰面，她总是笑着打招呼：“张老师早！”然后就急匆匆地去准备一天的课程。

慢慢地，我发现她很有教学天赋。给一年级的小孩子们上课，总能想出各种生动有趣的办法。用树叶教认字，用泥巴捏数字，还教孩子们唱儿歌记乘法口诀。

有天下午，我们一起整理教具室。她突然问我：“建国，你说这些孩子，以后会不会有出息啊！”

我正在擦一块粘满粉笔灰的黑板，闻言停下手中的活计：“怎么突然问这个？”

“今天有个学生跟我说，他想考大学。”她叹了口气，“可是，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大学难考啊？”

我也随之叹了口气，随后坚定地说道：“我坚信，国家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高考肯定能恢复的，等他们长大成人，那时候肯定能考！”

一天，她说要去山脚下找个学生家访。我知道那边山路难走，就主动提出要陪她去。

“张老师，你说我们这样的乡村教师，到底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回来的路上，她仰头望着星空问我。

月光下，她的侧脸显得格外认真。微风吹起她的发梢，掠过她略带忧郁的眉眼。

“能做的事情很多。”我轻声说，“比如让更多孩子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比如教会他们怎么思考问题，比如……”

“比如让他们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她接过我的话。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眼前这个女孩特别美。不是因为相貌，而是因为她眼里的那份执着。

慢慢地，感情在不知不觉中萌芽。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消息打断了平静的生活——征兵通知下来了。

我老家大队的赵连长来找我，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啊，你条件不错，又是教师，去部队铁定有前途。”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父亲当年也是一名军人，还立过三等功。他常说：“男儿要志在四方。现在是和平年代，更要有人保家卫国。”

可是想到要离开学校，离开这些可爱的孩子，离开……她，心里就一阵难过。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了王校长。他听完我的话，沉默了许久，才说：“年轻人参军报国是对的，去吧！如果选上了，学校这边我会安排人接替你的课。”

最难开口的是对李秀英说这件事。

冬日的阳光透过枝叶，在她脸上落下斑驳的光影。

她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支持你。”

虽然她努力保持平静，但我还是看见她的眼睛红了。

“你会等我回来吗？”我鼓起勇气问。这句话在心里憋了很久，终于说出口。

“我会继续在这里教书，等你回来。”她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

一九七六年冬天，我告别了亲人和爱人，前去参军。

部队的生活很辛苦，也很充实，我在信里一笔一画地向秀英描述着身边的点点滴滴。

1977年高考终于恢复了，秀英给我写信，信中说道：“建国，你说得一点都没错，国家果然恢复了高考。”

秀英参加了高考，但颗粒无收，此时她家里人也给她写信，说是能想办法让她回去，好好复习。

秀英回绝了，她爱上了这里，而且心里还在念叨着那个诺言。

1979年，因为我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负伤，年底退伍回了家。

我的心情很失落，一方面是自己受伤，另一方面则是当我们回到驻防地之后，我和秀英断了联系。

我给学校的王校长写信，打听秀英的消息。

王校长说，秀英在79年春节因为父亲生病，回了上海，这都快一年了，也没下落。

我的心凉了半截，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生活还要继续，我还是回归老本行，在小学当老师。

1980年四月份，我正在给学生们上课，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推开了教室门。

来人正是李秀英，她依然穿着朴素，只是马尾辫换成了简单的短发。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李老师，欢迎回来！”

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她家里人也一直催她回上海，她放弃了好几次回城的机会。

只是这次父亲生病，她不得不回去。但事情一忙完，她又过来了。

“我答应过要等你回来。”她红着脸说，“再说，我也舍不得这些孩子。这些年，看着他们一天天进步，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一九八零年底，我们结婚了。婚礼就在学校的操场上办的，王校长喝得脸红红的，拉着我的手说：“好啊，好啊！咱们学校的两根顶梁柱终于成了一家人！”

后来我们一直在南山镇小学教书，看着一批批学生从这里走出去，有些上了大学，有的参了军，有的回来接替我们继续教书。

桃李满天下，春风化雨时。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些乡村教师最大的欣慰了。

有时我问她：“你后不后悔留在农村？”

她总是笑着摇头：“一点都不后悔。这里有我爱的人，有可爱的学生，还有我们共同的理想。这就够了。”